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认同你说了算，但种族认同可由不得你？

　　“叫我凯特琳。”这行字醒目地印在《名利场》（Vanity Fair）2015年6月刊的封面上；凯特琳·詹纳（Caitlyn Jenner）*告诉全世界，她是个跨性别者。这句话不仅是在昭示事实，更是在表达诉求。表面上看，它要求人们用新名字称呼詹纳。但更重要的是，它要求人们承认詹纳的新身份：一个女人。

　　*译者注

　　原名布鲁斯·詹纳（Bruce Jenner），曾获1976年奥运会男子十项全能金牌。

　　这一要求受到了意料之中的响应。许多人热情地接纳并赞许詹纳的决定——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决定活出“本真的自我”。跨性别平权斗士、作家拉弗恩·考克斯（Laverne Cox）写道，詹纳“勇敢地走出否认，拥抱她的现实……是无法言喻的美”。总统贝拉克·奥巴马转发了詹纳的推文，赞美她“拥有分享自己故事的勇气”，还有几十万人在詹纳的社交媒体上留下了鼓励的话语。诸多回应背后有个万变不离其宗的想法：詹纳要求被认作女人是正当的，因为她就是一个女人。

　　但这并非没有异议。事实上，一些人以格外粗鲁的方式表示反对。右翼博主马特·沃尔什（Matt Walsh）称詹纳是个“精神病态的异装癖”，还说她的性别身份认同无异于自己两岁的儿子自称是头霸王龙。包括杰曼·格里尔（Germaine Greer）、埃莉诺·伯克特（Elinor Burkett）在内的一小撮女性主义者加入了沃尔什的阵营。格里尔因詹纳荣登Glamour杂志“年度女性”榜单大为震怒，写道，“我已经让医生给我装上长耳朵，点上雀斑，我要成天穿棕色大衣，但这他妈并不会把我变成一条可卡犬！”此外，在一篇颇具争议的《纽约时报》社论中，伯克特声称使一个人成为女人的原因是长期遭受的性别歧视和厌女态度——伯克特认为詹纳缺乏此种经历。如此种种反应凸显出了这样一种想法，几乎与之前那种互为镜像：詹纳要求被认作女人不是正当的，因为她不是一个女人。

　　换言之，尽管有深刻的分歧，对詹纳的正面和负面反应都彰显了同一个主题：当且仅当人们的确是其自称的身份时，其自称的身份才应得到认可。詹纳要求被承认为一个女人，在那些视她为女人的人看来，这是正当的，而在那些不这样想的人看来，这一诉求是不正当的。但各方都认为，只要先回答“某人的确是个女人吗？”，就足以能决断“那个人是否应当被认作女人”。

　　从左至右依次为：杰西卡·克鲁格，尼科琪·阿马雷·迪亚洛（原名：蕾切尔·多尔扎尔），凯特琳·詹纳，拉弗恩·考克斯

　　波士顿评论

　　就在《名利场》刊登“叫我凯特琳”的那个月，还有一场舆论风波围绕着尼科琪·阿马雷·迪亚洛（Nkechi Amare Diallo，原名蕾切尔·多尔扎尔[Rachel Dolezal]）展开。迪亚洛的父母公开宣布，时任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斯波坎分会主席的她将摇身变为黑人。迪亚洛解释说，虽然她没有黑人祖先，她真诚地自我认同为黑人。一石激起千层浪，公众反应在许多方面与对詹纳的颇有类似。艾莉森·塞缪尔斯（Allison Samuels）在《名利场》上发文，控诉多尔扎尔“对她的种族不诚实”，说她是个披着“噱头外皮”的“白人女性”。NPR的德妮恩·米尔纳（Denene Millner）表示赞同，称多尔扎尔为一位“发型浮夸、晒焦了的白人女士”，并指出黑人身份的核心在于其独特的社会、文化经验，这正是多尔扎尔所没有的。成千上万的文章、社交媒体帖子站在塞缪尔斯和米尔纳这一边，斥责多尔扎尔是个佯装黑人的白人女性。

