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北京男子伪造周总理批文，骗走银行20万，最后结局如何？

1960年3月24日，北京晴空朗朗，万里无云，总理办公室秘书赵炜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了办公室，一进门刚坐稳，电话就叮铃铃地响了起来。

赵炜赶紧放下手里的文件，接起了电话，礼貌地说道：“您好，总理办公室！”

只听见对话那边的人用着急的声音问道：“您好，我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曹菊如，前几天有一个叫赵全一的人拿着总理的批文，提走了20万现金，我想问一下，您那边收到了没有？”

赵炜听着听着就皱起了眉头，总理办公室每天要处理的大小事务他都知道，20万现金这么大的事情，自己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赵炜有些疑惑的问道：“20万现金？这不可能！”

赵炜在总理办公室工作多年，周总理是不可能会让人一下子提这么多现金的，更别提现在既不是节日，又没有外国客人来访。

银行听到赵炜的回答也慌了，着急地说：“不可能？我专门确认过，是周总理的亲笔签名，还是总理办公室的专用纸呢！”

赵炜立马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这背后绝对另有隐情，绝不可能是简单的工作失误，很有可能是一起恶性的诈骗案件，赵炜立马挂断电话，十万火急地朝着周总理的办公室跑去……

赵炜

行骗过程

1960年3月18日傍晚，马上就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下班时间了，突然一位身穿灰色呢子大衣、身材瘦削、梳着分头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工作人员连忙走上去接待，那男子说道：“你好，我是国务院的，来送一封急件。”

说完，他将一个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的牛皮纸袋递了过来，工作人员连忙接住，接着男子又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个发文本，要求工作人员签字。

工作人员不敢耽误，连忙签好字，就将文件收了下来，那名男子说了一句谢谢，就利落地转身离开了，工作人员被手中的牛皮纸袋吸引，一直没有注意这名男子的长相，再加上天色渐黑，更加不好辨认了。

该男子离开后，工作人员立马将这封文件交给了行长秘书，行长秘书拆开后，只见里面有一封周总理亲笔批示的文件。

行长秘书快速阅读了一遍，原来是今晚有西藏活佛讲经会，许多记者将会到场拍摄纪录片，为了表示中央的诚意，决定拨款15-20万用于修缮寺庙，在文件下方，有周总理苍劲有力的钢笔字，写着：“请人民银行立即拨款20万”。

除此以外，文件还提出了三个特殊的要求：第一是要求旧票，第二要求拾元票，第三要求要在7点准时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那里。

罪犯伪造的文件

行长秘书看完文件后，抬头一看表，坏了，现在已经6点12了，还有不到一个小时时间，根本来不及多想，她立马拿起电话，致电发行局：“现在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你们务必要在半小时内准备好20万现金！”

挂断电话后，行长秘书又拿着文件走进了王副局长的办公室，当时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和其他主要领导都去外地开会了，只留下了王副局长主持大局。

王副局长对周总理的签名并不是特别熟悉，更没和周总理打过什么交道，虽然内心有疑惑但是因为经验不足，一时也没有找到明显的漏洞，如果曹行长在的话，一定会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核对确认，才会拨款。

王副局长接过文件后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牛皮纸袋和信纸都是总理办公室专用的，上面的周总理字迹也是对的，他看了半天，也没研究出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是总理办公室从未一次性提款这么多，而且这么多钱为什么不直接通过财政部拨款呢？

王副局长正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突然桌上响起了电话，他连忙接了起来，然后高声地回答：“是的！我们正在准备，7点前准时送到！”

对方挂断电话后，王副局长看了一眼墙上的表，又给发行局打了一个电话，要求发行局加快速度准备，刚刚就是“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来催的。

周总理的笔迹

这是王副局长第一次处理这样重大的事件，接完这个“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后内心唯一的疑虑也打消了。

六点五十分，街上人流来来往往，下班的、放学的、买菜的，让道路变得十分拥挤。发行局的朱科长在几名同志的护送下背着两个大麻袋慌慌张张地走进了民族饭店前厅，问前厅的工作人员：“哪位是赵全一同志。”

服务员也没听过这个人，正准备找个人问问，突然沙发上坐着的一位中年男子站了起来，对朱科长说道：“你好，我就是赵全一，款子带来了吗？”

朱科长着急地走过去，放下肩膀上的大麻袋，说道：“我们没有误事吧？”

