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新时代“红色经典”的创作与创新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谈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这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出自“红色经典”电影《铁道游击队》，歌词寥寥数语，道出了游击队员的坚强意志和乐观精神。

铁道游击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所属的鲁南铁道队。这支队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临城(今薛城)为中心，创造了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有力地打击日军，成为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个标志性符号。

1956年，他们的故事被改编成电影《铁道游击队》，留下了宝贵的红色文化遗产。今年11月19日，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即将以全新的面貌再次登上大银幕，由华谊兄弟出品，杨枫导演，张涵予、范伟、魏晨等主演的电影《铁道英雄》，将重现这一鲁南“红色经典”。

作为一种珍贵的文化遗产，“红色经典”电影在21世纪的影视作品中被不断衍生和再次创作，以不断创新的面貌出现在大众面前，成为当代文艺创作的有机成分。本期文章，华谊兄弟研究院（ID:Hbresearch）将回顾“红色经典”的概念定义及发展，浅析“红色经典”在新时代呈现的多重方式。

“红色经典”概念的定义和历史发展

关于 “红色经典”概念的辨析，一直没有官方的、明确的界定，甚至从现当代文学史的源头追溯开来，学界对“红色经典”也莫衷一是。当代“红色经典”的确立标准，更多是从文学与政冶的关系来考量，侧重文学的教化、劝诚和认知功能，超越其审美和情感的功能。

如果要从“红色经典”的内涵所涉及的文本范围来看，当代的标准，还是要追溯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各个时期的论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文艺为工衣兵服务，文艺为大众服务，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创作方向，标志着新文学与工衣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开始。

在《讲话》 精神的指导下，贯穿了抗战文艺、解放区文艺以及工农兵文艺的“延安文艺”成为 “红色经典”。其主要的文艺形式也不仅限于文学，还包括戏剧、民歌、诗歌和绘画等，诞生了像《白毛女》等日后被纳入“红色经典” 名目的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延安文艺”依靠逐渐体制化的政治文化力量，建立起了新的话语体系，同时影响着新的文化生产。

进入文学史上 “十七年时期”（1949-1966)，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为代表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成为“红色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杨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此外，《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太阳照在桑千河上》《小兵张嘎》 等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程的文学艺术作品，这些“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作品构成了经典的社会主义文学形态。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红色经典”文艺作品(主要是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有两次热潮：第一次几乎与“十七年时期”同步，贯穿了整个50年代直至60年代中期，在1959 年达到顶峰。这一阶段重要的改编影片包括《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等。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以来到21 世纪初的新时期，伴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的推进和商业电影类型的探索，“红色经典”的影视“改编热”再度成为文学文本“跨媒介”传播的重要形式。

“红色经典”的多重呈现方式

改编与翻拍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到21世纪，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和中国影视产业化进程的推进，“红色经典”的影视改编热潮已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社会文化现象。

从小说到连环画、从电影到电视剧、从游戏到歌舞剧，“红色经典”文本被改编为多样化的体裁与样式。在这些改编或翻拍作品中，从数量上来说以电视剧为最多——仅从2001年到2006年，经过题材规划批准立项的“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就有《烈火金钢》《小兵张嘎》《红旗谱》《林海雪原》《苦菜花》《红色娘子军》《冰山上的来客》等等。2010年左右则又翻拍了《保卫延安》《闪闪的红星》《红灯记》《地道战》《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电视剧。

电影方面，2014年的《智取威虎山》是新时代“红色经典”改编票房成功的案例，体现出 “红色经典” 在当下电影生产和文化机制作用下的改编路径。即将于11月19日上映的《铁道英雄》，则将再现民族英雄驱除日寇的壮丽史诗，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视觉感受。

形式创新

从商业类型的角度来说，21世纪大银幕和电视荧屏上诸多新的影视剧类型，其实源于更为早期的“红色经典”影片，同时又在商业化和大众化的发展态势中衍生出新的固定化特征。

比如全明星式“献礼片”以商业化制作和营销方式来包装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红色经典”影片，尤其是被称为“建国三部曲”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三部影片，堪称21世纪以来“献礼片”这一类型中最重磅的系列作品。

此外，近两年来的“国庆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等一方面沿袭了“红色经典”影片中的诸多表现方式，另一方面以多位导演联合执导、多部短片集锦的创新形式进行呈现，且借由“普通人”的视角串联起重大历史事件，创造出一种新的“献礼片”类型。

经典元素借用

在21世纪的一些新电影作品中，出现了“红色经典”影片中的代表性片段或元素，而这些片段或元素令新电影和旧经典之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互文”关系。

例如2017年年底上映、由冯小刚导演的《芳华》，与1979年经典电影《小花》的插曲《绒花》。《小花》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两位“小花”的离奇身世与感人亲情，插曲《绒花》的第一句便是“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

《绒花》不仅以旋律的方式出现在片头，而且在结尾处以韩红空灵的嗓音唱出，呼应了近四十年前李谷一的经典歌声。于是，《绒花》作为一种怀旧的契机，串联起两代人的 “芳华”，彰显了“红色经典”在不同代际人群之间的流转与延承。

再如2020年上映、由张艺谋导演的《一秒钟》，与“红色经典”电影《英雄儿女》。影片中，无论是为了看女儿影像而不惜冒重罚穿越千里黄沙的张九声，还是寻找废旧胶片做灯罩的刘闺女，都在《英雄儿女》电影及映前新闻片的胶卷中完成了各自的心愿，《英雄儿女》的放映也成为《一秒钟》故事情节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在《一秒钟》中，《英雄儿女》作为爱国主义的教材，成为感召和塑造一代人精神品格和道德情操的方式或路径。

结语

当“红色经典”电影以不同方式在当代艺术中被继续创作而生生不息之时，它们能够将革命时期重要的历史经验、文化精神和道德情操传承给当代中国的新时代民众，不仅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也具有重要意义。这 也说明，“红色经典”最大的魅力正是在于它的历久弥新——它所形成的丰富文本被不同时代的观众所观看与诠释，令“红色经典”成为重要的艺术瑰宝和文化遗产。

参考资料：

①刘亭.《新时代“红色经典”的电影改编》

②陈涛，陈琳.《改编,衍生与挪用:红色经典电影的当代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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