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考古：与小人儿捉迷藏？——读《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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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旦，浙江大学数字沟通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

喉咙、声音与考古

早些年读过一本畅销小说，卡罗琳·帕克丝特（Carolyn Parkhurst）所著的《巴别塔之犬》（ The Dogs of Babel），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死者露西的丈夫、语言学教授保罗·艾弗森，倾尽心力要让家里的爱犬开口说话，以解妻子突然坠树而亡之谜，因为当时在场的只有这只狗。艾弗森不仅因此中断了自己的所有教学和研究，甚至不惜与一个利用残忍手术，改造狗的脸颊和器官以使发音的非法地下团伙发生联系，差点遭受牵连而进监狱。这个久远的记忆，最近又被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所激活。他在《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中用到了一个名为《歌德对着留声机讲话》的短篇小说，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情节：普绍尔教授所制造的一个机械装置——歌德咽喉的模型——留声机，被置放在歌德的书房中，捕捉、收集并记录房主人生前所遗留的声音频率，再经过麦克风的放大，歌德的声音在房间中悠然响起（基特勒，1986/2017：65－77），宛若重生。

从语言学角度，语音不是声源的反映（希翁，2006/2013：92-93），但就声音而言，必然与声源有直接关联。依声音寻找声源，或循声源辨别声音，均属一种惯常。语言的产生或许来自互助合作之功（托马塞洛，2010/2018：7、42-80），语音的发出则不能不以生理器官——喉咙、声道、口、鼻腔等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人以外的灵长类动物之所以没有语言，只能表达情绪性的叫声，除了不能以接收者为导向（托马塞洛，2010/2018：14）外，不清楚是否也与之发声器官的结构有关。有一点很清楚，无论是艾弗森还是普绍尔，他们所做或试图做的，正是在这方面着力，要通过改造器官而创造语音。恰恰因此，人与狗的界线被抹平，留声机赋予歌德一个新的身体。《巴别塔之犬》是悲剧，是关于现代人沟通、理解的悲剧；基特勒展示的是喜剧，是机械技术创造了新生。所有这一切，就都浓缩在了基特勒那个著名的论断中：“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境况”（基特勒，1986/2017：前言，1）。

依照米歇尔（W. J. T. Mitchell）和汉森（ Mark B. N. Hansen）的读解，“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境况”，所要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意思：人的经验与理解的基本结构和准超验标准，是由媒介构成。在这两位学者看来，基特勒的思路与福柯的知识考古，在这一方面是异曲同工。福柯认为，在特定历史时刻，知识能够成为知识，有赖于看得见、说得出之功，表明了实实在在的经验能够发生，赖于媒介在给定的时间、空间里的调节作用（米歇尔，汉森，2010/2019：导言，1）。于福柯而言，知识考古学之意，的确在于开掘知识构成的基础。按他自己的说法，知识考古不是历史，既不是观念史也不是科学史。知识考古学不是要述说“这些知识日益完善的历史”，而是揭示“其可能性状况的历史”，“显现的是在知识空间内那些产生了经验认识之各种形式的构型”。

可以肯定，如果说话语形式的构成以及对人的影响，也是基特勒所要探寻的，那么其落眼点是物质技术——“媒介”，从模拟的到后来数字的，重心是文化技艺（温斯洛普－扬，2011/2019：4），而不是米歇尔和汉森提及的福柯式“看得见”和“说得出”——经验的触及和表达。基特勒本人认可福柯是第一位知识考古学家，却不认可福柯式知识考古的“方式”——完全撇开了“媒介”。基特勒要处理的不是话语的构成，而是“关于话语渠道条件的话语”，因为“所有象征福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主体的不可言说的特质，都和传播物质性发生的变化有关联”，话语分析不仅须置于媒介技术基础之上，而且本来就是一种技术话语分析，籍此他将拉康、福柯以及德里达等思想家带入技术现实之中。这也正是普绍尔的“歌德喉咙”所体现出的意义。因此，无论基特勒本人如何避免自己的研究被称作“考古”（埃尔塞瑟，2017：76），但他本人以及目今开始流行的“媒介考古学”，显然主要与福柯知识考古的一脉有关。埃尔基·胡塔莫（Erkki Huhtamo）和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两位学者在他们所编的这本《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下面简称《媒介考古学》）中，提到媒介考古学取向所共享的相同兴趣和目标时，将福柯摆在了第一位，“对于许多媒介考古学家而言，米歇尔·福柯的作品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胡塔莫，帕里卡，2011/2018：导言，2），这是很有道理的，也为阅读该书设定了一个基点。我们就依此来看看其导言。