赵全一笑着握了握朱科长的手，指着墙上的钟表说道：“没有，你们很准时！”

随后，赵全一从大衣里拿出一张总理办公室的信函，上面写着由赵全一同志领取银行拨款20万元整，朱科长看完后，来回确认了好几遍，将20万现金交给了赵全一。

赵全一收下现金后，又交给朱科长一张收据，两人算是交接完成了，朱科长拿着介绍信和收据，松了一口气，轻松地走出了民族饭店。

赵全一交给银行的收条

立案调查

让人意外的是，过了几天时间，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总理办公室秘书赵炜飞快地朝着周总理办公室跑去。

她着急地敲响了门，周总理的声音传来：“请进！”

随后赵炜一把推开了门，快步走到周总理桌前，着急地说道：“中国人民银行刚刚打来电话，说总理办公室前两天提取了20万现金？”

周总理

“什么？”周总理听到这个消息后，立马放下手中的文件，说道：“这件事我毫不知情，更没有派人去中国人民银行取过钱！”

赵炜基本断定了这背后定然是一起骇人听闻、性质极其恶劣的诈骗案，得到周总理肯定的答案后，周围快步跑回办公室，拨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电话：“周总理明确表示不知情，你们立刻将那批文件送来检验！”

很快，中行的工作人员就将20万现金相关的文件全部拿来，熟悉周恩来的赵炜一看，只见文件上的字迹与周恩来的字迹十分相似，她为周总理工作多年，一眼就看出了这份文件是伪造的。

事情的真相很快就浮出水面，不法分子模仿周总理字迹伪造文件，骗取中国银行20万元现金，这个“赵全一”，就是罪魁祸首！

赵炜

距取款日已经过去了6天，平常在银行里负责日常事务的王副局长对这些事情也不懂，一直没有打电话核查，后来还是曹菊如行长公干回来后，王副局长向他转达了这件事，曹菊如才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立马给总理办公室打了电话。

赵炜看完文件后，立马拿给了周总理，周总理十分震怒，当即给公安部部长打电话：“请公安部当即着手调查，决不能让国家财产受到损失！”

公安部接到周总理的电话，深知此案件性质之恶劣、事态之严重，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亲自挂帅，由李钊、冯基平、高伦等公安部骨干组成调查组，集中最大力量侦破此案。

专案组成立后，杨奇清又面向北京各地下达命令，要求各级部门时刻注意异常情况和可疑人员，一有发现就立刻上报。

就这样，在1960年的北京城，一场与穷凶恶极诈骗犯的斗争运动徐徐拉开帷幕。

杨奇清

在此后的数天中，北京城内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凡是用10元钱消费的，都要被商家盘问，街上的行人看到穿着灰色大衣鬼鬼祟祟的，也会直接上去询问。

当时公安部每天都能收到群众提供的大量线索，抓获了不少小偷小摸的不法分子，但没有一个线索与公安部想要钓到的“大鱼”有关。

当时没有指纹技术，也没有DNA技术，只知道“赵全一”的身材体型和衣着样貌等极为模糊的信息，但是各位专家干部一直坚持调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最终，公安部还是从现有的证物中下手，首先就是诈骗犯模仿的周恩来字迹，虽然熟人可以一眼识破，但是对于不太熟悉的人依旧具有很高的迷惑性，但既然能将周总理的字迹模仿得如此相像，足以证明此人的文化水平不会太低。

除此以外，诈骗犯所使用的公文格式和用语都非常专业，很有可能是政府内部人员，或者相关家属人员。

专家组成员还发现诈骗犯所使用的牛仔纸袋有二次使用的痕迹，纸袋中装着的信纸是在当时的国家政府机关中使用非常频繁，这种信纸看似一样，但是各单位之间加工和存放仍旧存在细微差别，最终专家断定这张信纸出自国家外贸部。

这下子，调查范围就缩小了很多，杨奇清找到了国家外贸部部长叶季壮，请求对方协助自己调查破案。

叶季壮

叶季壮积极配合，将外贸部所有工作人员的档案都调了过来，其中一位叫王倬的外贸部科员引起了公安部的注意，王倬有过伪造路条的前科，当时他和同事王国昌为了躲避去朝鲜，王国超化名为“赵全一”使用了假的路条。