　　绝大多数对多尔扎尔的回应——以及近来对前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杰西卡·克鲁格（Jessica Krug）*的回应——也恰恰彰显了人们评议詹纳时理所当然做出的那个假设。再一次，绝大多数人都假设，当且仅当某人的确是那个身份时，其宣称的身份才应得到认可。他们相信只要回答了“某人的确是黑人吗？”，“那个人是否应当被认作黑人”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而且，公众舆论给迪亚洛（以及任何没有传承黑人传统的人）的判决是斩钉截铁的“不是”。

　　*译者注

　　主要研究领域为非洲和非洲犹太人，2020年9月在一篇文章中称自己多年来一直谎称自己是黑人。

　　我们想在此直截了当地表明态度：我们认为，詹纳要求被认可为女人和迪亚洛要求被认可为黑人，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极为重要的差异。我们还认为，由于这一差异，跨性别身份理应得到社会的接受，而社会几乎从来没有义务接受所谓“跨种族”的黑人身份认同。（在特殊情况下，有的人亲密融入黑人社群，并深谙其种族历史，确有可能被那个社群接受为黑人；我们不排除这一可能性。）换言之，我们认为跨性别女性和男性应该被分别认可为女人和男人，并受到相应的待遇，但我们不应该仅仅基于某人的自我认同便承认其为黑人，并以相应的方式待之。

　　但我们还认为，将这一差异追溯到谁“的确是”女人、谁“的确是”黑人之类的观念，是错误的。社会世界是动态的、不断流变的。有些人以为规定女人何以为女人、黑人何以为黑人的社会规则亘古不变——以为这些规则是既定的、由大自然书写的，因而也是不可更改、毋庸置疑的。我们认为这种想法大谬不然：性别和种族的规则一直在改变。有鉴于此，真正紧要的问题不是基于我们当下的种族分类规则，迪亚洛和克鲁格等个人是否事实上是黑人，而是他们是否应当是黑人。

　　- Anna-Maria Pappas -

　　小结一下。无论是公众对詹纳还是对迪亚洛的回应，其中最响亮的声音都基于以下两大想法。第一个想法往往是相对明晰地表述出来的：关乎谁是女人、谁是黑人，存在人们普遍接受的规则。第二个想法则往往隐而不表：这些规则既定不变，且合理有据。也就是说，我们是否应认可某人的女人或黑人身份并以相应的方式待之，是且应当是由这些规则所决定的。

　　我们认为第二个想法是错误的。为阐明其原因，让我们看看将这种思路应用到其他事例会闹出什么笑话。比如，在1971年通过“第二十六条修正案”前，十八岁的年轻人不能参与某些选举的投票。回到1970年，当时的人们是否该据此推得十八岁的人就不应拥有投票权？在2008年《美国残疾人法案（修正案）》颁布前，骨髓瘤不属于法律上的残疾。这意味着骨髓瘤之前不应当被算作残疾吗？还有，如今章鱼等高智力生物被视作食物，但这一事实并不能告诉我们章鱼是否应当算作食物。总言之，关于何人何物属于“合格选民”、“法律残疾”、“食物”等社会类别的规则不是死水一潭。我们也无法确保它们的合理性：古往今来人们公认的社会分类规则，有不少是极为不公正的。

　　我们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女人”和“黑人”这两个范畴与“合格选民”、“食物”多有类似；如今我们普遍接受的性别、种族分类规则既非一成不变，也无法确保合理。在1970年规定谁算是“合格选民”的规则，并没有裁决谁应当被算作合格选民的问题；但愿我们都认同这一点。为了照顾年轻人的政治利益，那些规则后来改变了。类似地，我们认为如今关于谁算是女人、谁算是黑人的通行规则，远非不容置疑的；我们需要出于对性别、种族公平的考量，追问是否应当改变它们。

　　也许你读到这里已经准备点返回了。也许你认为“女人”、“黑人”与“合格选民”、“食物”等范畴有根本的不同。你或许会说，决定某人何以是女人或黑人的规则是自然给予的，而关乎“合法选民”或“食物”的规则则是哲学家们所说的“社会建构”——即它们是社会、政治及经济习俗与机构的产物。随着我们加深对不同生命形式及其认知、情感官能的认识，我们能够更改哪些动物属于食物，同样的道理，基于我们关乎性别、种族、年龄或移民平权的信条，哪些人属于合法选民也是可变的。但是，你或许会想，我们依然不能决定谁是女人、谁是黑人——这些规则是由自然世界拟定的，轮不到社会来书写。

