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别驾一职,前人的研究并不多但是整体上而言,关于北朝地方行政、士族升降、地方势力、胡汉分野等等重大问题有不少的研究,对本文有很大的借。别驾是一州僚佐中的首领,在汉魏时期仅次于刺史,地位极高。
而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州郡佐吏一直被认为是地方势力的代表,别驾作为州佐之首,其特殊的地位成为中央和地方势力角力的要点,也是沟通中央和地方官僚机构的桥梁。在北朝时期州佐的权力不断被削弱,别驾首当其冲。以别驾为切入点,探讨北朝时期地方佐吏职权和地位的变迁,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北朝中央集权的强化。
本文主要论述了别驾一职从汉魏以来的沿革,以及北朝别驾的品秩职掌出身、迁转和地位有些特殊的京畿地区别驾的情况。汉代别驾是百石之吏,为刺史的副手,其地位随着刺史职权和地位的上升而上升。
到了魏晋时期,其职权己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居刺史之半,一般深受刺史的信任,对于一州的民事事务和人才推举有很大的参与权。至于种族、士庶方面,北朝别驾一职虽不乏寒素小姓以及匈奴、鲜卑等族的贵族担任,但是总体而言,以汉人士族为主。而京畿地区由于地位特殊,别驾一职权力尤大,并非一般州可比。
别驾一职的沿革
别驾一职起源于西汉旧制,北朝承袭了汉魏以来的地方行政制度,也就保留了这个官职。别驾是一州之中地位仅次于刺史的官吏,也是州府上佐的代表,从别驾一职切入,可以对北朝整个州佐系统略作探究。本章主要从别驾的沿革。元帝时,丞相于定国以条州大小,为设吏员治中、别驾,秩皆百石,同诸郡从事。
宣帝在元帝之前,且黄霸是在郡守位上,也有属官名“别驾”,若此条史料确实,那别驾一职在汉代并非仅仅为刺史属官,郡守也有此属官,且设置时间可能早于元帝。但是郡守的属官并非本文想要探讨的“州吏”,而从现有史料出发,又并未发现明确的证据证明作为刺史属官的别驾一职设置于西汉元帝之前,所以笔者倾向将别驾一职作为州佐身份出现的时间仍定在西汉元帝之时。
在汉代时,别驾只是一个百石的小吏,而汉代刺史也不过是一个六百石的官,所以其手下的官吏品秩自然不会太高,但是因为刺史从设置之时起就有“代天巡狩”的意思,地方官员皆敬畏三分,位在两千石的太守之下,权力却可能高于一郡太守。别驾作为刺史的副职,其权威也可想而知。
可是,两汉时期的别驾毕竟只是百石小吏,不受中央重视,也并非正式的政府官员,在东汉末年以前的正史中出现的频率非常低。正因为相关记载的欠缺,所以其具体的情况并不是非常清楚。别驾一职在两汉时期虽然已经设立,却只是一个隐藏在州吏中的淡淡的影子。
随着刺史一职权位的不断上升,别驾地位也水涨船高。
自东汉末年开始,别驾的地位就逐渐提高,一些名士纷纷被辟为别驾。三国时期,战事频仍,州牧刺史多为一方割据势力,而其别驾地位就更加高了。
比如田丰、沮授曾为袁绍的别驾,崔琰曾为曹操的别驾,张松曾为刘璋的别驾,这些人对当时的局势都有很重大的影响。这时的别驾,其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了。而三国以至于魏晋时期,正是别驾地位变化的关键时期。虽然此时别驾的地位摇摆于正式官吏与地方小吏之间,其地位的逐渐提升,已经是一种趋势。魏晋时期,“别驾”中有需要举秀才,才能成为正式中央任命官员的例子。
但是很多情况下是察孝廉以后再辟为别驾的,也有当了其他正式官吏以后再当别驾的。这就表明了别驾己经有成为止式官员的意味。王基己经是郎中,被表为别驾,后又从秘书郎任上转出,为别驾,这表示别驾的品级至少不会太低。当然,这应该是由于青土初定,人心不稳,需要俊才为州佐以安定人心,可能是特例,并且在当时就受到非议沮授先为别驾,举秀才以后任县令,然后再为别驾。
