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名角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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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新世纪周刊 》 2008年第34期

在大半个世纪的动荡岁月中，京剧名角们的人生和作品构成一种强大的魅力，也为电影提供了绝好的题材。
　　1895年，世界上第一部电影在卢米埃尔兄弟的手中诞生。电影在各国诞生之初，法国卢米埃尔兄弟拍的是火车进站，美国人拍的是水浇园丁，而中国人，却用无声的黑白片，纪录了京剧名角谭鑫培的《定军山》。
　　辉煌的巅峰
　　第一代中国电影人颇有眼光，纷繁丰富的京剧值得成为电影题材，而京剧名角们更值得大写特写，舞台上，他们演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将中国文学和历史揉碎在优美的唱腔和身段里。舞台下，他们的人生境遇起伏跌宕，在大半个世纪的动荡岁月中，他们的人生和作品紧紧连在一起，构成一种强大的魅力，也为电影提供了绝好的题材。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上一辈人对京剧名角的痴迷。隔着几十年的岁月，《粉墨春秋》剧组采访的老人还能清晰地描绘杨小楼的风采，他们陶醉地反复描述着杨小楼的出场：他抱着一把刀，半闭着眼，突然一睁眼的那种气势，把所有人都震蒙了。这让《粉墨春秋》导演蒋樾记忆深刻，“今天舞台上的演员，有的人比杨小楼的腿踢得还高，唱念做打都不差，但他们就是认为没有杨的味道和气派，这就是名角的魅力。”

　　电影《梅兰芳》里的十三燕，原型就是当年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主角、伶界大王谭鑫培。他以“云遮月”的独特嗓音，赢得“小叫天”名号，让清末北京城“满城争说叫天儿”。也正是他，创立了京剧名角儿制，让京剧进入最繁华最热烈的时代，众多名角纷纷闪亮登场。在这个意义上，谭鑫培不仅是中国电影的开端，还是京剧名角艺术的开启者。

　　作为国剧，京剧艺人与政治风云有着最紧密的接触，他们身不由己地一再被推入时代的洪流当中。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在攻克上海制造局的战斗中，打头阵的，就是会武功的京剧演员。潘月樵、刘艺舟、夏月珊和夏月润等艺人都参加了辛亥革命，手持武器冲在最前面。这些京剧艺人希望通过奋不顾身的革命，改变屈辱的社会地位。但革命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卑微，梨园行就是他们的宿命。艺人们又回到了他们所熟悉的舞台上。也只有在舞台上，他们能抬头挺胸，挥洒自如，实现一切关于美满人生的梦想。

　　1918年，《新青年》辟专号讨论中国戏剧的前途和戏剧改良问题，胡适、刘半农等人批判京剧，认为它只是“玩把戏”，“毫无美学价值”。仿佛是一个响亮的回应，梅兰芳在此时连续推出了《黛玉葬花》和《天女散花》等古装新戏，轰动了整个北京。而京剧和名角的魅力，也瓦解了当年的文学阵营：他们不去欣赏易卜生了，转而拜倒在梅兰芳的天女和黛玉台下。这其中，包括胡适、顾颉刚，徐志摩甚至还男扮女装了上台去票戏。

　　此时，仍旧斩钉截铁讨厌京剧的阵营中，只剩鲁迅和周作人兄弟。鲁迅嘲讽梅兰芳的表演是“扭扭的黛玉葬花”和“缓缓的天女散花”，而京剧是“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一向对中国现实有着清醒而深刻认识的鲁迅，在京剧这件事上却判断错了。京剧和名角们此时已迈入辉煌的巅峰期。

　　电影《梅兰芳》中设置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朱慧芳，年轻时大红大紫，风光无限，后来却渐渐落魄，晚景凄凉。他是京剧男旦的一个悲辛侧写。京剧是个残酷的行当，在《粉墨春秋》的结尾，所有的老艺术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吃开口饭不易。无论时代给他们怎样的头衔。由朱慧芳身上，能看到曾雄踞净行首席的花脸金少山一点影子。金少山的人生，是彼时伶人的一个侧影：他性格豪爽，仗义疏财，大红大紫时常常解囊助人，毫不吝惜，花钱无度，最终却晚景凄凉，才50多岁就贫病而终，惨死在街头。