　　在哲学领域，这一观点叫做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根据本质主义，性别、种族分类的规则根植在一些永恒真理中——我们只能发现这些规则，而不能加以修改，因此我们也无权质疑这些规则。即使是那些视性别或种族范畴为社会建构的人，一旦有跨性别或跨种族身份者出现，也常常一脚滑入本质主义的逻辑：他们一边相信性别和种族范畴是人类的发明，一边诉诸性别和种族分类的规则，仿佛这些规则一劳永逸地裁决了谁应当算作女人或黑人的问题。

　　- John Hersey -

　　然而，面对史料，本质主义却是扞格不通的。性别本质主义者一贯坚称存在一个单一而固定的性状——生理性别——始终不渝决定着性别。可事实是，一方面，从古至今性别分类的规则已经大幅嬗变，另一方面，生理性别的二元划分（即男[male]与女[female]）无法以某个单一性状来定义，更不要说固定不变的性状了。

　　苏珊娜·凯斯勒（Suzanne Kessler）和温迪·麦克纳（Wendy McKenna）在1978年就已指出，“没有任何特征无一例外地独属于一个性别（gender）”。随着科学家对生理性别复杂性的认识加深——包括一个人的不同细胞能具有不同的染色体性别这一事实——凯斯勒与麦克纳四十年前的论断已然证据确凿。可尽管如此，正如医学人类学家卡特里娜·卡可基斯（Katrina Karkazis）在去年（2019年）发表在《柳叶刀》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依然有人继续轻率地求索一个生理性别的决定性性状：

　　百年来，科学家们研究了五花八门的人类特征，以求理解是什么使人们成为男人或女人，力图敲定一个单一而决定性的生理指标。我们的身体阻挠这些计划，且导致了不稳定的社会分类构架。倘若将性腺视为生理性别的本质，拥有女性表型但又有睾丸的女人便是男人。这太荒唐了，于是科学家们又提议以其他性状来定义。尽管科学家们就何种生理性状标志本质争论不休，他们都将性别看作生理的，且包含多重因素（虽然尚无定论是哪些）。

　　尽管这是条死胡同，性别本质主义的信仰依然挥之不去。找寻某个所有女人（或男人）共有且只属于女人的生理性状，这一进路前景晦暗。原因很简单：就任何一个备选的生理性状（如拥有XX染色体、拥有女性生殖器官、产生雌配子），我们都能找到一些缺乏这一生理性状但我们（包括性别本质主义者！）都愿称其为女人的人。更不用说，仅仅在过去150年间，由于激素和染色体的发现，对间性差异（intersex variations）的医学理解加深，以及将性取向与性别区分开来并逐渐接受变性之可能性的新兴社会思潮，生理性别的概念已几经摇摆沉浮。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性别分类不单单是个生理问题，而是文化与生理之间复杂而变化多端的互动的产物。

　　种族分类也体现出类似的可塑性。正如社会学家迈克尔·奥米（Michael Omi）与霍华德·怀南特（Howard Winant）所言，“挑选出一系列……服务于种族意义的特定人类特征一直且必然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一旦由此历史性视角观之，我们就能发现种族范畴及种族分类规则在不同时期和社会环境中有巨大的差异。

　　
以美国人口普查的历史为例。1790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要求参与者将自己和家庭成员归为以下三类之一：“白人”、“所有其他自由人”与“奴隶”。“黑人”这一范畴直到1850年才出现在人口普查中；此时出现了“黑人”和“mulatto”（黑白混血儿）两大类别，后者意在囊括所有不是黑人但具有“任何可见的黑人血统痕迹”的人。四十年后，1890年的人口普查区分了“黑人”、“mulattos”、“octoroons”（拥有“1/8或任何黑人血统痕迹的人”）以及“quadroons”（拥有“1/4黑人血统”）；这些分类反映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一滴血原则”。

