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谁是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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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若问起哪位中国人最受欢迎，少数人不好意思地摇头，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宏仓”，这是“玄奘”的印式发音。

一千五百年前的唐朝僧人，在印度如此受人敬重，得益于他的《大唐西域记》。而讲印度中古史，离不开玄奘的文字记录。讲玄奘取经的故事，就是在讲印度宗教史。

我采访过新德里的一所学校，向校长询问有关玄奘的教材。校长高兴地说：“啊，欢迎来自‘宏仓’故乡的人!”于是从书架上拿出英文版《玄奘印度取经记》，说这是课外必读物，并送了我一本。我看到，这本书与缩写版的《罗摩衍那》并排放在一起。

古代印度人耽于冥想，其哲学体系十分发达。那种宗教式冥想淡化了他们的时间概念，故缺少历史纪年。

在伊斯兰进入印度之前，古代印度帝王没有修坟造墓的传统，国王死后通常火化，骨灰撒在圣地，不留遗物，从古代传承下来的多是“圣迹“和“神启思想”。

那些吠陀经典和神话故事，如同印度榕树一样，远远望去是一片热闹的生命，近看则是主次难分。有些枝干比主干还要粗壮，从空气和土壤里吸取养分，慢慢自成体系。

幸运的是，中古印度人的宗教习俗和衣食住行，被中国人记录了下来，又被英国人发掘出来了。

英国人威廉·琼斯（1746－1794年）在1784年创立了亚洲学会，在加尔各答出版了《亚洲研究》。

语言学家们尝试通过解读古代文字来发现历史线索。詹姆斯·普林赛普破译了阿育王时期的婆罗米文字，使得阿育王石柱成了历史时间的指针。

考古意义上的研究始于亚历山大·康宁汉（1814-1893）。

康宁汉来到印度后，在孟加拉工程兵团服役，少尉军衔。这支部队驻扎在瓦伦纳西。

康宁汉通晓地理测绘，爱好考古研究。瓦伦拉西以北1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破败的达麦克塔兀自矗立。康宁汉推测附近的土堆可能是古代遗址。

康宁汉少尉和朋友麦尔西上校（F.C.Maisey）雇佣了几位当地人，尝试着发掘。

1835年1月18日，康宁汉挖掘出了石像和石头构件。这让康宁汉感到困惑：这片遗址属于哪个王朝？那些石像是谁？康宁汉找不到答案线索，当地人也一脸茫然。

欧洲汉学家们期待从中国古籍寻找答案，结果有了惊人发现。

1853年，法国籍犹太汉学家茹理安（儒莲，Stanislas Julien）翻译出版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在1858年翻译出版了《大唐西域记》。

玄奘的名字轰动了欧洲考古界。当康宁汉读了英文版《大唐西域记》后，他明白了自己在冥冥之中等待什么。他最初发掘的地方是鹿野苑，那些精美的人物石雕原来是佛像。

令康宁汉困惑的是，如此精美的佛像怎么会被人遗忘了呢？

早期佛教主要流行于北印度。佛教主张“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否定了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和祭祀万能。

大约在公元前250年，阿育王主持了佛教经典的第三次结集，佛教上升为孔雀王朝的国教。

从此，很多国王开始信奉佛教。大乘佛教在公元1世纪兴起，造像和佛窟陆续出现。佛教和婆罗门相互辩论，影响力此消彼长。

玄奘抵达北印度时，亲历了佛教的最后辉煌，公元8世纪，吠檀多派的商羯罗提出了“有我”和“梵我合一”思想，批驳了佛教的“无我”主张：既然佛教主张“无我”，不承认灵魂存在，何为轮回和解脱的主体？

婆罗门教吸收了佛教的慈悲思想，放弃了杀生祭祀，促进了婆罗门教复兴。印度佛教趋向神秘化，寺庙香火渐稀。

11世纪，穆斯林军队入侵印度后，给了佛教致命一击。他们掠夺了佛寺里的黄金珠宝，焚毁了寺院和佛塔。大约在13世纪末期，佛教在印度境内几近绝迹。

尽管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但是那些掩埋在泥土里的佛像却有幸躲过了一次次浩劫。

康宁汉随部队换防后，每到一地都坚持考古发掘。康宁汉在塔克西拉发掘出铸有希腊文的金币，上面人物名字是佛陀。1848年，康宁汉在白沙瓦一带发掘出了犍陀罗佛像。

面对如此丰富的出土文物，康宁汉建议英印政府组建专业考古队，对古代遗址进行系统研究和保护。

直到查尔斯·坎宁伯爵担任印度总督后，他的建议才被采纳。

查尔斯·坎宁伯爵是代表英王的首任印度总督。他开始考虑建立高等学府和录取印度公务员，以平息印度人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不满。