二

媒介考古学的“考古”

以“媒介考古学的考古”为名，导言的意图已彰显无遗：追踪“媒介考古学”的来龙去脉，为论文编选和全书构成提供依据。在两位作者看来，“媒介考古学”既非学科，也没有形成一般性共识，而是关于媒介研究的一种或一系列密切相关的路数（an approach-or a bundle of closely related approaches）。他们编纂该论文集，并没有打算要确立媒介考古学的某种正统，且为之划定一个固定的边界。相反，意在提供一个开放的论坛，引出多元的讨论。由此，也就确立了关于“媒介考古学之考古”的基本思路：既关注那些明确标以“媒介考古学”的成果，也包含那些没有类似的自我命名，但显然与之有共同兴趣和目标的研究者。于是，导言从媒介“考古”维度的发现——“媒介考古学”一语的最早使用开始，然后从媒介与文明、文化的研究、知识考古学和新历史主义的影响、齐林斯基的“变体学”、新电影史中的媒介考古，以及媒介考古学与艺术等几个方面（胡塔莫，帕里卡，2011/2018：1-15），呈现媒介考古学的“琳琅满目”，以及所已达到的广度和深度。

然而，恰也是这个“全景图”，使人生出疑惑。比如读完导言，对什么是“考古”仍然摸不着头脑，除了仅被告知是一种媒介研究的路数或者取向。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路数呢？整个导言从评估新媒介研究状况切入，在概括了其基本特色之后，指出目前一个共存的弊病：漠视历史，以为历史对于解决当代复杂的媒介文化并无裨益；而那些探讨媒介古今联系的，看上去是以历史为导向的研究和成果，却又没有方法和路径探索的自觉意识，常常把已有的“事实”当成了既成之事，忽视了事实考察者所处的时代和意识形态可能对之发生的作用。“媒介考古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在于能改变这一状况（胡塔莫，帕里卡，2011/2018：1）。总括此意，媒介考古学的价值就是可以为新媒介研究补上历史及其研究的路径。在这两位作者看来，五花八门的媒介考古学家的方法和研究兴趣，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了共同的交集。“媒介考古学家们认识到，目前受到广泛认可的当代媒介文化和媒介历史，往往只是选取其中某一部分进行叙述，而这一部分未必就是正确和相关的。出于疏忽或意识形态的偏见，还有许多内容被遗落。也正是因此，媒介考古学家构建出了关于媒介被压制、被忽视或被遗忘的另类历史”。“对于媒介文化和历史‘标准化’叙述的不满”，成为了最为可能和明显的共同动力（胡塔莫，帕里卡，2011/2018：2）。这也就难怪，在导言第一部分媒介“考古”维度的发现中，被“发现”的几乎都是做历史研究的。

