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间最富有的王爷，因体重300余斤被李自成做成大餐给吃了

明朝有这么一位王爷，他父亲是皇帝，他儿子是皇帝，他死后也被追封为皇帝，万历帝因为他与朝臣对峙了十几年，崇祯帝得知他的死讯也辍朝三日。他生前财富无数，妻妾成群，死时却被起义军拿来做成了下酒菜，这就是明末大名鼎鼎的福王朱常洵。

一．生于紫室，险登大位

数十年不上朝，，甩下一手烂摊子给后辈儿孙的万历帝不能算是贤明之君，恃宠而骄，与明末三大案搅得不清不楚的郑贵妃也称不上德妃明后。但是他俩的爱情却让人艳羡不已。郑贵妃没有闭月羞花之貌，她能得到万历帝的倾心，完全靠得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精神上的共鸣。

黄仁宇先生评价 她们两个人是互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郑贵妃填补了皇帝精神上的缺陷，而皇帝给她的爱则历久不衰，至死不休。万历十四年，随着郑贵妃儿子朱常洵的出生，一场“子凭母贵”的好戏上演了。

朱常洵有一个大哥，万历长子朱常洛，按照《皇明祖训》，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万历的皇后没有儿子，常洛，常洵都是庶出，所以理应立常洛为太子。但是，万历对常洛的母亲王氏不大喜欢，对这个大儿子也没什么感情。他专情于郑贵妃，爱屋及乌，朱常洵也是他最喜欢的儿子。万历想把常洵立为储君。

但是这一想法立即遭到了朝臣的强烈反对，朝臣上书要求皇帝立长子为太子，废郑氏皇贵妃之衔，有些大臣甚至还直接大骂万历皇帝是昏君。万历则以拖延立储，消极怠政的方式对抗朝臣，这就是长达十五年的“国本之争”。

皇帝最终在朝臣们集体的不畏廷杖和杜门请辞之下妥协了。万历二十九年，皇帝下诏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有很多人认为万历皇帝生性柔弱，优柔寡断，这次“国本之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他身为皇帝，面对朝臣的对抗却只能采取一味拖延和消极怠工的方式，缺乏帝王应有的魄力和手段。而这之后，朱常洵与皇帝宝座不再联系到一起，走上了自己作为福王的一生。

二．福王肥而天下瘦

万历四十二年，福王就藩于洛阳，心爱的儿子走了，万历皇帝哪能不多多赐予土地与财富呢。《明史》中记载，万历皇帝下诏赐给福王河南，山东，湖广共两万多顷良田。福王自己也很客气，不仅欣然接受土地，还上奏求他父亲把张居正所没收的财产，以及江都，四川等地的茶盐杂税都赐给他。

对此他还不满足，他又垄断淮盐经营却不上税，导致朝廷少了一大块财政来源，不得不把更多的赋税加在普通老百姓身上。《汜志》《邓州志》等县志还记载他抢夺民田，强制向当地农民收租，明末自然灾害频发，许多农田或被黄河冲毁，或者连年大旱无法耕种，但是福王收的租子却一年都没有减少过，灾民交不上收成就要被福王的手下百般威胁，拳脚相加，逼得许多农民逃散四方，流离失所，更有甚者则易子而食或者直接自杀。

苦了河南百姓和天下朝廷而富起来的福王本人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明史》里说“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就是说他天天关上门来在自己的府中和一众美女饮酒作乐，这么看来他的体重达到三百多斤并不奇怪。然而历史的车轮缓缓转动到了崇祯的时代，瘦天下而独肥的福王又会迎来怎样的结局呢。

三．洛阳城破，闯王设宴

崇祯十三年，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进入河南，打出“均田免粮”的旗号，吸收了大量的农民群众加入到队伍中来。十四年正月，起义军逼进洛阳。福王这时候害怕了，他知道李自成在陕西诛杀明王宗室的事情，出千金招募死士对抗起义军，“常洵出千金募勇士。”但是靠金钱买来的勇士，怎么能对抗的了团结起来的人民群众呢？

二十日，洛阳在里应外合之下被攻破，“夜半，绍禹亲军从城上呼贼相笑语，挥刀杀守堞者，烧城楼，开北门纳贼。”福王一家赶忙逃到了城外的迎恩寺，但是福王体重太大跑不动，被起义军捉住了，不过他的儿子朱由崧即后来的南明弘光帝倒是得以逃脱，以至于后来能在南京开启一段沉湎酒色，政治腐败的帝王生涯。

据彭孙贻《流寇志》记载福王曾乞求李自成饶他一命，但是李自成以及河南当地的民众都对他深恶痛绝，自然不能放他一条生路，关于福王的死众说纷纭，各种史料记载的大相径庭，不过最为大伙所认同和熟知的就是，李自成把福王和鹿肉放在一起做成菜，办了一个“福禄宴”。

《明季北略》记载“贼杀王，王体肥，重三百余斤，贼置酒大会，以王为俎，杂鹿肉食之，号福禄酒。”《明儒学案》《明史纪事本末》都有过福王尸体被分吃的记载。看来福禄宴应该是却有其事，富甲一方的福王，最后竟被做成了一道菜，供众人分食。

福王生前有享不尽的财富，死后虽被人做成大餐，但是若干年后还是被追谥为“明恭宗”得以进入帝王宗谱。正是明末这批养尊处优的大明宗室把明帝国一步步拖进了深渊，宗室诸王拥有广大的土地却不纳税，还一步步兼并小农的土地，导致国家的财政越来越困难，只能把随着战争增多而增大的开支压在那些更少的自耕农身上。

面对高昂的税赋，自耕农也越来越难以维护住自己的土地，迫于无奈，他们只得把土地出售给不上税的官僚和宗室，这样的恶性循环在万历朝的后期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但是皇帝的消极怠工导致改革难以成行，国家财政在“万历三大征”的消耗下已经捉襟见肘，而皇帝却要给他的胖儿子福王再加封这么多财富，这几乎一手将明朝推向了灭亡。

明末的皇帝和宗室不知道权力是公器，公器就不是一家一人之工具，只加恩于自己的家族，不加恩于天下苍生，那么等来的只能是家族倾覆，江山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