可见别驾与正式官员之间迁转并非特例。其大多数皆为别驾改革与官员之间改革。到了西晋,情况也是差不多,彬与谯郡主薄张恽俱陈吴有可兼之势,而易雄也是举孝廉以后方为别驾的。并且其自以为是寒门,不可“久处上纲”而决定辞职,但是后来又当了县令,可见一些州的别驾在当时士人心目中的“清显”地位尚要高于县令。这些记载都表示,在魏晋时期,别驾都摇摆在正式官吏和州府小吏之间。别驾的品秩在汉末魏晋逐渐上升。
在曹魏以至于两晋时期,别驾在一州之中具有重要的位置,刺史将“民事”皆委之于别驾,正是因为刺史地位的提升,别驾实权也上升了,其名位低下的情况也必然会改变,所以别驾一职的地位职权在三国两晋时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北朝别驾的出身
当然,北族人当别驾的也并非没有,史书上有不少例子。比如明元帝的妻弟,也就是孝文帝的舅舅,杜超,曾任相州别驾。除了这些北族的人会出任别驾以外,元魏的宗室有时候也会担任别驾一职。比如元显恭在北魏后期任扬州别驾,这些北族的别驾并非都是武人,在承平时代,也多北族中文学之士。穆弼也算当时有名的文学之士
当然,如果在乱世,则会有更多的武人活跃在史书上,别驾一职也不例外,何况北族之人本就以弓马骑射闻名。北魏宗室元显恭在北魏后期任扬州别驾,北魏的扬州本就属于边地,战事较多,而其任别驾也是以军功升迁。北魏建国以后,就不断和汉族人士合作,汉族士人在北魏政权中的势力还是在不断发展的。
北魏早期的事,因为宋隐是太祖时期的人,所以他早卒的弟弟为别驾之时,应也是北魏道武帝时代。这个时候北魏王朝刚刚建立,四处征战,还没有时间构建系统的职官制度,所以一切因循前朝。而孝文帝迁都以后,北魏的职官体系逐渐走向成熟,开始能代表设官制度在整个北朝的发展趋势。
而这个时候,别驾一职已经是由中央任命了。张普惠的这段话说明了在北魏孝文帝迁都以后,别驾等地方官吏都由中央直接任命了。而在出任别驾之人具体的传记中,也有证据说明此言非虚。在孝文帝时期,皇帝就在巡行之时直接任命州别驾,并未寻求地方刺史的意见。高颢的冀州别驾,为朝廷直接任命。可见从孝文帝迁都以后,一直到东魏北齐,别驾一职一直是由中央任命。
无论孝文帝的原始为何,经过他的改革,随之建立的北齐和北周,门阀主义都没有北魏后期兴盛。但是无论如何,几百年的世家大族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力量均不容小觑。河东裴氏、京兆韦氏显于北周;弘农杨氏等也是在北齐、北周都有人物。
别驾是州级的官员,而且从汉朝以来就是刺史征辟本州俊杰担任,其与地方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世家大族担任别驾的就非常多了。
别驾一职自西汉设置以来,其职掌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当然,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在漫长的几百年中毫无变化,北朝的别驾和魏晋旧制,还是会有一些不同,而具体有哪些不同,则是下文关注的重点。本节讨论北朝别驾和魏晋旧制的区别,主要是想看北朝州佐系统,对比前朝,有什么样的变化和特色。
从而进一步讨论北朝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问题。北魏后期的郑辑之从黎阳太守传任司州别驾。可见司州别驾和其他别驾在地位上的不同。北齐的司州不设军府,只有州佐,所以别驾一职相当于司州的副长官,地位非他州可比。西魏北周的雍州别驾有直接由刺史升任的,更显其地位崇髙。司州别驾位高权重,所以多任亲信。
特别是在政局动荡时期,多由实际掌握政,权之人的心腹为之。除了陇西李氏以外,都在山东,不在西魏北周的控制区域内,他们不在西魏北周入仕也是自然之理。而且北魏覆灭以后,高欢继承了北魏大部份的遗产,其中当然包括人才。北周对于山东人才的控制上,自然比不上北齐,所以他们更多的是依靠地方豪强。河东柳氏、上谷寇氏、武功苏氏,这些家族都有人在西魏北周担任别驾。除了上述世家大族以外,一些豪强也担任别驾,并且在魏末动乱中有令人瞩目的表现。