　　如果你了解过美国2020年的人口普查，想必你已意识到了变化。如今的人口普查认可五种种族类别：“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州原住民”、“亚裔”、“黑人或非裔美国人”、“夏威夷原住民及其他太平洋岛民”以及“白人”。假若美国人口普查的种族类别确实体现了我们社会普遍接受的种族分类方式，那么很显然，美国种族分类自1790年以来已有非常大的变化。

　　综上所述，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性别和种族分类都是可变的、可商榷的，而非固定的、不可避免的，这与本质主义龃龉不入。然而，一些坚信本质主义的人可能不为所动。对虔诚的本质主义者而言，本质主义不可证伪——再多证据也无法说服他们放弃信仰。不同文化、社群的性别与种族分类有所差异，这一事实阻止不了某些本质主义者，因为他们会坚称性别和种族有隐匿的本质，即使我们尚未发现。

　　我们无法在此完整回应，但容我们指出一点：就算要接受本质主义，首要原因也是解释方面的考量。如果关于将性别化、种族化的意义施加于诸个体的社会、历史事实无法解释性别、种族分类的边界，抑或无法解释基于这些分类做出的生理、心理或行为层面的推论，那我们也许不得不诉诸隐匿的本质。可性别、种族研究的成果已说服我们，无需多此一举；不用援引隐匿的本质，我们就能够解释一切围绕性别与种族的谜团。

　　让我们缓一缓。性别和种族分类的可塑性提醒我们，关乎跨性别身份和跨种族黑人身份的典型讨论根本离题万里。这些讨论几乎无一例外地聚焦于詹纳之类的人是否“的确是”女人，或迪亚洛和克鲁格之类的人是否“的确是”黑人。不难理解这些问题为何总被当成重点：人们假设存在一个简单且客观的答案，能帮我们解决争端。可实际上这些本体论问题没有固定且自然的答案。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更有意义也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当改变性别分类、种族分类的规则？更具体地说，性别分类规则是否应当包容詹纳这样的跨性别者——即仅仅因为一些人自我认同为女人便将其算作女人？种族分类规则是否应当修改以包容迪亚洛和克鲁格这样的人——即仅仅因为一些人自我认同为黑人便将其算作黑人？（我们此处仅关注黑人身份；我们不假定这些考量适用于所有种族分类。）

　　问出这些问题，我们便能将讨论转向更具建设性的方向。这些问题也许没有标准答案。在我们看来，就跨性别包容（trans-inclusive）的性别分类而言，支持的理由胜过反对的理由，就跨种族包容的种族分类而言，反对的理由则压倒了支持的理由。我们在此无法详尽辩护这两个观点，权且提供一个有所保留的局部论证。

　　
首先，起码有一则强有力的理由表明，之于“黑人”这一范畴，我们应避免跨种族包容的规则——之前有一篇跨种族问题的哲学论述*，便忽略了该理由。第二，这一理由不适用于跨性别分类的情况。也就是说，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论证，可用以反对改变种族分类以包容克鲁格和迪亚洛这样的人，却不可用于反对改变性别分类以包容詹纳等人。

　　*译者注

　　https://www.nytimes.com/2017/05/18/opinion/the-uproar-over-transracialism.html

　　- Mikyung Lee -

　　让我们先说明一下方法论。我们认为，当考虑是否该修改性别或种族分类时，人口层面和个体层面的考量都不可或缺。重视个体的自主权、尊重他们的自我认同，无疑是重要且有益的，但我们认为必须将这方面的益处与修改分类对人口层面的影响相权衡。倘若修改某个分类会带来严重的社会政治弊端，以至超过尊重个体认同的好处，我们认为不应该修改该分类。我们还认为修改种族分类规则以包容跨种族黑人身份认同就属于这种情况。

　　为了解释为什么，让我们考察另一个案例：加拿大原住民。1879至1996年间，30%的加拿大原住民儿童被强制注册进入加拿大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系统（IRS）。创建这些寄宿学校是为了让这些孩子融入欧裔加拿大文化，并清除他们身上家乡社群的文化影响。在这些学校上学的孩子们远离家庭，被强制要求学习英语和法语（往往以遗忘母语为代价），且遭受严重虐待。时间证明了IRS对原住民社群有深远的影响，与原住民社群中性虐待、酗酒、毒瘾、暴力、精神疾病与自杀的流行都脱不了干系。