　　在激烈的竞争中，京剧名角们唱对台戏能唱到吐血。梅兰芳和程砚秋就曾经在上海大唱对台戏。篆刻大家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忆》里回忆说，当年上海黄金剧院请梅兰芳和马连良合作，皇后剧院请程砚秋和杨宝森合作，大唱对台戏。梅剧团当时随票附赠一本厚厚的特刊，多是梅兰芳剧照，其中有一张照片是梅兰芳昔年演“上元夫人”时的剧照，梅饰演的上元夫人居中，下跪四宫娥分别是：程砚秋、王蕙芳(朱慧芳原型)、姚玉芙和魏莲芳。程砚秋初入行时是梅兰芳之配角。据说这是梅之部下以此照片来羞辱程砚秋。程看到这本特刊后，去找梅兰芳，梅听说后连连道歉，并将之前所印的5000册特刊，全部交付程砚秋带走。陈巨来记载说：此为当时无人不知之笑话。梅兰芳这边的黄金剧院每晚满座，而皇后剧院只上七层座，自此以后，梅程两家势同水火。
　　一次重创
　　日本人的入侵打乱了一切。在国难面前，京剧艺人们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为了保住气节，一些名演员纷纷罢演，而大多数傍角儿的演员，只能纷纷改行。
　　北平沦陷后，当时的特高科分子欺负梨园行的人，经常在火车上往戏箱里倒硝酸，毁坏戏服。一次程砚秋与他们发生冲突，一伙汉奸想要殴打程砚秋，结果反被他打得落花流水。此后特务们频频想找麻烦，却不料程砚秋从此辍演，搬到北京郊区的青龙桥锄地务农去了。
　　而梨园界更加广为传颂的是梅兰芳的蓄须明志。梅葆玖回忆说：父亲舞台罢歌、闭门谢客。闲下来的他，请了俞振飞来研唱昆曲；请画家汤定之教画松梅；还专请了一位英国老太太教学英文。他警惕着各方面的诱骗和袭击。“父亲一向爱好整洁，注意仪表。特别是演出期间，每天都要刮脸，有时用镊子将胡须一根一根地拔掉。”日军占领香港前后，他却开始不刮胡子了，与昔日相比，明显不修边幅，与从前判若两人。他早已下定决心，不为日本人和汉奸演戏，他希望这一小撮胡子能起到挡箭牌作用。“如果硬逼着我剃胡子演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
　　对于京剧艺人来说，保持气节并不容易，以梅兰芳当年的地位，不唱戏之后，还要变卖古玩、家当，银行透支，那些普通的、毫无积蓄的艺人境遇之惨可想而知。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梅葆玖清晰记得这个时刻，当天，他的父亲梅兰芳用折扇半遮面，从楼梯上一步一步地走下来，“家里人都呆了。父亲猛地把扇子一抽，大家才看到他把唇须剃掉了，脸上刮得干干净净，大家围着他鼓掌，那天他真是很高兴。”
　　抗战8年，是对京剧艺术的一次重创。八年后，再次重返舞台的大师们普遍遭遇了尴尬和无所适从。梅兰芳的嗓音和身段都已大不如前，当年在上海主编《戏剧旬刊》的张古愚毫不留情地评价说：“我看都不想看。他有那个精力，捧捧儿子不好吗?”八年不上台的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此时都胖了，程砚秋和荀慧生一出场观众就大笑，他们的戏迷看完之后却很伤心。人们甚至戏称当年风姿绰约的四大名旦为“四大名蛋”。
　　一位从小学戏，熟悉行内掌故的刘曾复老先生，当年与程砚秋同住在报子胡同，他回忆说，程一出门，他的女儿就笑，说：那个大胖子又出来了，“我想那样子上台就没法看了。”
　　而那些抗战时还接着唱的演员，此时境遇更惨，比如马连良，胜利后立刻被视为汉奸，他只有远走香港。与他一起赴香港的，还有孟小冬、张君秋、杨宝森等名角。新中国成立后马连良才又回到了北京。
　　对京剧艺术而言，更大的损失是，抗战期间，京剧舞台上的两位大师相继离去。1938年，武生泰斗杨小楼死于肺癌。1943年，四大须生之首余叔岩死于膀胱癌。杨小楼空前盛大的葬礼，让很多老人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有戏曲评论家甚至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梅兰芳建国以后就不应该再演《霸王别姬》，因为他再找不到杨小楼这么好的霸王，没有了这个绝世的霸王，他又何苦再唱他的虞姬?