无论按其词义还是实际所为，“考古”总是与历史难解难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首先就是拿历史书写开刀的。然而，正如王德威（1969/1993：6）所说，福柯的“考掘学”是与传统的“历史、史料学”相对立，根本的是史观不同，以往史学均依赖于时间座标的延续性、叙述性，“考掘学”相反，是从空间座标出发，强调历史的断层性和物质性——就像考古学的遗址遗物一样，层层累累，错综零碎，需要不断挖掘和拼凑，由此重新思考“人为”知识和历史的构成。通过考古，确信知识并不是“默无声息地在人的周围和人的隐秘处游荡的”，事实上，是知识及其话语秩序发明和构思了人，让人的形象得以显露。若知识的根本基础和基本布局发生变更，人也就像沙滩上的那张脸，随后也将被抹去（福柯，1966/2016：392）。恰是在这一点，基特勒认为福柯的思考还不彻底，仍然停留在18世纪晚期由话语体制所刻画在沙滩上的人的形态。在他看来，一百年后，即到了19世纪晚期，人不仅是依靠打字、存储等模拟媒介而持存，而且会随着沙滩被压缩成硅片而消失（温斯洛普-扬，2011/2019：95）。在这样的语意脉络中，考古与历史不是相互补充的不同的历史书写方式，而是两种对待过去的不同态度：历史总是连贯统一的，考古是充满碎片的，是要“考”出历史的多重线性，要将主流历史放入更大的语境和关系网，打开被之遮蔽的各种可能性（齐林斯基，唐宏峰，2020：131、130）。媒介考古学“不是在新事物里寻找业已存在过的旧东西，而是在旧事物里去发现令人惊喜的新东西”。媒介考古学之所以关注“碎片”——错误、不完美、有污点、不完整的东西，意在从这种不完美中，体现出人之为人的特点。在科技环境中重新理解人的概念，是媒介考古学的最为紧要之处（埃尔塞瑟，2020：95）。考古学难免牵涉到历史，历史未必就是考古学；考古学针对历史是为了解放历史而不是还原历史，以历史本来具有的多种可能性，与主流的以发展和进步为线条的大写历史形成交锋，并质疑、挑战其背后的书写规则和权力。

“媒介考古学的考古”一文，强调媒介考古是对已有历史书写的不满，突出的是其内容：“只是选取其中某一部分进行叙述，而这一部分未必就是正确和相关的。出于疏忽或意识形态的偏见，还有许多内容被遗落”，要构建出“关于媒介被压制、被忽视或被遗忘的另类历史”。这样的概括不仅含糊，而且也使人费解。选取某些部分而不可能囊括全有，本就是历史书写的常态或者说常识，“媒介考古学”也是如此。莫非胡塔莫和帕里卡心目中的“媒介考古学”敢夸口说要写出“正确”的无所不包的历史？不仅如此，当“导言”将媒介考古与所谓的新电影史、新历史主义等等互为对接的时候，就说明这些研究早就在做着“构建出关于媒介被压制、被忽视或被遗忘的另类历史”的工作，而且这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几乎是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将所有这些因其在“构建历史”，试图展现历史的新的层面，就一概套上“媒介考古学”帽子，既不能为我们理解这些研究增加了什么，也没能为我们理解媒介考古学推进了什么。更为严重的，依照这样的解释，就有可能把史观的不同，误解为材料的搜集和使用；把对历史书写规则的质疑，当成了历史书写的不全面；把历史性的问题，转化为构建另类历史的问题。在《媒介考古学》中，就有作者对这样的观点提出明确批评。埃里克·克塔滕贝格（Eric Kluitenberg）在其文章中指出，考古学有两种含义：从历史陈迹中挖掘物理对象和福柯提出的“知识考古学”。他本人是以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为准绳，将其作为书写或消解媒介历史的一种“方法”。因此，他反对将福柯考古学过于泛化，否则可能会被归入在本质上更为传统的历史方法，失去了福柯意义上话语服从于某些规则实践这样的含义（克塔滕贝格，2011/2018：49）。埃尔塞瑟也申明，他是以“记忆与存储”视野来做考古，考察媒介技术的至关重要性（埃尔塞瑟，2011/2018：96）。所以，“对于媒介文化和历史‘标准化’叙述的不满”，是否就是不同研究趋向考古学的“共同动力”，是需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的，至少《媒介考古学》内部就不“共同”。同样，脱却其背后的意涵及预设，所谓历史“标准化”和“非标准化”之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媒介考古学作为一个新的“历史学模型”，它是要把过去当成考古学的“场域”，发掘大胆思维、古怪想法和美好希望的物质碎片，以构想一个可能的未来，不被困在这个已经准备、包装及设想好的状态之中（埃尔塞瑟，2017：78、79-80），而不是对已有历史的拾遗补缺，更不是着力于一个没有意识形态偏见的非标准化历史。从媒介考古学的理论思想资源以及不同的研究来看，如果说有一个共同动力，那应该是对于已有历史叙述构成规则和逻辑的质疑，是对于这样的书写所规定的人和社会的想象的质疑，实质上就是对现代性及其提供的进步承诺的质疑。