这样的巧合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公安部立马将所有调查重点都放在王倬身上。

公安部找来见过“赵全一”的发行局朱科长查看照片，朱科长表示王倬和赵全一的身形样貌很相似，后来公安部又检查了王倬的笔记，发现与伪造周总理签字的笔记十分相似。

而在案发当天，王倬也没有不在场证据，他请了假声称要和母亲去看病，后来有同事开玩笑说王倬穿衣打扮和身材与案件中的诈骗犯有些类似，一向性格和善的王倬突然发了脾气，指着同事大骂：“你不要诬陷好人！”

本来大家都是开玩笑，但是王倬的过度反应，却让现场变得十分尴尬。

确定了目标后，公安部故意让外贸部的工作人员轮流写字，轮到王倬的时候他表现得很紧张，本来能写一手好字的他故意写得歪歪斜斜的。

到了这个时候，专案组已经可以确定王倬就是那个诈骗犯了，但是大家无法断定王倬是个人作案还是团体作案，为了能够一次性将所有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专案组决定先蹲点守候，找到更多的破案信息。

王倬

抓捕归案

王倬，是外贸部出口局计划处科员，家中有母亲、妻子和四个孩子，还有一个干奶奶，他一个人干活要养着一大家子吃饭。干奶奶已经80多岁了，是王倬父亲认的干妈，父亲离开北京后，王倬承担起了赡养老人的责任。

王倬家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共有8间屋子，西屋放着许多生活杂物和蜂窝煤，北屋的6间房子住着王倬一家人，最西边还有一间小房子，长年锁着，不知道放了些什么东西。

王倬从朱科长那里拿到两麻袋钱后，提心吊胆地一分钱都没花，他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足足绕了两个多小时才走小路回了家，到家以后他将钱埋在了院子里。

公安人员确定了嫌疑对象后，立马展开了抓捕行动，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厂桥派出所的外勤民警郝继民这一年才20岁，参加了抓捕王倬的全部行动。

厂桥派出所所长袁志明接到了公安部命令后，十万火急地赶回了派出所，召开了行动会议。袁志明向大家描述了王倬的体貌特征，郝继民全部记在了自己的小本本上，散会以后，郝继民立刻骑上自行车，来到了李广桥居委会主任刘秀惠家里，当时刘秀惠已经召集了全体委员，就等着郝继民开会了。

众人坐定以后，郝继民说明了基本情况，居委会热心肠的群众们纷纷义愤填膺，一个个痛骂王倬，并作出保证，一定积极配合派出所破获此案，抓捕王倬。

郝继民点点头，给每人都安排好了工作，散会后众人各自行动执行任务去了。

王倬字迹比对

刘秀惠接到公安部的任务后，决定以追查耗子洞为借口，对王倬家展开了调查。当时王倬不在家，刘秀惠便找了借口对王倬家展开了调查，她在王倬家里整整翻找了两个小时，却什么都没找到。

刘秀惠发现了最西边的那间小屋子，要求王倬的母亲开门，但是老人却表示自己没有钥匙，王倬夫妻俩拿着钥匙。

刘秀惠无奈，只能带人离开了，在不远处监视着王倬一家，等着王倬下班回来。

天快黑的时候，王倬才回到了家，刘秀惠连忙走上去，要求王倬带自己进去那间屋子搜查，王倬连连推辞，说道：“这屋子很久不开了，全是耗子虫子破烂，别查了！”

刘秀惠坚决地表示自己不害怕这些，要求王倬开门，王倬又推辞道：“钥匙在孩他妈那里，等她下班回来吧。”

刘秀惠问道：“那她什么时候回来？”

王倬苦笑了一下，说道：“不知道，也许一会儿，也许压根不回来。”

刘秀惠敏锐地察觉到王倬和妻子的感情生活非常不和谐，这一大家人看起来风平浪静的，其实存在着很大的矛盾。

刘秀惠担心自己逼迫太过会引起王倬的怀疑，便没有多说什么，转身离开了，她没有回到居委会，而是找到了郝继民，向郝继民说明了情况。

郝继民当即找到了王倬妻子的领导，询问这个女人的下落，但领导也不知道，郝继民还想再说什么，领导表示：这个人很怪，等有机会我劝劝她吧。

北京老四合院

郝继民挂断了电话，看来想要通过王倬取得什么线索不太可能了，他想起来北京皮肤病研究所的黄大夫家正好挨着王倬一家，从他家的后厨房能观察到王倬一家。

郝继民立马带人来到了黄大夫家，黄大夫同意了郝继民在自己家中设下监控点，并且表示愿意积极配合郝继民工作。

就这样，郝继民带着同志们在黄大夫家开始对王倬一家的严密检查，王倬每天的行动很有规律，起床洗脸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几乎没有什么异常，但就在监视了两天后，王倬突然打开了那间刘秀惠一直想要进去的小屋，拿着一个大袋子走了进去。

