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年代——民国企业家往事

清末民初，外敌入侵、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就是在这样的时代，中国早期民族实业家却在逆境中顽强挣扎与拼搏，以爱国之心、报国之志，诠释着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感。

本周凤凰大视野，为您讲述民族企业家奋斗故事和现代工商业的本土起源，探寻中国企业家自己的根。

《激荡年代——民国企业家往事》

“状元下海”

状元出身的张謇下海从商，担起了“办厂”的重任。只是他未曾料到，仅仅是让纱厂开机，就耗费了他三年时间。以一介寒儒的身份从官场“跨界”到商海，张謇遇到的是未曾想象的困难……

1897年，张謇丁忧三年的假期已满，翰林院接连三封电报，要他回京复职。但张謇始终却借故推托。

比起复职，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在给一位好友的信中，张謇说自己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也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马关条约》允许日本人可以在中国建设工厂，尤其让张謇感到悲愤。他说，“割地赔款如同身受重伤，但通商却是饮鸩止渴，毒在腹中。而今世界经济之潮流喷涌而至，不能视而不见，因此，非商战不可以救国。”

张謇

1896年，张謇选定了南通城郊的一块地作为厂址，并和沈敬夫等5位老友，一起公布了《大生纱厂集股章程》，准备公开召集6000股，每股100两。

为了办厂所需的60万资金，张謇到南通和上海两地跑了两个多月，也几乎是“颗粒无收”。

“状元经商”果然争议四起，被人们传为笑谈。有一次，南通300位秀才还一起羞辱张謇，说他是儒林异类。

大生码头

作家吴晓波：“有一次他（张謇）把钱都用完了，他都回不了南通，只好到马路上去卖字，卖字赚点钱，然后好不容易才回到南通。他一开始的钱里面，甚至有一些是半股都有，就是几十块钱，有些和尚的钱、尼姑的钱，他也要。”

1897年，忙碌了两年的张謇，只筹到了八万两资金，还不到预期的五分之一。困顿之中，他找到了南洋大臣刘坤一，希望南洋纺织局能够给大生一些支持。8月，南洋纺织局以纺纱设备作价25万两作为官股。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争平：“张之洞叫他们设立的商务局，实际上是官派机构。他（张謇）就是奉旨奉令、奉两江总督的令来办厂的。这是状元“下海”……正是有了这个官员的身份，他再办厂，征地、买材料、买设备等等，来筹集资金。你要没有个官员身份，还更加困难。”

筹办了两年的大生，终于有了生产设备。即使有了政府的支持，张謇又用了两年，才筹集到了不到20万商股。

但是，买地皮建厂房，就已经花去了19万。

大生机器纺纱厂股票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荫贵：“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说你就将就现在这点棉花纺成纱，把这些纱拿出去卖，卖的钱再买棉花，然后再纺成纱再卖，叫“更续自转”。采用这种办法，破釜沉舟，最后一招棋。”

1899年5月，筹备了44个月的大生纱厂，终于开机了！

大生纱厂蓝色魁星商标

借助自己状元的名号，张謇为大生的纱布取名“魁星牌”。他的老师翁同龢也为他写来了对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让所有人都有些意外的是，大生纱厂开机的第一年，就盈利了7万多两白银。

凭借大生的成功，张謇又迅速开办了两间分厂，产品的商标依然和魁星有关。除此之外，他还开办了给纱厂种植棉花的垦牧公司，利用棉花下脚料榨油的广生油厂，为大生运输原料和产品的运输公司。

直到大生纱厂开机的第四年，1903年4月27日，张謇才升官至三品，穿上了许久没有穿的翰林院修撰官服。

大生纱厂 机器原物

“兴大利，以厚民生”

卢作孚的奋斗故事也同样坎坷。他原本受邀就任永宁教育科长，兴办图书馆，计划教育救国，不料因军阀混战被迫离开永宁。

道尹

“教育救国”被迫中断，可卢作孚并不甘心。

卢作孚

1925年10月，卢作孚开始在重庆合川镇招股，准备筹集2万块银元，买一艘现代化的轮船。

此时，四川还没有铁路，公路也极少。沿长江从上海进入四川的运费，甚至比从美国到上海的还要的昂贵，因此，这条水路又被称为“黄金水道”。

乡亲们对于没有什么实业经历的卢作孚信心不足。半年的时间过去，他仅仅凑齐了8000块银元。

1926年5月，卢作孚在上海定制的轮船即将完工，但是船款依然没有凑齐。一些交了钱的股东，也因为许久看不到船而扬言要退股。

原民生公司员工刘本祥：“还差好几千块钱，当时叫银元，差好几千银元。这个时候如果钱不交去的话，那民生轮船就不能出厂，就不能开回河川，怎么办呢？卢作孚就同我舅父商量，我舅父就把，也还是冒很大的风险，就把当时他的教育局的资金，挪用了几千块钱银元借给卢作孚，因此把这个船开回。钱交齐以后，船才开回河川。”

重庆北碚 卢作孚纪念馆

1926年7月，卢作孚终于从上海开回了第一艘轮船。他给这条船取名“民生”，来自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意思是：“兴大利，以厚民生。”

民生公司开办之初，许多轮船公司主要经营的是货运长途业务，卢作孚避实就虚，选择短途客运。民生第一年的股东分红，就达到了25%，资本增至10万。

到1929年，民生已经有三艘轮船，每天往返于重庆、涪陵、合川之间。这样的发展速度，很快引起外国轮船公司的联合打压。

自1858年清政府丧失内河航运权以来，外国人的轮船已经在中国的长江上，游弋了70多年。英商太古洋行、怡和洋行、日本的日清轮船公司，凭借雄厚的实力，占据了长江流域大部分市场。

而中国人的轮船公司则大多只有一艘轮船，而且时时相互拆台。在外国轮船公司的挤压之下，每年都有中国人的轮船公司倒闭。

卢作孚纪念馆内景

卢作孚没有采用降低工资的方式来提升竞争力。仔细地分析了利弊之后，他觉得还是应该提高服务质量。

民生公司员工刘本祥回忆，当时民生公司船上的服务员，会把从船头接到的顾客一直送到仓位；船上除了中餐西餐，还专门推出几样特色菜，比如“咖喱嫩鸡”。

卢作孚之子卢国伦：“最后斗争下来的结果，还是有一个轮船公司垮了，那就是美国的捷江公司。他在中国一共有七条船，最后是把他船卖了，民生公司收购了大部分他的船。”

1931年，卢作孚提出联合中国轮船公司，一致对外的经营方针：只要愿意出售的中国轮船，不论好坏，民生一律买下；船员直接转入民生公司上班，不让一个人失业；愿意合并的公司，民生负责所有的债务。

第一年，就有7家轮船公司并入民生，轮船数增加到12艘。四年以后，1935年，民生合并了长江上游的所有中国轮船公司。

1943年10月，卢作孚写下一篇文章——《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他说，“我草这一篇民生实业公司的小史，不是注视它如何成功，而是注视它如何经营艰难困苦。这一桩事业，从降生起直到今天，也许直到无穷的未来，没有一天不在艰难困苦中。”

民生公司 办公大楼

建国初，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曾说：“中国实业界有四个人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纺织工业的张謇和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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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年代——民国企业家往事》

编辑：王鼎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