　　2006年冬天，加拿大政府承认了IRS的弊端，并拨款19亿加元补偿所有曾参加IRS的学生。加拿大政府与86000名IRS受害者达成的这一协议被称为《印第安人寄宿学校补偿协议（IRSSA）》，目的是为前IRS参加者提供金钱赔偿。重要的是，若是某人想要求政府依据IRSSA赔偿他，自我认同为前IRS参加者是不够的，他必须确实曾注册进入加拿大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系统。希望你的直觉和我们一样，都认为这是正确的分类规则：自我认同不应该是要求这些赔偿的充分条件，因为赔偿计划的目标是实实在在地帮助那些历史不公正的受害者。

　　回到种族问题。身为在美国的黑人与身为有资格获得IRSSA赔款者至少有一大重要的相似之处：身为黑人不单单是一个内心认同的问题，更关乎他人、机构和政府是如何对待你的社群和祖先的。有鉴于此，我们认为种族分类应该（继续）——尽可能准确地——追踪代际承袭的不平等。更直接地，我们需要这样一些概念和语言工具，以辨认出那些有权要求因种族方面的道德过错而要求赔偿的人；这里的“赔偿“指的是机构层面对代际不平等的矫正。这些措施或许包括但不局限于：就业与教育的积极区别对待政策，对过往经济及人身剥削的补偿，为受影响人群免除债务，医疗、购房与大学学费补助，机构为过去的伤害道歉，修正标准课程内容并明确讲授种族压迫在美国建国中扮演的角色。

　　可见这个论证的核心在于，我们发现作为黑人遭受的不平等是代际积累的。例如，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报告，出生在美国的黑人女性死于怀孕相关并发症的可能性是白人女性的四倍。如何解释？公共健康研究者、密歇根大学人口研究中心教授阿利纳·T·热罗尼米（Arline T. Geronimus）用一系列经验研究表明，种族主义的代际影响能够解释美国黑人的诸多健康问题，包括较低的出生体重，以及黑人女性怀孕相关并发症频发。热罗尼米将这一现象称为“风蚀”（weathering），这个闻名学界的概念意在表达，“由于反复遭受社会或经济逆境与政治边缘化的累积影响，黑人的健康过早开始恶化”。

　　刚移民不久的黑人女性与出生在美国的黑人女性的孩子出生体重有显著差异，这一事实被认为是风蚀假说的进一步证据。尤其是，第一代黑人移民女性的孩子的出生体重分布与白人女性相近，接下来几代移民女性的孩子的出生体重却逐代递减，直到逼近出生在美国、并非近期移民后代的黑人女性。这一健康状况的变迁可归咎于黑人移民女性以及她们的女儿来到美国后遭遇的磨难。

　　- Pngtree -

　　除了健康状况的差距，黑人与白人家庭的财富鸿沟也逐代扩大。税收学者莉莉·巴彻尔德（Lily Batchelder）注意到，“白人家庭继承遗产的可能性是黑人家庭的两倍。此外，白人家庭继承一份遗产，财富中位数上涨104000美元，黑人家庭则只有4000美元。”经济学家达里克·汉密尔顿（Darrick Hamilton）和桑迪·达里蒂（Sandy Darity）认为这种非酬劳的家庭内部财产转移“是造成种族财富差距的最显著原因，相较之下其他任何人口和社会经济因素都是次要的”。许多白人家庭世代积聚财富，黑人家庭却往往没什么财产可供家庭内部转移。这一鸿沟并没有弥合的趋势：事实上，如今黑人家庭与白人家庭财产中位数之间的差异反倒比三十年前更大了。

　　请注意上述论证不适用于性别与性别不平等。和种族不平等不同，性别不平等主要不是代际累积的；最显见的原因是绝大多数家庭不只有一个性别。虽然父母通常要为给孩子们灌输父权制思想与严格的性别规范负责（这几乎不可避免！），但这并非社会经济不平等本身的“传承”，而是一种延续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化过程。

