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上海称为“魔都”的村松梢风，当时结交了哪些朋友圈？

【编者按】1924年，日本小说家村松梢风（1889-1961）出版了《魔都》，记述了他的在沪见闻，随着该书在日本热销，上海的“魔都”意象逐渐在日本传开和放大。2018年，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徐静波将该书翻译成中文，使更多普通读者知道了“魔都”一词的诞生及其内涵，也让人窥见了近代历史中的一些上海风貌。
根据徐静波多年的研究，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日文书籍中有关上海的资料相当丰富，展现了邻邦日本的“他者”视线中的上海，一定程度上也为上海史研究提供了许多线索和参考。2021年11月，收录着这些精选且珍贵史料的《魔都镜像：近代日本人的上海书写（1862-1945）》 付梓出版，徐静波教授以简练清晰的笔调，为读者勾勒出了自1860年代初至1940年代初这八十年来东邻日本人对上海乃至中国的感知、体验和认识的大致轨迹，自然，也因描述者处于不同的时代以及不尽相同的立场和视角，这些描述也呈现出了五色斑斓的多元色调，由于相当一部分的记录是当年比较扎实的田野调查的结晶，因而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让读者踏入一个“他者”眼中的活色生香的历史上海的现场，同时又可从中察知近代日本人对于包括上海在内的整个中国的基本视线。
经出版社授权，摘选书中有关村松梢风在沪时期的社交活动的研究片段，看一看他在魔都结交了哪些朋友圈，和田汉、郁达夫、郭沫若等文化名人碰撞出了怎样的火花？

《魔都镜像：近代日本人的上海书写（1862-1945）》，徐静波 著，上海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

四次来沪，为了“看一下不同的世界”
1923年3月，村松梢风登上了驶往上海的轮船。“说起我上海之行的目的，是想看一下不同的世界。我企求一种富于变化和刺激的生活。要实现这一目的，上海是最理想的地方了。”

村松梢风 (1889—1961)

据对各种文献的梳理考证，可知在1923—1925年间，村松梢风总共到上海来过四次。第一次是1923年3月22日至5月中旬，约二个月，据村松梢风自述，初抵时寄宿在西华德路上的日本旅馆“丰阳馆”，大约在4月10日左右，他移居到老靶子路（今武进路）95号一处房东为俄国人的公寓（此建筑今日仍然留存）内。第二次来上海，是在1925年4月初至5月10日左右，住在前述的“一品香”旅馆。第三次来上海，是1925年6月10日左右至6月底，下榻于日本旅馆“常盘舍”。第四次来上海是1925年11月初，下榻在“丰阳馆”，约一周后，移至“一品香”住宿，经人介绍一度又曾短期入赘到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北侧小路上的名曰“平安里”内的一户中国人家里居住。断断续续在上海总共居住了大概半年时间。

村松梢风《魔都》扉页

《魔都》，【日】村松梢风 著，徐静波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

开启日本作家和上海新文坛交流
1923年村松梢风在上海与田汉、郭沫若、郁达夫等新文坛作家的交往。在近代中日文学关系史上，日本作家与上海新文坛的关系发生，大概肇始于1923年春天的这次村松梢风的上海之行。1918年10月，作家谷崎润一郎自北而南来中国游历，试图在上海寻访中国新文学作家而未果其时创刊于上海的《青年杂志》已移往北京，北京文坛上开始出现了一些新气象。1923年3月末，作家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派遣来中国踏访，虽然后来在北京见到了胡适（1891—1962），但在上海还是未能接触到新文坛，只是会见了章炳麟、郑孝胥和李人杰（即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汉俊）三人。与此后大部分日本文人通过内山书店的媒介与中国新文坛发生接触的情形不同，村松梢风是自己径直寻找到田汉的，日后在田汉举行的家宴上又认识了郭沫若等一批创造社的新锐作家，彼此间的交往，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
在初次来上海的途中，村松梢风怀里揣着作家佐藤春夫为他写给田汉的介绍函，自然，他原本与田汉并不相识。这次获悉村松梢风将往上海，佐藤春夫想起了上海有他的熟人田汉，便给他书写了一通介绍函。

佐藤春夫 wiki 图

田汉与佐藤春夫的相识，始于田汉对佐藤春夫的投书和面访。田汉于1916年8月自家乡湖南经上海东渡日本求学，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受世风熏染，钟情于文艺，不久与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的郭沫若等结为同志，1920年在东京创作了《梵娥琳与蔷薇》《咖啡店之一夜》等剧本，并在东京上演。田汉那时比较倾慕佐藤春夫的文名，曾数度造访，后又曾伴同郁达夫往访。1922年秋，田汉自日本回国，供职于上海的中华书局编辑所，与佐藤春夫间似仍有书函往返。
据《不可思议的都市“上海”》（后改名《魔都》）的叙述，到达上海几天后，村松梢风独自一人找到了田汉供职的中华书局，将名片和佐藤春夫的介绍函递给了门房后，他被引进了会客室。不一会儿，田汉迎上前来，说一口流畅的日语。当得知村松梢风现居住在西华德路（今长治路）上日本人经营的旅馆“丰阳馆”时，田汉热情地邀请他住到自己的家里来。村松梢风这样记述了他当时对田汉的印象：
我们俩仿佛一见如故。田汉君约有二十六七岁，是一个瘦瘦的高个子青年。长长的头发不是用梳子，而常常是用手指往上挠抓，因此都乱乱蓬蓬地缠绕在一起。苍白的神经质的脸上，一双大眼睛总是忧郁地、似乎有点惊恐地不住眨动着。其身上上下都穿着浅绿色的棉衣裤。（《魔都》，第47页。）

