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每一任日本首相上台，几乎都要参拜靖国神社？

岸田文雄上任后，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那么，日本首相为啥一上台，就要在靖国神社这个地方闹出问题呢？

上任后参拜靖国神社、或至少以首相名义赠送祭拜品，几乎成为了日本首相上任后的“必修课”。这种完全不顾国际影响、对日本国内也起到极其恶劣的负面引导作用的行为，看似只是日本右翼基于政治立场的政治动作，实则是日本扭曲的社会环境导致的必然选择。

二战后的日本是个不折不扣的“失败国家”，这种“失败”不仅仅指因军国主义野心遭反法西斯阵营挫败导致其在国际社会上“低人一等”、在国际法上受到诸多限制，更在于日本国内社会的传统思想遭到完全粉碎、传统价值观出现极大变化，对于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来说这种转变的后果不只是进行了社会重构。

从靖国神社在日本的政治代表性来看，20世纪70年代之前靖国神社主要祭拜侵略战争中一般的阵亡军人，虽然右翼色彩明显但并未上升到国家政治高度。

1966年，甲级战犯牌位移位靖国神社，由此靖国神社成为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宣传机器。因此，虽然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客一直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但在甲级战犯牌位移位前后性质恶劣程度完全不同，对此日本政客不可能心不知肚不明，这种情况下坚持参拜的背景就成了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回顾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情况不难发现，战后日本依靠局部战争美国的军事订货实现社会生产重组，以此为基础其经济在20世纪50到60年代飞速发展、到1968年已经可以比肩联邦德国。

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为一个战败重构的社会注入民族主义思潮，但此时的日本仍然处于美国的严格管控之下，这就形成了日本在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国内社会思想上的矛盾，日本国内社会要求摆脱本来就风评恶劣的驻日美军管控、实现国家正常化的呼声高涨。

在反美情绪的作用下，日本在二战期间殖民扩张、与美国直接对抗的国家形象事实上成为了一种“政治上不正确的政治正确”，而作为军国主义代表的甲级战犯就成为了这种错误形象的化身。

因此，甲级战犯牌位移位靖国神社与日本成为重要经济体之间只差了两年，这绝不是巧合，而是现象与深层原因的关系。这种社会思想状态下，日本政客选择继续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有明显的“顺应国内社会潮流”、巩固执政基础的意味。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冷战时代的日本是幸运的。由于自身经济基础并未被完全粉碎（二战之前就已经出现的财团和大型企业仍然存在，且在战后遗留了部分工业生产能力，又有美军订货注入资金）、有充裕的产业升级基础，其临近苏联且位于第一岛链起始点的重要地理位置又使其被美国视为冷战“桥头堡”需要重点建设，同时自身同时面向亚欧大陆和太平洋的区位也让日本成为重要的贸易枢纽。

多重原因共同作用下，日本在冷战期间的经济几乎是坐着火箭般一路走高，这种高速发展的局面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达到顶峰。飞速发展的经济必然导致国民盲目自信、又让日本成为了东亚和东南亚经济发展的龙头老大，同时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日本与邻国关系空前友好，这种条件下像中曾根康弘这种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多达十次的右翼政治家竟然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国际上口碑都还可以，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福兮祸之所伏，日本的经济膨胀式发展产生的泡沫一旦破碎，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也是灾难性的。20世纪90年代初，受国内金融市场崩溃和广场协议对国际金融秩序的重构双重影响，日本发生了战后最大规模的经济崩溃，随之而来的是国内社会一度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在短短不到五年时间内彻底崩盘。

这种条件下，右翼政客的大本营自民党在1993年大权旁落，自民、社会、先驱新党三党在短暂而罕见的七党联合政府倒台、细川护熙辞去首相职务后联合组阁，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成为新一任首相，这位主张与邻为善、反省军国主义罪行的“老爹”非但没有参拜靖国神社，而且还发表了著名的“村山谈话”。

考虑到冷战结束后日本面临的特殊国际政治环境，村山的当选和政治主张很能体现日本国内政治风向的转变。虽然村山随后于1996年辞职、自民党重掌政权，但接任首相职位的桥本龙太郎仅仅在任期内参拜过一次靖国神社、整体上保持了村山时代的对邻国友好态度，这种基调延续到了同样只以首相身份参拜过一次靖国神社的小渊惠三。

考虑到日本这一时期自身经济发展进入颓势、而中韩和东南亚国家相对强劲的发展态势又不可避免对日本在其设想的“亚洲经济雁翎阵”中的地位产生冲击，日本企图通过缓和或保持与历史上被侵略邻国的关系来维持国际经济格局中地位的意图非常显著。

但日本政客的算盘，在历史发展趋势面前毕竟过于无力。进入21世纪后，经济加速发展、产业持续升级的中国和摆脱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韩国，在产业结构上与日本的重合度越来越高，而日本由于在泡沫时代败光了经济基础导致产业升级困难，这种情况下本来就陷入疲软的日本经济进一步减速。

另一方面，由于日本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情况不一，“前昭和时代”、“后昭和时代”的的日本人（现在又加上了“平成时代”）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思维脱节，这意味着日本不但距离正常国家的标准越来越远，甚至还可能逐步走向因缺乏社会共识而导致社会解体的危险局面。

因此，以因其右翼保守主义倾向而臭名昭著的小泉纯一郎担任自民党党首后，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又成为了常态——小泉的这种做法不难理解，作为执政党党首他首先自然要稳住右翼基本盘，然后在社会经济发展颓势时通过塑造外部竞争对手毫无疑问很能拉拢支持者（顺便一说，这方面的问题美国近些年比日本还严重），而且塑造统一的历史记忆（尽管是错误的）还有利于维系国内社会共识、减轻治理压力，对于日本右翼政客来说根本就是无本万利的买卖。

小泉时代结束后，安倍晋三、麻生太郎、野田佳彦再到菅义伟和岸田文雄都延续了小泉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态度，这既是政策惯性使然，也是日本国内社会持续性分化、与周边国家地区竞争事实失败情况下政客的必然选择。

无论如何，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一个性质上极其恶劣、原因上极其复杂的符号性政治举动，在日本既无法实现国家正常化、也无法摆脱社会发展颓势、更无力扭转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下降的情况下。

几乎可以认定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谁担任日本首相，都会继续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然而，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日本右翼政客无论基于什么打算去推行右翼思想、图谋复苏军国主义，都没法改变日本无论是国内社会还是国际社会中都“越混越差”的事实，企图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做文章，除了维系一点支持者以外对日本政客来说也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