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退保”疑云，在2021年依旧是各大寿险头部险企的一根心头刺，涌动江湖。
中国银保监会继去年发布《关于防范“代理退保”有关风险的提示》后，近日再度发布《关于防范“代理退保”等风险的提示》，直指“代理退保”三大风险隐患：
①虚假承诺、伪造证据等不法手段阻碍消费者正常维权。
②危害消费者财产安全，暗藏集资诈骗风险。
③危害消费者信息安全权。
定调其“风险高、危害大”，提醒消费者“如果发现合法权益受到不法行为侵害，应及时向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反映”。
值此行业转型焦虑期，一众头部险企纷纷深陷人力、新单、新单价值、保费规模放缓乃至负增长之艰难时段，不断激增的退保金额，与日渐做大的系列退保案串联，可更知当前行业经营主体对“代理退保”之深恶痛绝。
加之偶见司法宣判，代理黑产之名不胫而走，联想渠道内部博弈、尾大不掉的封疆重镇、积弊多年的原有营销体制，和举步维艰的当下生存环境，皆放大了退保产业链之影响，一定程度上或许会扮演那根“稻草”的角色。
但也有追心一问，监管、司法、行业主体的多重努力过后，代理退保何时休？这一切或许还要从源头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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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Today-
纵览代理退保发迹史：已具产业规模化，多地监管局密集发文提醒
代理退保最早可追溯至2016年以前：即1.0阶段，作坊式单点运作，集中在海南、湖北等地；
2016-2018年为2.0阶段，伴随代理人攀上顶峰的八、九百万之巨后，超高的脱落率之下，大批淘金者闻讯赶来，线条片区作战，组成团队，打破个人作战的模式，2-3人协同拜访客户，多数团队规模达到十几人。
此时，有保险公司关系者成为黑产中介的香饽饽，出现保险公司内部员工参与的作案常态化。
2019-2020年，“打着保险卫士”的口号，保险黑产规模化，触角开始延伸至珠三角、长三角，两个片区逐渐变为黑产的重灾区。此后逐渐泛滥整个行业，进入规模化的3.0阶段。
事实上，关于代理退保，早在2018年开始，各地银保监局就多次发文提醒消费者，效果甚微。
直至2020年6月，为摸清近期辖内人身险公司退保风险底数，上海、广东等多地银保监局决定，开展人身险公司退保风险排查工作。随后，保险公司也开始抱团取暖、通力协作，对全额退保黑色产业链进行调查，收集证据。
但当时正值疫情前的保费恢复期，尚可的保费增速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一事件处理的迫切性。
2020年，也似乎出现了股事的拐点。百年不遇的疫情到来，个险渠道遭遇史无前例的增长困境，增员无门中，代理退保潮起，产业链化、规模化成型。
多地保监局发声提醒后，2020年4月银保监会发文提醒消费者要警惕“代理退保”的风险隐患，同时也要求各保险机构提升内部管理和服务水平。
同年年底，多方努力后，震动行业的上海浦东退保黑产大案告破，数百警力分赴四川、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排查、守候，抓获余某、马某等嫌疑人71名，涉案资金超1600万元。
几乎同时，全国首例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被判刑的退保黑产案件宣判。
与浦东案件类似：公安发现周某背后有一个至少8人的团伙，无保险从业资质，非法窃取消费者信息，涉案金额6000多万。最终，嫌疑人周某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如当前的监管语境而更为频繁的各地银保监局风险提示来看，这一情况并未得到改善。
根据《今日保》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陆续有：
吉林银保监局《“代理退保”勿轻信，合法渠道来维权》、《关于防范代理“维权退保”,“减免息费”,“征信修复”及“保险退旧买新”骗局的风险提示》；
山东银保监局《关于严厉打击保险领域恶意代理投诉行为净化金融生态环境的通告》《以案说险，防范代理退保风险》；
海南银保监局《警惕“代理退保”风险 牢记依法维权渠道》、《2021年金融知识普及月之“以案说险”系列之一》；
北京银保监局《北京银保监局消费者风险提示：警惕购买保险后的三类骗局》；
重庆银保监局《关于警惕“代理退保”陷阱 依法理性维权的提示》；
辽宁银保监局《关于防范金融领域代理投诉风险优化营商环境的通告》，发布《关于防范“非法代理投诉”风险 树立依法维权意识的提示》 ；
内蒙古银保监局 《关于防范非法“代理退保”风险 切实维护金融秩序的通告》......