据说晚年的福柯对“考古学”一语有着反思和质疑，在他临终前的一个讲座中曾这样说道：“考古学也许不是最好的术语，它似乎仍肯定着原初的存在。我应该使用‘无考古学’（anarchaeology）”（齐林斯基，唐宏峰，2020：126）。他自己甚至说，考古学视角下的历史，“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历史”。（汪民安，2016：XXⅥ）。齐林斯基也有类似的说法，最初他将福柯的考古学作为元方法，但很快就感觉不妥，在听到福柯的“无考古学”之前，就已经使用了“无考古学”。后仍觉得未能尽意，就又创造出“变体学”（variantology）一词（齐林斯基，2020：44），这不是想要破坏历史，不过打算创造出一些变体并整合进去（齐林斯基，唐宏峰，2020：125）。这显然让胡塔莫和帕里卡的既定思维受到了挑战，无法将齐林斯基纳入一个现成的“历史”格子里，用一个笼统的“反对一切”来打发（胡塔莫，帕里卡，2011/2018：10），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考古之“古”，不应该是指潜藏的尚未被人关注的最古元素或材料，而是无中生有，开发出的一个新底层或构成基础；考古之“考”，也不是表示有一个现成的根本的源头需要寻找，而是要从星星点点的痕迹中发现、构建一个新的“过去”。

当然，并不是说《媒介考古学》非得给出一个关于什么是媒介“考古学”的明晰界定，这变成强人所难，因为关于它究竟是什么，至今并无一个共识。在这个意义上，“媒介考古学的考古”一文就事论事，按照各自已有的研究成果，划分不同层面梳理分类，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研究的散乱，更期待也更需要编选者放出眼光、亮出观点，说清主旨，以利读者把捉其思考的路向和编选的原则。胡塔莫和帕里卡的“导言”，欠缺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明晰的交代。全书的各个部分没有一个通贯的逻辑，好像就是用一张“媒介考古学”的胶带纸，硬把它们粘在一起。为各种声音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并不意味着可以没有自己的设想，更不能成为没有设想的托辞。编者不按论文集编纂的一般做法，在导言中交代全书各个部分摆列的合理依据，而是改为在各个部分的前面以简介方式加以提示和介绍，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一点。当编者声称说，该书“想要通过方法论上的指导和启示为媒介考古学研究奠定基础”（胡塔莫，帕里卡，2019：中译本序，2）时，不仅让人感到力不从心而且明显说大了，根本就谈不上有一个什么统一的方法论，更不必说“奠定基础”，充其量是众位作者各显所能的论文集锦，读者们也只能是根据自己的趣味各取所需罢了。不过，当胡塔莫他们欣欣然于将这种没有一套可供辨识的方法论和共同目标，高声称之为“媒介考古学”的特色时，也就是主动地为质疑、反对“媒介考古学”的人输送了弹药（埃尔塞瑟，2017：76）。

三

媒介考古学的“媒介”

麦克卢汉将自己的书起名为《理解媒介》，但实际读起来却是很不容易理解（拉潘姆，1995/2000：4），这颇像“媒介”一词。据说在今天的学术气候中，媒介已经是人文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话题。可是无论是经验科学传统还是人文传统，均只是以各自研究对象的内容为中心：或者是大众媒介的内容传播过程及其所起的作用，或者是媒介如何建构了知识并进行传播（米歇尔，汉森，2010/2019：导言，1-2），媒介本身是什么反倒成了“灯下黑”。

《媒介考古学》也未能例外。对于“考古”，多多少少还有所牵涉；对于“媒介”——媒介考古学所不能或缺的关键词，则未有只字片语的说明。原因为何，难以揣测，就书中的状况观之，“媒介”所用很是随意、随性和随便。看一看全书构成的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媒介是“想象的引擎”，也就是“虚构媒介”——将人类的想象力视作一种奇异交流方式的发生场所，意味着媒介这一观念在心灵理论和大脑理论中的延伸。第二部分的媒介则转到了物质层面——“界面”，界面不仅连接了机器与它的用户，还将不同媒介连接起来，媒介考古学的重心也就随之成为“媒介间性”。第三部分的“媒介”，又成了“声音媒介和计算机软件之类的议题”，核心是软件，是对新技术核心中出现的噪音的思考，这是之前广泛关注屏幕文化和视觉性的媒介考古学所遗漏的（胡塔莫，帕里卡，2011/2018：23-24、117-119、201-203）。