　　我们并不是在说性别不平等是非历史性的。恰恰相反，性别不平等扎根于由史而来，且仍在持续的性别歧视与厌女表现形式之中——从经济上剥削女性、侵蚀其生育自主的各种政策，到性骚扰、强奸文化等社会习俗。年轻的女孩子们继承了她们的母亲年轻时面对的性别歧视与厌女，无论她们是跨性别者还是顺性别者。更重要的是，所有女性都承袭了这一历史积累的、社会层面的性别歧视。这标志着将跨性别者归入“女性”这一范畴与将跨种族者归为“黑人”这一范畴的核心不同点。像克鲁格和迪亚洛这样的跨种族者无需担负许多针对黑人的压迫和白人至上主义的戕害，而跨性别女性和顺性别女性一样承受着父权制的遗产的重压。

　　著名女性主义者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最近说过，“只要你认为自己是女人，想成为女人，准备做一个女人，至少就我看来，你就是个女人。”我们认为麦金农此处想点明的是一个与J·K·罗林（Rowling）等反跨性别激进分子相反的观点，即性别歧视和厌女不是专属于顺性别女性的经验——在很多情况下，跨性别女性比顺性别女性遭受着更为极端的厌女。在一些形式的厌女中，顺性别女性比跨性别女性更容易成为受害者（如月经羞耻），也有一些形式的厌女集中在跨性别女性身上（如厌跨女症[transmisogyny]）。不过，就厌女的经验，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每个人体验到的厌女不仅取决于出生时指派的生理性别，也与社会经济阶层、种族、年龄、民族、残障状况、体型和地理位置息息相关。虽然我们认为每个女性都应对各自的社会地位有所反思——尤其是当她们试图代表其他女性发声时——我们认为争论跨性别还是顺性别女性遭受到了更多的厌女是毫无意义的。不幸的事实是，厌女的现象依然俯拾皆是，而且正如跨性别女性主义者茱莉亚·塞拉诺（Julia Serano）所言，它们都缘起于“女性性别和女性气质是次等的”这一根深蒂固的社会假设。

　　由此可见，性别分类被用来追踪性别歧视与厌女的对象这一事实并不是在人口层面将跨性别女性驱逐出女性范畴的理由。事实上，无论是在人口层面和个体层面，我们都有理由构建跨性别包容的性别分类：这样的分类给予我们合适的概念工具，以便更准确地辨认出性别歧视与厌女的目标对象，并同时尊重跨性别者的自我认同。

　　人们不能仅仅通过认同黑人身份（更不用说像哲学家夸梅·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所指出的那样，仅仅通过拒斥“白人”这个词），就让自己更有可能遭受系统性种族歧视所带来的世代积累的健康与经济影响。这一代际不平等的继承是不以人们关于自己的希望、信念或欲求，甚至以何种方式表现自己为转移的。鉴于这一不平等的严重性，我们需要概念和语言的探照灯来照亮那些继承了这一不平等并因此有权要求补偿的人群。我们相信保留这些工具的重要性大大超越了尊重迪亚洛和克鲁格等人的种族自我认同带来的好处。此外，这一逻辑不能用以反对跨性别包容的性别分类，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性别不平等不是代际积累的，而且跨性别和顺性别女性同样遭受影响。简言之，我们认为跨种族包容的种族分类会减损我们追踪种族不平等的能力，而这一理由之于跨性别包容的性别分类是全然不适用的。

　　当然，这些问题还有讨论的空间。但希望我们已经说服了你，本质主义不能给出答案。性别和种族的分类是历史的，也是不断流变的。无论目前通行的规则判定我们“的确是”何种性别或种族，都无法告诉我们怎样的分类才能在尊重自我认同与达成种族、性别公正这两大目标间取得最佳平衡。

　　作者：Robin Dembroff & Dee Payton

　　译者：有耳 | 校对：狼顾 | 封面：Rensi Ke

　　编辑：杨银烛 | 排版：呦呦呦尤

　　原文：

　　https://bostonreview.net/race-philosophy-religion-gender-sexuality/robin-dembroff-dee-payton-why-we-shouldnt-comp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