多个省市监管局密集发布代理退保相关风险提示，似乎也说明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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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Today-
一个必须关注的大背景：代理退保因何出现，大公司何以如此恐慌？
代理退保因何出现？
业内也大多明白，这是长期以来营销体制下疯狂增员的副作用。事实上，增员即客户的粗放发展时代，以头部寿险公司为主的主流个险打法就是快进快出的增员策略：要做多少保费就增多少人。于是，超高的脱落率、大量的自保件，以及这种模式下培育多年的代理人之反噬，或者说黑化，都汇集成为当今代理退保的根源。
尤其是在行业保费、新单、人力、新单价值等核心指标整体下滑的背景下，代理退保无疑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令一众大型险企如鲠在喉。
根据公开数据：2021年前三季度，五大上市险企退保金合计达1205亿元，较上一年度同期明显增加。具体看，除人保寿险外，其余四家个险底蕴深厚的头部险企退保金都出现大幅增长，远高于保费增速。甚至部分企业前三季度退保金额，已经超越去年全年。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退保金额中必定包括了战术性退保之保费。这一策略多见于个险基础羸弱之险企，即名义上为长期险种，但在第三或第五保障年度现金价值达到顶峰，且不再有退保损失，并有意引导客户退旧买新。
剔除这部分保费，其余长期险种多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缴费、保障期限之险种，如重疾险、长期寿险等，每一元退保金额的背后吞噬的是不仅是对应其退保金额十倍甚至更多的保费规模，还有寿险公司的盈利源头边际剩余价值。
是故，表面看代理退保令本就规模承压的人身险公司情况更为严峻，长远看这其实透支了人身险公司的未来成长。
这也是大公司对代理退保如此愤恨，如此焦虑恐慌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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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Today-
雪上加霜的还有：代理人流失超百万，双重催化退保压力
这是千亿退保之下，体现上市寿险公司一重压力的表格。
前三季度，人身险行业保费收入2.7万亿元，较去年同期下滑0.13%；上市险企中，仅中国人寿与新华保险实现了微增，平安、太保与人保寿险均呈现持续负增长态势。
巨头险企尚且如此，其他中小保险公司又当如何？最能体现人身险公司未来增长的新单保费：
前三季度国寿首年期交保费为915亿元，下滑13.7%；新华首年期交保费351亿元，下滑2.4%；人保寿险首年期交保费326亿，下滑13.6%。再从新业务价值看，前三季度中国人寿新业务价值下滑19.6%，平安人寿下降17.8%......均是两位数以上。
而业务下滑的另一面就是销售人力的大量流失。
上半年，五大上市寿险公司代理人较年初骤减超80万。
转瞬第三季度数据在下滑，看两大巨头：
国寿人力较二季度末再减24万人，跌破百万大军，仅剩98万，而去年同期多达166万；
平安人寿代理人也从上半年的87.8万人下降为70.6万，减少近20万。若按照上半年流失比例看，前三季度五大上市险企代理人较年初流失超过150万。
按照3年期或者5年的战术性退保推定，当前寿险业不仅面临着2017年前后销售之部分产品到期给付压力，还要面对行业改革下的保费下滑和队伍的大量脱落，以及大量代理人流失直接导致的自保件退保。
消费者权益之外，这或许也是监管和投部公司如此重视代理退保的原因。在行业整体低迷的时期，代理退保的泛滥必然会加剧行业的困境。
因此，行业转型之下，根治代理退保的呼声十分迫切。毕竟治本之前必须先治标，更不能放任不管出现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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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Today-
根治巨头两大出血点：代理退保与飞单，“双录”会否随之而来？
纵览当前行业之风险，无疑前端增长之压力最为严峻，这又以头部企业为主。因之巨大的体量，牵一发而动全身。放眼望之，代理退保和与之密切相关的飞单，正成为前端新单业务两大出血点。
或许正是基于上述背景，维稳行业、维护消费者利益，近来监管对代理退保行为数度警示，并不断发文规范销售端：先是山东、江西、厦门等试点不断升级“双录”，又在下半年规范自保件问题。
如8月，北京银保监局率先对销售人员行为发文管控，下发了《关于规范销售人员自保件和互保件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明令禁止了销保险销售过程中为了业绩考核购买自保件、互保件等行为。
在开门红前夕，重庆银保监局再度就自保件问题发声，下发了《重庆银保监局关于规范人身险销售人员自保件和互保件管理的通知》，从禁止直系亲属购买、建立管理制度以及加强可回溯管理方面对销售流程进行规范。
“双录”多地试点后，全国“双录”征求意见稿也在6月发出。
6月，银保监会消保局下发《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在电网销售、面对面销售、车险、银保等渠道均做出相关规定。
从《征求意见稿》的内容看，全国版的双录是针对消费者全领域、全渠道实施的政策。考虑到代理退保中大量案件存在一定销售误导因素，全国版“双录”的实施必然也将成为降低退保黑产的一种手段。
临近年底，《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保险机构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有关事项通知》的下发，明确了线上线下业务分类监管思路，大量容易涉及销售误导之产品多归于线下渠道。这意味着皆在双录范畴之内，也将在一定程度止血飞单问题。
连续的代理退保警示和自保件规范、互联网保险新规等监管组合拳之后，双录还会远吗？毕竟治本之前，必须治标稳定下来。
当然，上述皆治标之策，真正的治本还是对于整个寿险营销体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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