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内诚于心，外信于人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古往今来，诚信的力量从来都不容忽视。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广为流传，季布一诺千金的佳话不绝于史，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烽火戏诸侯”失信于天下，“狼来了”的游戏也必将付出惨痛代价。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为何将“诚”与“信”联系在一起？“诚信”一词最早何时出现？

在古代汉语中，“诚”与“信”二者互训，也就是说二者可以互相解释、意义相通。“诚”是一个形声字，《说文解字》说：“诚，信也。从言，成声。”“信”是一个会意字，《说文解字》说：“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在现代汉语中，我们也将“诚信”二字连用，表示处事真诚、老实、讲信用。

实际上，“诚”和“信”的语义侧重有所不同。“诚”侧重内心层面，指内心情感的真实无伪、自然流露。《荀子》中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君子陶冶思想性情，提高道德修养，没有什么比“诚”更重要的了。《礼记·大学》中也说：“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其意真诚，其心方能端正。而“信”则侧重于人际交往层面，指言而有信、遵守信用。《论语·为政》有云：“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讲信义，不知他该如何立足处世。《春秋榖梁传》亦云：“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可见言语真实、言而有信的重要性。诚于中，信于外，内诚于心，方能外信于人。

最早将“诚”与“信”二者连起来使用的，是春秋时期法家的管仲，《管子·枢言》中说：“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仲突出了诚信的重要性，明确将其看作是天下伦理秩序的基础。儒家更是十分重视诚信的作用。孔子强调“民无信不立”，指出诚信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思想，是国与国之间交往所应遵守的道义标准，更是人们交往应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要做到“言而有信”。孟子在孔子诚信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将“朋友有信”与“君臣有义”、“长幼有序”、“夫妇有别”、“父子有亲”相结合，统称为“五伦”。汉代董仲舒将“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将其视为最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

诚信是必不可少的人生素养和行为操守，是最基础的价值观和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北宋大儒司马光一生“以至诚为主，以不欺为本”，无论是为官、治学还是处世，始终秉持诚信之道，这得益于良好家风的熏陶。宋人邵博所作《邵氏闻见后录》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司马光五六岁时，想吃青核桃却不会剥，司马光的姐姐想帮他把皮剥掉，却也没能成功，姐姐有些气馁，就先离开了。此时恰巧路过一位婢女，她用热水将核桃烫了一下，轻轻一剥皮就下来了。姐姐回来，问是谁剥掉了核桃皮，司马光回答说：“是我自己剥掉的”。此言刚好被司马光父亲听到，他立即严厉训斥道：“小孩子怎能说谎骗人呢？”此事让司马光刻骨铭心，相传，年长之后，他还把这件事写到纸上，时时告诫自己不能说谎。正所谓“爱子，教之以义方”，司马光终生践行“诚信”二字，正是因为在小时候，父亲便将诚信这颗种子深埋在他的心中。

诚信，乃道德之根基、人格之底蕴、立世之根本，众多家族的家规家训中，“诚信”都是一则重要内容。西晋羊祜《诫子书》中说：“愿汝等言则忠信，行则笃敬”，旨在说明言而有信、言出必行的重要性。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自幼在《程氏家训》的教育下成长，家训中有“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不信不立，不诚不行。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的教诲，意在说明诚信是君子修身立德的重要途径，是为人处世的重要原则。清代廉吏汪辉祖在《双节堂庸训》中说：“以身涉世，莫要于信。此事非可袭取，一事失信，便无事不使人疑”，旨在告诫后世子孙，人生在世，一事失信，事事受疑，必须以诚信为先。

对个人而言，诚信是立身之本，是做人做事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对企业而言，诚信是无形资产，靠信誉打造品牌才能赢得百姓信赖；对社会而言，诚信是公序良俗，是社会和谐和睦的基本前提；对国家而言，诚信是软实力，是国家发展、国际交往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

诚信，既是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一份契约，更是自己与良心的一个约定。从长远计，人人都要加强自身诚信建设，让诚信真正成为一种思想自觉、一种行为习惯，为个人和社会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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