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眼中的游击战之父毛泽东

文/胡新民

美国人对毛泽东游击战的关注和研究，从中国红军在井冈山时期就开始了。当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共武装仍然以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1937年11月14日，即淞沪会战刚结束，上海出版了一本《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此书主要内容实际上是宣传中共抗战观点的——笔者注）。该书是多篇文章的合集，其中有篇译自美国《民族周刊》的《持久抗战为中国胜利的关键》，作者为史德华的文章。该文写道：“用大军去对抗，中国迟早是要吃亏的。……游击队深入日军后方活动，实在比津浦平汉线的主力大军还易使日军感到棘手（最近晋北某路军的屡次告捷，就证明了这一点——译者）。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日本的战线愈延长，游击战术愈足以摧毁他们的力量。”“近年来最善运动游击战术的，恐怕算是中国的共产党。大约十年以来，人数从未超过二十万的红军，在中国的大部的省份中进行着‘捉迷藏’式的战术。十年以后，中国苏维埃不仅在数量上比最初增强，并且还取得中国一大部分农民对他们的主义的信仰。假使中国红军要全靠人数，那么在许多年前就早已消灭了。但共产党却老早就发展了一种组织后方农民的技术，那种策略证明有着无限的助力。”（该书第58-59页战时生活社编辑兼发行）

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支撑局面的形成，主要有赖于敌后游击战场的战略牵制。这种特殊的局面，使得日本首尾难顾。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使人民对其的期望值越来越低；而共产党的游击战，动员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参与，因而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者兼政治传记作家布莱恩·克罗泽所著的《蒋介石传》，堪称是最权威的蒋介石传记，该书有这样的描述：“在1938年底之后五年半的时间里，日本人没有怎么去碰中央军，也没有发动新的重大的进攻。而蒋介石这一边则十分满足于坐等观望事态的发展。他的那些训练和装备得最好的精锐部队，都在西北逼近延安的战线上对付共产党的军队。”（该书第194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沦陷区的人民期待着共产党游击队，而不是逃命的国民党来抗击侵略者，保家卫国。”（该书第9页）

◆1944年11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

当年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美国人和其他一些关心中国近代史的美国学人，大都对共产党的游击战印象特别深刻，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有些人后来还成为了研究毛泽东的专家。因此，美国出版的关于毛泽东的书，谈到了抗日战争必然会谈到游击战。施拉姆是美国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研究毛泽东的专家，他在《毛泽东》一书中写道：“毛泽东的抗日主张显而易见是真诚的，共产党对侵略者发动的游击战又卓有成效，因而沿海城市大批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日益被吸引到延安来，延安成了全国最有生气的政治中心之一。”（该书174页红旗出版社1987）2010年，美国研究毛泽东的后起之秀瑞贝卡·卡尔出版了她的《毛泽东传》，书中写道：“毛泽东主张，保证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游击战指挥者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能意识到如何作战对当时的地形最有利，或是融入到当地的居民当中，化整为零。”（该书第9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