若孤立地就文本论文本，每一部分的“媒介”，似乎均不无道理，然而当把三个部分的媒介并放一起时，不仅搞不清此媒介与彼媒介是什么关系，而且也根本抓不住该书关于“媒介”的基本理解和构想。换言之，如果编者以为这些都属于媒介考古学的“媒介”，那么就应该交代，他们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媒介”这一概念，比如像德布雷的“中介”，麦克卢汉的“延伸”那样，从而使得这些“想象”“界面”以及“软件”或“噪音”，具有某种“媒介”的共同特性。当《媒介考古学》把“想象的引擎”和“界面”“软件”乃至“噪音”，以“媒介”为名打成一个“包”时，给出的却是一个“闷包”，因为它偏偏就不告诉读者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视眼和察看的方式。

由此看，这样的提醒是十分必要的：“理解媒介”不仅指（或主要指）理解单个的媒介形式——电、汽车、打字机、布帛——而是要从媒介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米歇尔，汉森，2010/2019：3-4）问题的关键恰也在于此，从媒介角度来考虑问题，首先必须说清楚什么是“媒介”，这就又回到了原处，回到那个“medium”。

源自拉丁文medium的“媒介”，意指中间。“Medium”最古老的含义是指“中介机构”或“中间物”，与某种特别的物理或哲学的观念有关，即一种感官（或一种思想）要去体验（或表现）必须有一个中间物。19世纪中叶以来，Media——这一复数名词才被普遍运用（威廉斯，1976/2005：299-300）。以此看，德布雷（2000/2014：122、125）将之称为“中介”，是“中间环节”；齐林斯基（2002/2006：8）认为媒介，乃是为业已进行的想把被分割开来的东西加以结合的那种尝试提供行动的空间，看来都与这样的词源相关。

“medium”和“media”，一为单数名词，一为复数名词，但二者在词意上并不完全等同。据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前者一直存有“元素”“环境”或“位于中间位置的载体”之义（彼得斯，2015/2020：54）。“medium”是在16世纪末，至少不晚于17世纪初，在英文中被广泛使用。“media”开始得到普遍使用，是在广播与新闻报纸日渐重要的时候。在这样的背景下，到了20世纪，“media”也就等同于大众媒介（mass media）。正是因为如此，关于印刷与广播是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物质性”或者“符号系统”的“media”，也就产生了歧义，因为它们受制于其他的目的，具有社会的面向（威廉斯，1976/2005：300）。换句话说，在一些人眼里，“media”已不是原来那个偏向自然物质性的纯粹的“medium”的聚集。米歇尔和汉森正是顺着这样的思路，认为“media”这个概念具有双重含义，除了指“人类在某一具体历史时刻所具有的各种单个媒介形式之外”，更重要的是指“一种技术的形式，或形式的技术”，实际上就是一种普遍的“媒介性”（mediality），是一种“调节”。更具体地说，“媒介性”表明的是，传媒具有的开拓世界的作用，开启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以及我们所有的能动性和经验的不同可能性，而这样的“区别可能性”，也被传媒赋予的限制所确定（克莱默尔，1998/2008a：6）。作为一个集体单数名词的媒介（media），就是这样象征着技术人类学方面的一个深刻、普世概念的运作。这样的一个概念，既是一个新发明，又是一个对人类生命形式进行最深处的考古发掘的工具。因为媒介——人与技术的这种关系不仅是最小的关系因而也是不可再化约的，而且是人类进化和演变过程中时刻存在的普遍状况——不是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境况，媒介就是我们的境况。只有到了这样的时候，当媒介能够被视为单数——它不是单个媒介形式的叠加，事实上它大于单个媒介形式的叠加之时，媒介研究开始有了自主性，“从内容转向媒介，从不同内容之和到集体单数”（米歇尔，汉森，2010/2019：2、3、11），才有可能从“媒介”这个角度考虑问题。