陇西辛氏、上洛泉氏、巨鹿魏氏,在当时都不算一流盛门,但是他们都有很强的宗族势力,都能够招募乡里之人进行军事活动,从而受到了当局者的重视。正是因为中央要利用他们在乡曲不可忽视的势力,这类豪强之家也会担任别驾一职。而三国以至于魏晋时期,正是别驾地位变化的关键时期。虽然此时别驾的地位摇摆于正式官吏与地方小吏之间,其地位的逐渐提升,已经是一种趋势。
但是很多情况下是察孝廉以后再辟为别驾的,也有当了其他正式官吏以后再当别驾的。这就表明了别驾己经有成为止式官员的意味。北周的别驾一职虽然有刺史自辟,但是更多的还是中央除命,其情况与北魏、北齐即使有些不同,也没有很大的差别。
综上可见,北朝别驾一职多由中央直接任命,而非刺史自辟,显示了中央对于州级僚属控制力的增强。从这一点上来看,相对于魏晋旧制而言,北朝的中央集权是有所加强的。而北朝的别驾的品秩则要高于魏晋时期。最明显的例子是,整个北朝几乎没有看见有从别驾迁县令的别驾迁太守则为常例。而从县令迁转至别驾的例子却不少。
这里并没有算上京畿地区的别驾,而是就普通别驾而言,北朝别驾的地位高于县令。而中下等州的别驾则都比中下等县的县令等级高。而司州别驾为从四品,邺县县令为从五品,显然,同为京畿地区的官员,别驾地位也要高于县令。所以北朝的别驾的品秩一般在县令之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综上可以看出从别驾一职在北朝的迁转途径来看,其品秩比魏晋有所提高。别驾一职地位品秩的提高,与其由中央直接任命之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正因为别驾的地位高了,刺史才无法完全按自己的意思辟用,而提高别驾的地位也正是中央参与地方控制的一个手段。王德权先生”虽然王先生的文章主要从军事层面讨论了州的控制意义,但是州一级的行政区划相较于郡县来说,的确在各个方面都有比较重的中央化的色彩,和有浓重地方自治色彩的郡县有着显著的区别。州别驾地位的提高和中央的任命则共同体现了中央对于地方控制力的增强。
北朝别驾的迁转
严耕望先生曾列举了21个北朝别驾迁转的例子。严先生此书要描述整个北朝的地方行政制度的方方面面,于别驾一职自然只能是点到为止,就北朝别驾的迁转情况作一些补充。
迁入
。起家官:别驾一职在北朝的中早期有吋作为士人的起家官,成为其入仕以后的第一个官职,这些人多由刺史自辟。崔玄伯是太武帝吋期的名臣,其弟释褐时间大致也应在太武帝时期。而高真为高谧的长兄,应也是北魏中期以前的人物。
所以在北魏早期,大家子弟直接被征为别驾的,并不是十分罕见的事。当然因为在北朝,州主簿、郡功曹一类很多并不算释褐,一些人可能由州主簿转别驾,而在传记中会直接忽略掉这些官历,但无论怎样,别驾在北朝中前期应可作为士人释褐以后第一个官职。
军府属僚:北朝刺史多带将军号,有些将军还能开府,其中有大量的属僚,这些属僚也有机会升为一州别驾。公府属僚:北朝大家子弟很多由公府辟任出仕,之后再迁转他官。别驾也有从公府的属僚迁入的。
比如孝文帝时期的崔猷就由“太尉骑兵参军”,迀入“本州别驾”,北魏中后期的李静由“太尉府参军事”迁入“定州别驾”。这种情况,东魏北齐也有,比如东魏孝静帝时期的崔伯谦,就从“丞相府功曹”迁为“瀛洲别驾”中央郎官:员外散骑侍郎、尚书诸郎、著作郎、秘书郎等郎官,也经常升任别驾,算是中央官中和别驾一职互相迁转较多的职位。终整个北朝史,由郎官迁转别驾,都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北朝还有行台制度。行台,也就是行尚书台,所以行台的郎官应该也能算尚书郎官,这里也收入一个由“行台吏部郎中”迁转为别驾的例子,《周书》卷三九《辛庆之传》。其他:上述几种是别驾一职主要的迁入途径,当然,不可能囊括所有的官历迁转情况。
在地方上,王国常侍、县令、郡国郎中令也会升为别驾;在中央,也有从中书博士、中书舍人、给事中、太子舍人这些官职入迁州别驾的。在北朝,郡太守的品级一般要高于州别驾(北魏北齐的司州别驾、北周的雍州别驾,因为在京畿之地,地位特高,除外),所以有很多州别驾升任郡太守的例子。但是在北朝后期,也有郡太守转州别驾的例子。