青年田汉

下了班后，田汉热情地邀请村松梢风一起去他在民厚北里的寓所。“折入一条弄堂一直往里走，在尽头处有一扇大门，一丈左右高的木门半掩着。约有门两倍高的围墙将邻家隔了开来，其处有一棵似是朴树的古木枝叶繁茂。田汉噔噔地快步走上了狭窄的楼梯，将我带到了二楼他自己的书房。书房内有一张简朴的床，书架上放满了英文的小说和日文的文学书等，书桌上放着一部文稿的校样。”（《魔都》，第49页。）
田汉向村松梢风滔滔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以现在我们所知的田汉的生平事迹来参证，村松梢风的记述大抵都十分准确。谈话间，话题转到了中国的文坛，田汉向村松梢风讲述说：“现在中国的文坛死气一片。传统的文学几乎都徒具形骸，毫无生命力。现在势力最盛的是在上海出版的通俗文学的杂志和书刊，都是些低级庸俗的东西。我们的一批朋友聚集起来创办了一份《创造》杂志，其中有中国最新锐的小说家郁文（达夫），诗人、剧作家郭沫若，批评家成灏等。什么时候我把他们介绍给你。我自己呢，以前主要是在做翻译，今后想主要从事创作。”（《魔都》，第51页。）

创造社出版部旧址位于虹口区四川北路1811弄41号。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成立的文学社团，1921年7月中旬在日本东京成立。初期成员主要由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组成。1926年4月创造社出版部成立于宝山路三德里，1928年1月迁此。旧址于2006年被虹口区人民政府公布为虹口区纪念地。上海市重要革命遗址通览 图

《创造月刊》创刊号封面

随后田汉又陪同村松梢风外出，在电车上兴致勃勃地向他介绍中国的各类民众艺术的种种特点和魅力，说得村松梢风怦然心动，当晚即央请田汉带他到新世界去观看。在田汉的影响下，后来村松梢风竟成了大鼓迷，虽然其唱词并不能听懂。他感慨地说：
最初是从田汉君那里听说了大鼓的妙趣，此后为了听大鼓，我又曾数度到新世界去，慢慢听熟之后，其内含的妙趣也就渐渐能领会了。不过那儿不仅见不到洋人，连日本人的踪影也难以寻觅。夹杂在中国人的人群中，品味只有该国的人才能欣赏的特别的艺术，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融入到了他们的生活中。想到这一点，我感到了一种他人难以体会的愉悦和满足。（《魔都》，第59—60页。）
几天之后，村松梢风接到了田汉的书函，邀请他去家里吃晚饭。在这次湖南风的家宴上，他认识了郭沫若、成灏、林祖涵等一批创造社的同人。

郭沫若与冯乃超（革命活动家、教育家，中国现代诗人、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创造社后期的中坚和主将）在上海

1910年至1912年，哈同以旧式里弄建筑风格，打造了民厚南里、民厚北里两个现代社区。民厚南里、北里建筑完毕不久，受所笃信之佛教影响，为称颂佛的慈悲为怀，哈同夫妇决定将其产业全部更名，以“慈”开头。这两个现代小区又改名为慈厚南里、慈厚北里。图为今日慈惠南里。上海地方志办公室 图

这次家宴之后过了两三天，郭沫若与田汉、成灏一同去看望了住在靶子路（今武进路）上的村松梢风，并由郭沫若做东，一起到三马路（即汉口路）上的“美丽”酒家去吃四川菜。沿路顺便去了四马路（即福州路）上出版《创造》的泰东书局，村松梢风在那里购买了一册郭沫若的《女神》，并在日后撰写的《不可思议的都市“上海”》（即后来的《魔都》）中介绍了郭沫若的新诗，还全文引述了其中的一首《上海印象》。
这次在“美丽”举行的晚宴，上次因有事未能参加的郁达夫也赶来了。“于是一下子增添了很多热闹。他实在是一位令人愉快的才子。今日大家都穿了西服，但郁君的模样尤为清新脱俗。他的日语极其流利，语调流畅圆润。”（《魔都》，第95页。）

1926年3月18日，创造社同仁同赴革命运动正蓬勃发展的广州，左起：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在这次酒宴上，田汉演唱了一曲湘剧《空城计》，“他唱得很精彩，而且从丹田之中发出的那种悲痛的腔调，最易使人联想起中国古代的故事”（《魔都》，第96页。）
此后他们之间又曾有数度交往。有一次村松梢风感慨地说郁达夫真是一位才子，“郭沫若笑着接口说，‘真是一位才子，我们之间都把达夫称作为江南才子。’郭君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出生于四川，现在携妻带子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上海，他对上海喧杂污浊的空气非常厌恶，他真切地对我说，再稍过一段时间想到乡下去生活”（《魔都》，第97页。）参照郭沫若这一时期发表的文字和其他有关文献，这一想法应该是郭的真情流露。
（本文标题、小标题均为编者所拟，内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