半晌以后，王倬端着一盆烧了的东西走向了胡同口的垃圾站，有同志立马装扮成捡破烂的，前往胡同口将王倬扔掉的东西拿了回来，送到了技术检验部门。

王倬下班回来后，拿着一个玻璃做的东西来到了天桥信托店，郝继民看到后猜测王倬是想通过典当的方式来掩盖赃款的来源，不一会儿，技术科就送来了检验结果，王倬烧掉的灰烬正是钱币烧毁留下的。

过去的风门

种种铁证在前，公安部决定当晚对王倬展开抓捕，行动开始前，郝继民向上级报告了王倬一家的地形和布局，王倬的屋子装的是风门，中间是一块玻璃，四周是用纸糊的，院子里的土墙上长了很多草，应该很多年都没有修缮了，去年下大雨的时候，王倬家西墙有一处被泡塌了，是一个很好的抓捕突破点。

最终，公安部决定由郝继民带路，从断墙处摸进去打开大门，大部队从大门进去，破门而入，展开抓捕行动，一定要以最快速度抓住王倬，防止犯人伤害自己。

万事俱备，就等行动！

12点整的钟声敲响了，郝继民带着几位同志趁着夜色悄悄摸进了王倬一家的院墙，打开了大门，随后王倬就朝着王倬睡觉的屋子摸了过去，大部队赶到后，郝继民一脚踢开门，带人直奔床边而去，被踹门声惊醒的王倬下意识拉开了灯绳，眼睛还没适应这突然的光明，就被郝继民等人紧紧按在了被窝里动弹不得。

在公安部门十天十夜的辛勤调查后，这个伪造周总理字迹，诈骗中国人民银行20万现金的诈骗犯就这样被抓捕归案。

王倬骗取的赃款

郝继民等人在院子里掘地三尺，最终在西屋的一堆蜂窝煤下面找到了王倬藏着的一部分赃款，还有一些赃款被王倬烧毁。

在院子里挖到赃款的时候，公安人员要求王倬的母亲张可民过来，张可民死活不愿意，最终公安人员将她从床上架了过来，张可民看到大坑里的钱后，疯狂哭喊着：“不要杀我啊，不要把我埋里边啊！”

铁证在前，王倬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交代了自己犯罪的全过程。此时公安人员才知道这个王倬是个伪造信件的惯犯，除了在抗美援朝战役时伪造路条，1949年的时候被部队分配到了陕西，他又伪造了一封介绍信，凭借自己的高学历，成功混入了国家外贸部。

1960年，王倬的工资并不低，虽然家中人口众多，但是足够日常开销，那个时候一斤猪肉才六七毛钱，一个职工一个月才30多块，王倬骗取的20万足够一家人过一辈子的富裕生活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王倬一分钱都没来得及花，就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了。

审判王倬

他的母亲张可民也参与了窝赃销赃被依法逮捕，在搜身的时候，女侦查员还从老太太的大棉裤里找到两大捆的现金！

凭着王倬的学历和聪明，完全可以拥有更大的成就，但他显然没有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正确的地方，如果他能脚踏实地、认真工作的话，一定可以让家人过上更富裕的生活，也让人不禁感叹，一个正确的世界观、端正的品格，要比高学历来得更为重要！

王倬和张可民的判决书

1960年7月28日，这起震惊全国的诈骗案终于落下了帷幕，罪犯王倬被依法判处死刑，母亲张可民作为共犯念其年老体弱，在服刑三年后被遣送回了东北老家。

而王倬那位貌合神离的妻子，在接到丈夫的判决书后，毫不在乎地放在了包里，王倬死后，妻子重新嫁了人，一家人依旧生活在王倬的老院子里，1993年，王倬一家被拆迁，妻子得到了一笔拆迁款，搬离了老房子，过上了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