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两百万支枪，一万门大炮流落民间，掀起禁枪风云

中国的社会治安之稳定在国际上有口皆碑，不同于美国屡屡发生骇人听闻的枪击案，中国国内几乎不可能发生枪击事件。

但如今并不广为人知的是，就在20多年前，中国还是一个普遍持枪的国家，民间枪支极其泛滥。

五十年前，两百万支枪，一万门大炮流落中国民间，而如今它们能销声匿迹，都得归功于我国掀起的禁枪风云，和严格的禁枪管理。

枪支泛滥，全民皆兵中国民间的枪支泛滥始于清末。当时列强入侵，社会动荡，凡是小有资产的家庭都需要购买一些枪支来自保，于是大量的枪支，通过军火商走私渠道从欧洲流入民间。

随后的军阀混战，为了扩大民间的战争潜力，部分军阀甚至会鼓励民间买枪。

抗日战争时期东北地区沦陷后，兵工厂里的军火全部流落民间。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战火的愈演愈烈，民间对枪支的需求愈发巨大。

我军打天下的时候，军民一体，军就是民，民就是军，红色占领区内鼓励大刀长矛，鼓励土枪土炮。

很多百姓直接从阵地上拾取阵亡战士的枪支，甚至有很多孩子直接在尸体身上摸子弹。

国民党则是贪腐之风盛行，将官直接把成批的军火转卖给地方民团或者土匪，赚得盆满钵满。

战后，国民党部队就地解散，他们的枪支并没有全部上缴，很大一部分军用枪支就这样下落不明。这些因素最后导致建国初期，中国民间的枪支数量极其惊人。

1949年，新中国颁布了《枪支管理暂行办法》，对民间枪支的管理作出了一定的规定。

其中内容有：民间不允许持有军用枪支，但可以持有民用枪支（土枪、猎枪等），每人最多2支。

同时，科长级以上干部，各机关交通员、通讯员，工厂、商店、学校保卫科人员，均可依法佩戴军用枪支。

民间可合法持有土枪和猎枪，每人还能带2只，只需要报备即可。

地方小干部和一切普通保卫人员，亦可以合法佩戴军用枪支。这份规定虽然对私人持枪进行了一定限制，但是依旧保存了大量的枪支在民间。

之所以要保存这些枪支，是因为当时的世界大背景下，美国、俄国都对中国虎视眈眈。

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核战争，那个时代的中国百姓不仅全民持枪，并且都在国家的安排下进行了一定的军事训练，各基层的领导人也有一定的军事指挥能力。

中国的百姓可以随时组成军队，一个村就能组成十几个连，一个村长拿出来马上就可以当团长。

毛主席说这是：“十亿人民十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

后来，国家全力推动禁枪运动，回收百姓家里的枪支。

在官方文件中是这样记载的：到1969年9月止，据不完全统计，被抢的武器和收回武器的情况是：

被抢夺的各种枪1877216（支、挺），收回2131036（支、挺）；

被抢夺的各种火炮10266门，收回火炮14828门；

被抢夺的各种枪弹44217万发，收回枪弹34004万发；

被抢夺的各种炮弹390642发，收回炮弹294259发；

被抢夺的手榴弹2719545枚，收回手榴弹2734381枚。

也就是说，当时有200万支枪，一万门大炮，270万枚手榴弹流落民间，规模之恐怖令人震惊。

武斗械斗，车匪路霸如此大规模的民间持有枪支，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种种乱象，可以用“武斗械斗，车匪路霸”这八个字来概括。

武斗最出名的事件，是1967年八月的重庆杨家坪武斗。

当时居然有群众拉出了高射炮，甚至从军营里拖出了坦克，开出了军舰。

这场武斗从七月持续到八月，规模达到数万人，伤亡1170人，失踪600人，受伤3000余人。

重庆市杨家坪谢家湾等地区被打成一片废墟，多个军械库被群众洗劫一空，流落到民间的枪支弹药不计其数。

械斗的规模同样不小。

1993年9月11日，湖南省郴州马田镇的井岗村和马田村发生大规模械斗。

双方参与械斗人员多达5000人，全村上阵分工明确，凑齐了将近十个连。

各村由村长带队，在村里布置了密集的立体火力网，覆盖面积多达两平方公里，火炮交锋的频率更是高达每分钟近10发。

战斗历时34小时，造成了大量的人员，财物损伤。

最后，县政府出动武警官兵1000余人包围现场，释放催泪弹驱逐村民，才平息了这场械斗。

武警部队从两个村里，缴获了炮车4部、土炮95门、土枪57枝，炸药233公斤、雷管2590发、土手雷255枚、导火索350米、铁砂10斤、长矛砍刀若干。不仅仅是武斗械斗，车匪路霸也是新中国的心腹大患。

