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园田居 | 生活理想

居所是人的生活、休憩之所，也是文人的读书之所。明朝人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吾侪纵不能栖岩止谷，追绮园之踪而混迹廛市，要须门庭雅洁，室庐清靓，亭台具旷士之怀，斋阁有幽人之致，又当种佳木怪箨，陈金石图书，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蕴隆则飒然而寒，凛冽则煦然而燠。若徒侈土木、尚丹垩，真同桎梏樊槛而已。”

这段话将居山水之间作为第一选择。在文震亨看来，如果一时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所居之地也一定要把它安排布置得有山水风味，使得“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这种对居所的选择与要求，大致上代表了古代文人的居所生活理想。这样的理想，既出于人的自然本性，也与历史上士人的隐逸有很大关系。

儒家创始人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汉魏六朝，隐居成为一时风尚，隐士之多为历代之冠。被称为“千古隐逸诗人”的陶渊明，他在那篇《饮酒》第五的诗中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首诗超凡脱俗，自道其乐，充满了对隐居生活的赞美之情。诗中那种美不胜言的恬适惬意，虽然更多来自脱离官场纷扰恶浊后的心理感受，但也毫无疑问来自于自然清新，充满生趣，能够放松心情的居所环境。

明人陈继儒说：“谈山林之乐者，未必真得山林之趣”。言下之意是，要真正得到山林之趣，必须有山林生活的体验。那么，山林生活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乐趣呢？回答是肯定的，请看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一段描写他山林生活的文字：

唐子西诗云：“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竹，与麛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漱齿濯足。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迹、画卷纵观之。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一两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边，邂逅园翁溪叟，问桑麻，说粳稻，量晴校雨，探节数时，相与剧谈一饷。归而倚杖柴门之下，则夕阳在山，紫绿万状，变幻顷刻，恍可人目。牛背笛声，两两来归，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谓妙绝。然此句妙矣，识其妙者盖少。彼牵黄臂苍，驰猎于声利之场者，但见衮衮马头尘，匆匆驹隙影耳，乌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则东坡所谓“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这则笔记记述了作者在春夏之交的一段山居生活。这里虽地处深山，却充满了山乡特有的景致与野趣，入目的是苍藓、落花、松影；入耳的是鸟声、泉声、笛声；入口的是泉水、苦茗、笋蕨；而人心的则是活在世上的惬意与满足。这里虽饮食起居简淡清苦，却给人以快乐轻松，兴来读书习字，赏画吟诗；兴尽出步溪边，与山翁闲话桑麻。全文处处显示着作者心情上的随意与行动上的从容，以及那一份了无拘束的潇散超逸。这样的生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文人的某种生活理想，表达了他们对自然、对宁静平和生活的热爱，又暗寓着对现实社会的某种不满乃至批判。为什么文人们对山林之趣与乡野之乐情有独钟？因为自然是豪宅大院之美与锦衣玉食之乐为一般文人难以企求，但更主要的则是在文人们看来，那样的生活不过是一种世俗之乐，而山林乡野才是他们真正能够放纵精神的乐园。

在这样的地方，不见了官场的尔虞我诈，没有了世俗的纷烦嚷扰，不必再发“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牢骚，正可以进入一种忘我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于是他们便将这种生活诗意化，通过文字营造出一个恬适淳朴，充满野趣，又不乏诗文翰墨之乐的世外桃源。其实，实际的山林田园生活未必就真的那么舒适优美，诗文中的那种舒适优美更多的来自于他们放松的、愉悦的心境，还有手中的生花之笔。元人陶宗仪看了这段文字后说：“余家天台万山中，茅屋可以蔽风雨，石田可以具嬗粥，虽行江海上，而泉石草木之胜，未尝不在梦寐时见也。偶读卢陵罗景纶大经所著《鹤林玉露》……余盖亦知此妙久矣。风尘鸿洞，豺虎咬人，几赋归与之诗。计无所得，又未知何日可以遂吾志也。掩卷为之三叹。”对罗大经的生活充满了艳羡神往之情。可以这样说，读过罗大经笔记不产生艳羡之情的不多，尤其是在官场经过一番摸爬滚打弄得身心交瘁的士人，这样的山居生活实在是对精神创伤的最好抚慰与疗治。即使一时无法做到，也必然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山水之居由于道路交通的原因，常常与世俗社会处于一种半隔绝状态，长居这样的地方，必然会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也会因此产生不可排遣的寂寞。纵观历史，选择长期隐居的文人，常常有政治上的原因，他们对山水之居的环境并不特别在意，目的只是隐藏自己。而一般的文人选择山水之居，更多只是为了享受山水的那一份自然清新与爽心悦目。山水之乐与出尘之想是这类文人向往山水之居的两大原因，因此，他们的山水之居，往往选择在离城市或集镇不远、又有林木泉石之胜的地方，居住的时间也以短期为多，期间照样会友或出游，否则难免单调乏味。明末散曲家施绍莘的《西佘山居记》，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

予性苦城居，颇乐闲旷。己未冬，居家泖西，而每岁春秋，必来山中，或侵寻结夏，至十月而归，而梅花时又遄至矣。居山中，雨不出，风不出，寒不出，暑不出；贵客不见，俗客不见，生客不见，意气客不见，惟与高衲、羽流、相知十数人往还。有见访者，杀鸡为黍而食之，无珍肴，家常五品而已。凡四时风景及山水花木之胜，皆谱撰小词，教小童歌之。客至，出以侑酒，兼佐以箫管弦索。花影杯前，松风杖底，红牙隽舌，歌声入云，亦甚足为耳轮供养矣。更作一钓船，日“随庵”。风日和美，一叶如萍，半载琴书，半携花酒，红裙草衲，名士隐流，或交舄并载。每历九峰，泛三泖，远不过西湖、太湖而止。所得新词，随付弦管，兴尽而返，闺门高卧。有贵势客强欲见者，令小童谢日：“顷方买花归，兹复钓鱼去矣。”此则予居山之大凡也。

施绍莘有俊才且怀有大志，但屡试不第，于是以一种多少带有颓废色彩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他在西余山建了一座别业，并于山坳水涯遍植松、竹、桃、芙蓉、牡丹等花卉树木，春秋两季携侍姬居留其间。他喜欢西佘山，与他科场不得志有一定关系，但“四时风景及山水花木之胜”无疑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他的“四不出”，追求的是一种“闲旷”生活之乐，而“四不见”意在向世人显示一种清高之态。他虽然山居，但并不自我封闭，依然与方外人士和知交往还，又常泛舟湖上享游赏之乐。这样的生活看似“闲旷”，实际上也是对科场失意的一种补偿与排解——当然，这样的生活需要钱财的支撑，非穷书生所能企望。

自陶渊明以后，历代写山水之居的诗文不胜枚举，且往往写得清新脱俗，情辞并胜，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诱惑力。山水本身的宜居环境与诗文对它的渲染，使得山水之居成为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生活向往与精神向往。

那些甘愿隐于田园陋室的人，也不是因为他们懂得知足，而是他们懂得，究竟怎样，才算是更有诗意的生活。

这种生活，不该是一种东施效颦的跟风，而当是一场自然而然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