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并不少见,但为民请命多。而历史上那些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大多演绎了一曲悲歌,荡气回肠也罢,百折不挠也罢,都显示了知识分子应有的骨气和气节,但是,他们却很快被人们忘掉,仅有的几个也被人们往身上泼了脏水,变得不是那么高大具体了。为民请命有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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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没错,但对于权贵阶级来说,为民请命就不对了,有对着干的意思。而那些最早出现的知识分子,大多树立远大的志向,要为民请命,为民谋幸福。他们凭借自己读书写字的本事,要拯救那些愚蒙大众。于是,他们艰苦卓绝,他们无私奉献,他们九死而不悔,只是被拯救者茫然不解,无动于衷。被拯救者不理解,知识分子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就要为老百姓请命,就要为老百姓谋福利,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知识分子难道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吗?他们认为,有了钱才能读书识字,读书识字才能考取功名,才能更有钱,而为民请命纯粹是费力不讨好,也是在人生道路上严重跑偏,没有什么作为了。当然,还有读书认字之后一事无成的,不但浪费了买书的钱,浪费了光阴,还把自己活成了笑话。
在如此坚硬的功利主义逻辑推导面前,知识分子大多无话可说,他们要成为无私奉献的理想主义英雄,把老百姓看成可怜的羔羊,就拯救羔羊于水深火热之中,可是,到头来他们却发现,羔羊们并不需要他们拯救,只是低头悠闲地吃草。知识分子觉得他们可怜,可是,那些羔羊还觉得要拯救他们的知识分子可怜呢!作家萧红写到过自己小说中的人物:“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的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是该悲悯我呢!”
自屈原以来,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不乏愤世嫉俗者,不乏救世主心态,不乏忧患意识和补天情结,不乏对世事人生的大悲悯大痛苦,到头来总是发现自己可怜和可笑。究竟谁悲悯谁呢?呐喊呀,启蒙呀,运动呀,向贫穷和愚昧宣战,结果闹了个杞人忧天或多管闲事,本来还是启蒙人家,到头来却是向人家学习,学习“难得糊涂”,学习“随遇而安”,不然还能怎样?他们还是他们,不可轻易改变,而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活着不多我一个,死了也不少我一个。”甚至,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成了人们眼中的笑话和反面教材。
人们都信奉“活着就是一切”的哲学,“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活着就行,哪怕做牛做马,做奴隶也心甘情愿。一些人为了表达对恩人的感激就说:“来世结草衔环,做牛做马也要报答大恩大德!”其实,今生今世他们已经做了牛马,只求苟活下去,却不求什么人格尊严和拯救万民于水火。
知识分子是先知先觉者,知道劳动人民的辛苦,也知道资本家或贪官污吏的盘剥与压榨。在年复一年的盘剥与压榨之下,老百姓失去了话语权,只能隐忍活着,受苦受难,却视这种生活为常态,谁要是鼓动他们反抗,他们就要对谁不理解,甚至嘲讽、出卖,伙同恶势力打压、迫害,无所不用其极。说白了,他们还是做稳了奴隶,不愿意丢掉奴隶的身份,要和主子一起对抗为他们请命的知识分子了。还是鲁迅比较深刻,他说,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做稳了奴隶的人,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
做奴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奴隶身份习以为常,要一直做下去,谁想要把他们手上和脚上的锁链砸碎,谁就是大逆不道,谁就要被他们集体侮辱和讨伐。有些人即便被逼得生活不下去了,衣食无着,也不会想到反抗,而是要逃荒要饭,像狗一样活着。而反抗的那些人,经常被他们看了笑话,也被他们说中了,那就是,所谓带他们觉醒的知识分子大多为了名利,而不是纯粹出于道义。
当然,不乏屈原那样的人物,但历史上有几个屈原那样的人物?屈指可数。即便有也会被人们看成傻子,而不是殉道者。或许人们根本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只是专注于眼前的功利目的,没有看到更远大的目标,亦或许,人们猜测的往往是对的,大多数打着为民请命旗号的,都成了土皇帝,或者只是为了把皇帝推下龙椅,自己来坐龙椅。坐了龙椅之后,也就成了新皇帝。正好应了那句谶语,“少年屠龙,自身也成孽龙。”
到底是人性之恶,还是体制使然?知识分子是要救民于水火的,结果成了陷人民于水火的孽龙。但是,历史上不乏铁肩担道义、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不为名利,只为公义和正气。那么,这样的知识分子就应该被人们崇敬并世代铭记,而不是被笑话、嘲讽,被打倒在地,还要踏上千万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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