今天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经常能听到一句话叫“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这句话放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点不过分。

抢钱还算心地善良，更有甚者直接杀人灭迹，砍几棵树，丢几个铁钉，村里的土匪恶霸便直接持枪持刀上路劫杀，几乎使得司机都变成了一种高危职业。

严打黑暗，收枪禁枪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环境封闭，很多人一辈子都是在村里生活，终其一生都没有到达过十公里以外的世界。

村长、厂长，就是他们能接触到最大的领导，具有较为普遍的权威。

所以即使人人配枪，也不会造成太大的社会动乱，几乎没有什么问题是村长解决不了的。

但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商品经济社会，无论是人员还是物资，都开始了急速的流动。

人与人见面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争吵和冲突也不断地发生，并且这不再是一个村长就能解决的问题了。

于是，枪支泛滥的弊端便暴露出来。

当时的中国人迷信个人武力，公安局并没有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可，社会治安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

抢劫案凶杀案比比皆是，街上常有纹身的“大哥”，很多地方都有黑社会横行霸道，而且几乎规模稍大的都能配枪。

他们无视法律，欺男霸女气焰极其嚣张。1991年，湖南省邵阳市中心广场上，一名黑社会分子突然向警察开枪。

第二天在市公安局的法制宣传栏上，竟有人贴出这样的告示：中国枭雄会处死公安人员一名，特此公告，会长：狂龙。

1992年，更是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西直门袭警案。

通缉犯王连平和四五个同伙，明目张胆地在西直门内大街的同乐饭馆聚餐。

北京公安局刑侦处收到消息后，迅速派出刑警准备捉拿王连平。

不料，饭店内王连平的同伙竟多达20余人。

在抓捕过程中，嫌疑人悍然掏出猎枪与警方展开激战，导致参与抓捕行动的11名刑警都受到不同程度枪伤。

北京市委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要抓捕所有参与此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社会之动荡可见一斑。

枪支从曾经保卫人民安全的武器，变成了现在黑社会土匪恶霸迫害百姓的帮凶，在1996年，全国共发生五万多起恶劣持枪犯罪。中央深刻意识到，如果不能斩草除根，国民将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

于是，国家在1996年7月发布了极其严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要求回收基层干部以及普通人民的配枪权。

随后，中国发动了规模最大的一次严打活动，收缴了全国范围内各种类型的枪支弹药。

公安局全体出动深入基层，一方面严厉打击各地区涉黑团伙，另一方面积极劝导，让普通百姓明白禁枪的重要性。

许多退伍战士革命老干部，都主动把自己收藏的枪支上交，就连很多农民都主动交出了自己打猎的土枪。

自1996年始，中国进入无枪社会，民间再无私人持枪，黑社会的嚣张气焰被迅速扑灭，国家的治安开始飞速好转。

也许今天的中国，全民持枪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令西方国家恐惧的全民皆兵也不复存在。

然而，武道械斗村匪路霸消失不见了，横行霸道的黑社会也不见了。

国家给予了人民安全感，即使是漆黑一片的夜晚，人们依旧可以安心地走在大街上不用提心吊胆。

20年前，中国并不是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国家，但今天是。

黑社会在中国已经很难有生存的环境，20年过去，中国的新生代甚至已经忘记那个治安混乱的中国。

在普通人的意识里，中国天生就应该是安全的，甚至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应该是安全的。

中国人民今天能有平稳的生活环境，国家的禁枪政策功不可没。

我们不能把安全寄托于所有人都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因此合理的控枪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制度化的渠道来发现矛盾，解决矛盾，人民权利的最后防线应当是法律而非枪支。

如果一个国家人民的权利需要人民自己拿枪来维护，那么，这样的国家注定是没有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