当年国民党看到共产党的游击战成效显著，也曾于1939年开始过敌后游击战，但两三年内就基本偃旗息鼓。而共产党的游击战则越战越强。1944年，英国人曾告诉美国人说，中国的海岸上密密布满了日本军队。但是，美国掌握的情况却大相径庭。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儿子回忆道：“可是我们却很充分地知道大部分中国海岸是在中国游击队手中。我问我父亲这些游击队是不是中国的共产党，他点点头，表示肯定。”（《罗斯福亲历记》第143页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5）罗斯福之所以很快表示肯定，是因为他此前对八路军的游击战就有了深刻的印象。曾任美国总统卫队副队长的卡尔逊数次到过延安，并和毛泽东谈过话。卡尔逊还亲自到华北前线进行了考察，写出了《中国兵》军事著作，用大量的事实有力地说明了八路军为什么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他回到美国后曾面向罗斯福介绍过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后来卡尔逊还指挥海军陆战队第二飞行突击营，运用从八路军那里学到的游击战术，在瓜达卡纳尔岛战役中赢得了胜利。卡尔逊的成功，使罗斯福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美国研究毛泽东的游击战的一个热潮是在1960-1970年。从1961年开始，上至总统肯尼迪，下到陆军将领和特种部队都在研读毛泽东论游击战的著作。为了对付越战，美国决策者在研读毛泽东论游击战文章后认定，“中国式”游击战的关键是存在于广大农村的“军民鱼水关系”，故而从逻辑上来讲，“反叛乱”的重点也就在于将游击队从普通村民中分离开来、切断“鱼水关系”。美国的“战略村计划”正是以此为根本目标。但“战略村计划”明显存在着先天的缺陷，从而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实际上，美国决策者对切断南越游击队和农民“鱼水关系”的设想是难以成立的。南越革命是吴庭艳独裁统治导致的结果，而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统一又是广大越南人民的愿望。广大农民是南越革命的拥护者、参与者，军民关系密不可分。因此，驻越美军司令斯特摩兰将军虽然“毛泽东论游击战争”的著作不离身，但他好像没有真正读懂，更没有想出有效对策。他虽然也想了不少招数，花了不少钱，可一遇到具体情况，仍然一筹莫展。他在“报告”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对我来说，倒是越共的地方游击队在某些方面成了更棘手的问题，他们用火箭、迫击炮和坑道兵（即源自于地道战的一种战法——引者注）袭击美国和南越的各种设施，这就有可能把我方越来越多的部队牵制在防御上。”时任美国总统安全助理的基辛格亲自两次前往越南进行战地考察，他的结论是：“我们忘记了游击战争的一个主要原理，即游击战只要不失败，就是胜利；常规军只要不胜利，就是失败。”（郭谨良：《亲历越战》第236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5）

◆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军观察组成员。

二战后美国军力独冠全球，处处伸手，不断挑起战争。越战失败二十多年后，又对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了战争，同样又遇到了游击战的难题。美国的军事指挥官又想从毛泽东著作中寻找破解之道。2008年4月23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宣布，布什总统提名驻伊美军司令彼得雷乌斯担任下一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主管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地战事。同年6月25日，英国《每日电讯报》载文介绍了这位上将的军事思想。值得关注的是，这位将军似乎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颇有心得。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文章称：“彼得雷乌斯的思想可以看作是将毛泽东的游击战术颠倒过来使用，毛称成功的抵抗必须能够激发人们的斗志，而彼得雷乌斯强调美军应消解伊拉克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从而清除反美武装的生存土壤。”彼得雷乌斯作为战地指挥官也深刻理解毛泽东的说法：民心向背决定战争胜利与否。于是，他提出要赢得“伊拉克的人心和思想”。彼得雷乌斯在任期间确实也曾指挥美军进行过不少亲民的活动。据说有时发展到给阿富汗贫民送“温暖”（即发现钞）。但是，这又等于给塔利班“输血”。塔利班分子装扮成穷人，向美军要施舍。更令人失望的是，有很多真正的贫民，从美军手中接过来现钞，转眼又给了塔利班。据统计，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与当地武装分子的游击战中的伤亡人数，远超过其在正面战场上的伤亡人数。美国陆军《“伊拉克自由”行动最初印象报告》指出：“自2003年结束大规模攻坚作战以后，士兵伤亡人数竟是攻坚作战的3倍。”顺便说明一下，关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游击战的例子，只是说明当地民间武装力量的群众基础要比美国厚实得多。至于这些民间武装是否代表社会的进步力量，则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对于中国的抗日游击战，还有一位美国军官的看法值得一提，这就是于1943年就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副主任的梅乐斯。他曾于1936年至1939年在中国工作，亲眼目睹了初期的中国抗战。他指出：“即使在日军控制最严密的地区，中国游击健儿照样十分活跃；日军要想赢得战争，简直是遥遥无期。”（孙丹年：《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第23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史实证明，他的这番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后来梅乐斯在中美合作所的时候，也曾设法为国民党特务武装培训游击战，但这些特务武装却对抗日所起的作用甚微。“国民党人的游击战1939年前后才开始，却在两三年之后即告失败，国民党派往敌后的部队，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真正有实力的武装。与此相反，中共的军队自抗战全面开始的1937年起就将主力开往敌后，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其从最初的约4万人，经过不足8年时间，就发展到近百万之众，所占地区亦从最初的陕北一隅之地，扩展到山西、察哈尔、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广东等近十个省份。”（杨奎松：《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2期）由此可见，游击战有天然的人民性。有了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游击战不但在战术上可以取胜，而且在战略上也可以取胜。毛泽东就是根据中国国情，第一个将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升到战略层面进行考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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