迁出。
郡太守:北朝的别驾若继续在地方上任职,郡太守是其最常升迁的一个职位。北魏孝文帝的前后《职令》均未记载太守的品级
。
制度的时候有提到,三等上郡太守从三品,三等中郡太守从四品,三等下郡太守从五品。而同书记载别驾的品级为:二等上州別驾从事史第六品,三等中州别驾从事史从六品,三等下州别驾从事史第七品。
这样,上州的别驾和下郡的郡守正好差一个品级,而且又同为地方官,自然是升迁的首选。北齐的制度多因循北魏孝文以后的定制,可推见,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的情况应该也不外乎如是。
升任军府上佐,算是一个别驾主要的升迁途径。
段文振在北周武帝时期,由相州别驾,升任扬州总管府长史,北周总管府的长史一职,也和军府长史类似,所以也归入此处。公府僚属:上文叙述能迁入别驾一职的职位时就提到了公府的僚属,而别驾一职迁转,也会有任公府僚属的。只是这可能会是比较高等的僚属。
当然,别驾也有上州别驾、中州别驾和下州别驾之分,其品级也是不同的,所以在升迁上会有比较大的差别。总之,别驾和公府的僚属之间会有互相的迁转。北魏中期的韦或从雍州别驾转司徒橡、北魏孝文帝时期的刘绍珍从本州别驾转任司徒属,北魏后期的甄宽从本州别驾迁转至太尉从事中郎西魏时期赵慎从敷州别驾转大丞相府城呙参军。
这些都是由别驾转任公府僚属的例子,虽然并不一定是升迁,但是也应该是正常的迁转。尚书省诸官:尚书省作为北朝的中央行政系统的核心所在,有许多中高级官吏,需要有吏才的人担任,而别驾若调回中央任官,也有机会至尚书省任官。门下省诸官:门下省多清职,以给事黄门侍郎和散骑常侍为最,合成“黄散”,算是非常清显的官位。
“黄散一职,故须人门兼美。”所谓“清官”、“浊官”的概念是同时存在于南北双方的,但是北朝清浊之分没有南朝严格,所以门下省诸官对于大部份士人来说,也并非高不可攀的一个职位,更何况别驾一般出身地方名门。不过北朝的门下诸官也经常用于加官,只是一种虚衔,比如”员外散骑侍郎“就比比皆是。本文所关注的主要是实授的官职,而非加衔。
结语
京畿之地的地方官品位和权力上通常大于别的地方,这是古今通则;北朝自然也不例外,所以将北魏、北齐的司州别驾和北周的雍州别驾单列出来讨论,以示与他州别驾的不同。北魏司州别驾的地位就特别崇高,上文已述,在太和二十三年颁布的后《职令》中,司州别驾是从四品,而下州刺史才正五品。
也就是说北魏的司州别驾比某些州刺史地位更高,而相比较大多数郡太守来说,品位自然就更高了。北魏一般没有太守转别驾的例子,但是司州别驾是例外。孝文帝时期的司马悦,就从建兴太守转司州别驾,北魏后期的郑辑之从黎阳太守传任司州别驾。可见司州别驾和其他别驾在地位上的不同。
北齐的司州不设军府,只有州佐所以别驾一职相当于司州的副长官,地位非他州可比。西魏北周的雍州别驾有直接由刺史升任的,更显其地位崇髙。司州别驾位高权重,所以多任亲信。特别是在政局动荡时期,多由实际掌握政权之人的心腹为之。北朝乡官系统,历来并不受瞩目,其职权也的确不如刺史的军府佐僚重要。但是笔者认为,州吏上佐之位,是中央和地方权力互相牵扯、角力之处。
以别驾为首的州佐,相较于郡吏,更有朝廷命官的色彩;但其毕竟多州郡大姓担任,也是地方势力的体现。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中,地方士族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心所在,州吏上佐的研究,能从一个侧面窥见北朝地方势力集团和中央集权的变化发展。别驾,作为州吏中最重要的一个职位,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所以以此为中心来探讨北朝地方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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