“媒介思想（media thinking）总是与媒介实践（media practice）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二者互相影响。通过建构媒介、制造媒介——无论以艺术的形式或是设计的形式——我们才创造了一种思考媒介的方式。媒介思维就已经暗示着建立、制造媒介，反过来也一样”（齐林斯基，2020：47）。《媒介考古学》是二者皆无：既无通过建构“媒介”来创造一种思考媒介的方式，也没有打算用一种清晰的“媒介思维”来建立和制造“媒介”，而是各有各的媒介：可以是文化意义上的“主题”，可以是记忆或者记忆魔板；可以是一种媒介式的虚构想象，也可以是某个机械（数字）技术……；这些“媒介”又各有各的用途：或者是作为其来历的考据，或者是出于精神分析的需要，或者为展示电影和前电影的纠缠，或者是关注技术在话语构成中的作用……全书的“媒介”，就是所有这一切的集合。参与该书的作者之一沃尔夫冈·恩斯特（Wolfgang Ernst）说，“媒介不仅是媒介考古学的对象，也是其主体”，媒介考古学不是对过去“死亡媒介”的怀旧收藏，而是一种分析工具，一种分析和呈现媒介的方法（恩斯特，2011/2018：233、231-232），这是很有见识的。颇使人诧异的是，《媒介考古学》的问题，恰恰在于没能让“媒介”构成一种分析工具，至少在编者的意识里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从而也就使得全书明显是偏向了恩斯特所反对的那一面，尽管它们不都是“死亡媒介”。

或者在编者看来，对于“媒介”概念的放任自流，是为了显示其开放和多元的态度。当然，也不排除在集体单数名词“媒介”的双重含义中，《媒介考古学》的编者仅仅意识到乃至采用了其中的一个含义，即各种具体的媒介物。但无论如何，这都使得《媒介考古学》中的“媒介”，因为没有一个共同的指向而显得混乱，让人的印象“媒介考古”实际就是“考古媒介”，是任性所为的自娱自乐。由此带来的后果，正如米歇尔和汉森曾经指出的那样：以单数形式和复数形式的媒介为焦点，忽视了媒介性或者“媒介角度”，这样就会有将媒介推向实证论从而将调节行为琐碎化的危险。以单数形式的媒介为焦点的研究损失的是更宽泛意义上的存在的分量感，损失的是媒介调节操作与人类生命形式之间的联系（米歇尔，汉森，2010/2019：5-6）。“媒介考古学”的意义和价值，也因此在书中不仅得不到充分体现，反而使人产生怀疑。

四

结语：“与小人儿捉迷藏”

由于《媒介考古学》对于自己的两个关键词——“媒介”与“考古”，均缺少学术意义上的考量和交代，没能显示出应有的共同取向和立足点，致使这本编者自称的“有关媒介考古学的首部论文集”大为减色。毋庸置疑，编者要“坚持多元”是很值得肯定的，但“多元”不是“无元”，而且是必以“元”为基础。《媒介考古学》中的确不乏有价值并值得一看的文章，但“媒介考古学之考古”，却未能展示它们的精彩，甚至因为编辑的思路和主旨不明而遮蔽了其光彩。

由此想到该书编者之一胡塔莫为该书所提供的《拆除神话引擎：作为主题研究的媒介考古学》一文，里面有一个小标题——“与小人儿捉迷藏”，恰好可以拿来作为我对《媒介考古学》的总体印象：其“媒介”似乎就是那些在此处或彼处隐藏着的各种“小人”；其“考古”，就是将躲在隐秘处的“小人”一个个找出来。而“与小人儿捉迷藏”基本上是各玩各的，无需“媒介”的规则，亦无需“考古”的规章，各不相扰，自也谈不上有什么交集，“旌旗招展空翻影”。如果这就是两位编者所认可并坚持的理念：媒介考古学目的在于开放的多元的“关于被压制、被忽视和被遗忘的另类历史”的构建，而且认为这即其“方法论”，那么，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逼问福柯的那个问题，也就成为两位编者以及出自其手的《媒介考古学》不容躲避而且必须回答的：“给这个分裂作史在此又意味着什么呢”（德里达，1967/2001：70）？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8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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