　　中兴和变革
　　1949年，京剧艺人们在兴奋和微微的不安中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不安是因为解放初禁演了不少戏目，比如《四郎探母》等，此时带色情的戏不能唱，神鬼的不能唱，断案的不能唱，忠于皇帝的不能唱，选来选去，似乎只有反映老百姓反抗精神的《打渔杀家》符合要求。

　　但对京剧名角来说，这又是京剧的一个繁荣期，京剧大师“四世同堂”的局面前所未有，至今让老戏迷们怀念。1949年7月，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上，京剧演员第一次被称为文艺工作者、表演艺术家，很多人激动地泪流满面。从前为生计所迫，自称“为窝头服务”的京剧演员们开始“为人民服务”了。艺人们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剧场和舞台，走到民众中去。
　　尚小云曾经带着他自己的剧团走了大半个中国，不仅在工厂，而且在部队演唱。时年已五十多岁的尚小云演昭君出塞，在台上能跑三十个圆场，而台下的战士为了看演出，能在大雪天里一动不动地坐四个小时。

　　北京京剧团成立时，汇集了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赵燕侠五大头牌，从前根本不会同台演出的“对头”马连良和谭富英竟然聚在了一起。谭元寿老先生回忆说：他父亲和马连良在天桥剧场合演一出《龙凤呈祥》。谭富英是刘备，马连良是乔玄，第一场两人一碰面，还未开口，观众已经沸腾了，鼓掌鼓了有一两分钟。

　　此时，京剧舞台上出现了名角儿合家欢的盛世。以梅兰芳、马连良、程砚秋等为首的前辈艺术家和后几代名角都能同台演出，令当时的观众大饱眼福。这是京剧的一个中兴时代。
　　但从50年代后期起，一批京剧大师相继离世。1958年起，程砚秋、杨宝森、王少卿、杨盛春、王瑶卿、郝寿臣、梅兰芳也陆续离去。梅兰芳的离世，标志着以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为代表的京剧三大贤时代的彻底结束。此时，依然活跃在舞台上，能够称得上是划时代领军人物的，就只剩下四大须生之一的马连良。

　　1952年才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再次充满热情地站在舞台上时，他没有料到，京剧舞台正在发生着一场巨大变革。
　　对传统京剧有很高鉴赏力的毛泽东，却认为在新中国的舞台上，不能再上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从1964年初开始，传统戏被彻底赶出了京剧舞台。那些习惯了穿靴子、抖水袖的演员第一次穿上了中山装，习惯了传统戏表演程式的他们，在现代戏的舞台上迷茫了。

　　1964年，马连良与张君秋排演现代戏《年年有余》。16岁就被推选为四小名旦，与孟小冬、谭富英、马连良都合作过的张君秋，在这部戏里第一次穿起了现代装。从前的华美戏服、长长水袖可以修饰的男人身体，现在暴露在观众眼前，他戴着假发，不得已垫了假胸，以很别扭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但名角就是名角，一开口还是满堂喝彩。

　　但有领导提出了质疑：新中国的舞台上怎么还有男旦的怪现象?从此，在京剧舞台上活跃了100多年的男旦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女老生、女花脸。张君秋的弟子、才32岁的吴吟秋万念俱灰，离开了舞台，改行去打追光。王瑶卿的弟子于玉蘅，到戏曲学校当了教员。
　　一批老艺人也因为不适应现代戏被淘汰了。这其中，包括大师马连良。此时他只能在革命现代京戏《杜鹃山》里演一个小配角儿――打大旗的郑老万。大红大紫了半辈子的马连良愿意演这些小角色，他也愿意跟着时代走。但拿惯了扇子等传统道具的老先生，现在要拿枪。他的手开始晃悠了。在一场戏里，他的胡子竟然掉了下来，可以想象，他的艺术生命终止于此。
　　1966年12月13日，马连良想吃米饭，但是食堂没有。他买了一碗面条端着，一头栽倒在中和戏院的台阶下。他被埋在香山，墓碑上连他自己名字都没写，京剧界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消失了。同时结束的，是一个京剧时代。舞台的大幕再次拉开时，这一次开始的，是样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