1861年，康宁汉以少将军衔从部队退役，组建了印度考古监管局(ASI)，全身心地投入到考古工作中。

他主持了那烂陀的发掘。当初，那里被推断为古代祭祀场所，或是帝王宫殿遗址。康宁汉根据《大唐西域记》记载的距离和方位，推断此地是那烂陀。那烂陀正是玄奘西天取经的目的地。

考古发掘让中古印度史变得丰富生动，那带有沉思和隐秘微笑的佛像，震撼了全世界。

约翰•凯伊（John Keay）在《发现印度》中记录了康宁汉的感叹：“我们无论怎样夸大玄奘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中世纪的印度历史一片漆黑，玄奘是唯一的光亮。”

玄奘描绘了一幅中古印度的全景图画，让现代人能够穿越时空，看到了当时的生活场景。1885年，康宁汉退休后返回英格兰。

考古发掘是一个持续的过程。1904年，考古学家在鹿野苑发掘出了阿育王石柱的柱头。玄奘曾描述此石柱为“石含玉润，鉴照映彻”。

1950年1月26日，这个阿育王石柱头被选为印度国徽，而柱头下方的法轮，成了印度国旗的主要元素。丰厚的古代文化遗产，让印度人有了睥睨世界的底气。

为了写一本介绍玄奘的书，我曾经带着《大唐西域记》，走遍了玄奘记述的所有佛教圣地。

一年假期，我前去拜谒舍卫城。我从北方邦小镇巴拉姆普尔（Balrampur）向西行驶17公里，看到路南侧有一土丘。

依据玄奘的记述，这里曾经有一座东园精舍。从东园精舍再往前走，在丁字路口向右一拐，几百米处就是祗树给孤独园。《金刚经》开篇便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

遗址大门口外有招揽生意的导游。他们多为印度教徒，不大懂佛教历史，但是有共同的导游套路。

他们先介绍遗址的名字，说玄奘到过这里，然后背诵一段玄奘对这里的描述。

我掏出《大唐西域记》，对他们说，这是玄奘的著作，你们的介绍都是从这里抄的。导游们窃窃私语起来，开始注视我的一举一动。

我打开第六卷，用英语给他们翻译了《逝多林给孤独园》。导游一脸羡慕和欣喜。

两位年长导游走过来，从我手里捧起这本书，用前额触碰了三次，以示敬重。他们不再招揽生意，而是紧跟着我进了园区。在佛教圣地，通常是导游带领朝圣者膜拜游览。我却带着一帮当地导游，边走边交流。

印度人有膜拜圣人的传统，把“奇迹”归功于圣人。玄奘有时也担当起了“圣人”角色。

我在科钦拍摄“中国渔网”时，碰到了一个欧洲旅游团。那位印度导游说，这是喀拉拉邦人的捕鱼方式。这是中国高僧“宏仓”带来的。欧洲游客发出一阵赞叹。

我心里一惊，那种罾网捕鱼方式应该是郑和下西洋时带过来的。再说了，中国高僧吃鱼吗？趁游客拍照之际，我悄悄对导游说，“中国渔网”是郑和带来的，是公元15世纪初的事。

那位导游一皱眉，立刻否定了我：“谁是郑和？我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他喝了几口矿泉水，又讲解起来：“中国‘宏仓’不仅带来了‘中国渔网’，还带来了中国铁锅，还有白糖。我们称白糖为cini，就是中国的意思。”

这位导游显然是玄奘的铁杆粉丝。在他心目中，玄奘还成了美食家。

他接着说，印度甜食太好吃了，你们一定要尝一尝。说完这些，那位导游摇着小旗子，带着游客转身走了。离开时，他还特意看了我一眼，有一种喜不自禁的表情。

白糖在唐朝称为“霜糖”。季羡林先生说，那是唐朝人改良印度制糖术后的成果。至于是否与玄奘有关，我去了奎隆（Kollam）记者协会询问。记者帮我查阅资料，当地史书未记载“白糖”来历，也没有提到郑和船队。

一位记者从《奎隆镇地方志》中发现了这样一条信息：“公元413年，中国旅行家法显乘船从爪哇返回到广东，许多当地人从奎隆与其乘船一起旅行。”法显是首位去印度求法的中国高僧，比玄奘早了二百多年。

法显的《佛国记》没有提到此地，中国史料里亦无记载。在我偶遇的这个小镇历史里，却夹着一行法显的脚印。

望着那蚯蚓一样曲里拐弯的文字，我一脸懵圈，觉得它们仍在历史深处蠕动。中印古代文化交流史中，不知道还有多少谜团等待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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