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对于拐卖儿童案，不少网友呼吁买方（也就是被拐孩子所谓的“养父母”）和卖方应该“同刑”处理，通过打击买方市场，从源头上杜绝悲剧的发生。也有一些反对意见认为，“买卖同刑”可能更容易导致“养父母”为了躲避法律制裁，想方设法隐瞒孩子来历、不配合警方调查，不利于警方解救孩子。对于拐卖儿童案，您是否支持“买卖同刑”？在司法层面实现“买卖同刑”，是否可行？
张玉霞：我是同意对收买被拐卖儿童的行为从重甚至加重处罚的，但是我并不赞同买卖完全“同刑”。因为买卖完全“同刑”就意味着对于不同的犯罪行为一律处以重刑，这看似出于正义，但其实也是一种不公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条规定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也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是指犯罪人所犯的罪行与承担的刑事责任应当是相当的。
就像收赃的行为，我们在《刑法》上面有个罪名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它就不能等同于盗窃罪。虽然说盗窃之后的物品有人收赃导致了有人去偷，但其实这是一个相对行为，并不能说收赃是犯罪的唯一原因或者由头。
这个原理在拐卖儿童罪和收买被拐卖儿童罪里面也是一样的。我们并没有办法去认定收买的行为是拐卖的唯一源头，所以两者不管是从主观恶性上，还是社会危害性上，其实都是有轻重之别的，所以我认为如果这两个罪名完全“同刑”的话，其实并不可取。
其实在实践中，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对于收买行为，也就是对买家，严格入刑。因为《刑法》中已经设立了收买被拐卖儿童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之前，根据法律的规定，如果说买方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后，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解救的，是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
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之后，把这一条修改为“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也就是说，取消了“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这一条。这也就意味着收买行为同样是一种犯罪行为，应当是严格入刑，对其追究刑事责任。
孙海洋夫妻与被拐孩子孙卓的见面现场
观察者网：随着相关案件的后续发展，在追责“养父母”这个问题上，我们往往会看到许多纠结的情况：有些是追诉时效的问题；有些是出于情感伦理层面的考虑，比如亲生父母考虑到“养父母”对孩子的投入与付出选择谅解；也有被拐孩子不希望“养父母”被追责而请求亲生父母出具谅解书的情况。在相关案件中，亲生父母出具的谅解书能使“养父母”不被追责吗？
张玉霞：《刑法》中确实是有一个追诉时效期限的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
在孙卓被拐案中，这个犯罪行为其实已经有10多年了。收买被拐卖儿童罪，它的法定最高刑为3年有期徒刑，所以它的追诉时效仅仅只有5年。但其实在《刑法》第88条又规定了：“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在本案中，当时孩子一丢失之后，从监控里面就看到了是有一个大人把这个孩子给抱走的，所以这个孩子的父母当时应当是予以立案的。虽然说当时立案之后没有能够具体锁定犯罪嫌疑人，但是这件事情当时是予以立案的，而立案应当针对的是事而不是具体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的。
买家在这个孩子带回来之后，也帮他办理了异地落户，而且声称这个孩子是自己的。这一系列行为其实也可能涉嫌逃避侦查，所以这个案件不应当受到法定追诉期限的限制。
至于被害人的谅解书，也并不是犯罪嫌疑人的“免死金牌”。因为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谅解书只是一个影响量刑轻重的情节，也就是可以从轻量刑的一个情节而已，并不能够根据谅解书就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予以免责。
郭刚堂与被拐孩子郭新振德见面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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