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中国水稻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关于初期筹建工作的回忆（上）

编者按

1981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我国第一个以水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多学科综合性国家级研究所——中国水稻研究所，在杭州正式成立。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水稻研究所从无到有，从有到强，已在水稻研究、人才培养、成果应用和社会服务等诸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成立以来，中国水稻研究所遵循"立足浙江、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办所方针，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科技前沿，先后获得省部级以上获奖成果141项次，国家级获奖成果25项，涵盖了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三大奖项；自主培养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各一名，以及一大批省部级以上高层次科技人才；育成品种通过国家和省级审定 407 个，数十项技术入选农业农村部、浙江省农业主推技术；多项成果入选中国农业科学重大进展。 中国水稻研究所成果年推广应用面积超过1.5亿亩，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特别是稻米口粮绝对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水稻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之际，原中国水稻研究所筹备小组成员、筹备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蒋玉铭研究员撰文，从争取在浙江建所，到建所选址，再到人员调集，开展工作等多个方面讲述筹建初期的点点滴滴，分享了筹建时期背后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BioArt在此将全文发布，以便广大读者能更深入的了解中国水稻研究所。

文 |蒋 玉 铭【1】（原中国水稻研究所筹备小组成员、筹备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 ）

中国水稻研究所筹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从国务院批准在杭州市建立全国水稻研究所之日（1981年6月11日）算起，中国水稻研究所已经走过四十年的风雨历程。回望过去的四十年，中国水稻研究所立足浙江、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已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成果应用等诸多领域做出了非凡成就。一个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国水稻研究所已然展现在世人面前。许多参与初期边筹建、边科研工作的老同志，对水稻所今天的成就都感到无比的高兴和自豪。回顾初期参加筹建工作的同志正是为了这样一个梦想，同心协力，共同奋斗，克服了许多当初没有想到的困难。看到今天水稻所的成就，笔者常常不由自主地回忆起筹建初期的点点滴滴，虽然四十年过去了，很多事情仿佛就在眼前，清晰如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庆祝建所四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将一些回忆整理如后：

一、怎样争取将全国水稻研究所建在浙江

早在1960年，国际水稻研究所建在菲律宾。按照协议，该所在菲律宾的研究工作期限为25年，1985年到期。在到期之前六年（1979年1月），时任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布雷迪博士，来华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商讨合作事宜。他表示愿意帮助我国建立水稻研究所，可以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筹集建所资金，并在三、四年内为建所培训12名技术领导骨干和每年培训5名硕士、2名博士研究生。这可能与国际水稻研究所在菲律宾研究工作到期时考虑接替有关。应该说，国际水稻所建在中国比菲律宾更加合适。我国是水稻历史古国，稻种资源富国，水稻生产大国，稻区分布广泛，对全球不同生态稻区具有广泛代表性。新建的全国水稻研究所可以成为世界理想的水稻合作研究、学术交流、人员培训中心。这不仅对于我国，而且对于世界提高水稻科学和水稻生产水平，满足未来人口对粮食不断增长的需求，都具有重要意义。建立水稻所一事，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世界银行积极向中国政府软贷款一千万美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愿意捐助。全国几个主要产稻省都欢迎、并希望争取将该所建在各自的省内。浙江省获得此信息较晚，争取工作起步也较迟。

直至1979年5月浙江省对此事才有所闻。当时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分管科研的杨继宗副院长去国际水稻研究所考察，回来时，我作为省农科院办公室主任，去杭州笕桥机场接他。他告诉我一个信息，国际水稻研究所要帮助我国建立全国水稻研究所，建所资金由他们帮助向国外募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一消息，感到非常高兴。后来，我问杨继宗同志，我们是否可以争取将该所建在浙江？他回答，农业部已初步考虑建在广东或湖南，浙江再去争取难度较大。我将上述信息通报时任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副书记黄效林同志。我俩共同认为本省自然条件优越，稻作历史悠久，水稻产量高，科技力量较强，应该建议积极争取将全国水稻所建在浙江。

1979年6月，金孟加同志調来浙江省农科院任副院长（1981年8月任院党委书记）。金孟加同志来农科院不久，我向他汇报国际水稻研究所要帮助中国建立全国水稻所，并请示我们是否可以争取将该所建在浙江。金孟加同志认为，在中国建立全国水稻研究所是好事，在国家还没有最后决定建在那里之前，我们可以争取，参与平等竞争。遵照金孟加同志的指示，1979年7月省农科院给浙江省农业委员会（简称省农委）打报告，建议争取将全国水稻研究所建在浙江。同时，我去省农委向蔡宗翰处长汇报，请求大力支持。蔡宗翰同志最初回答，这是好事，我们应该积极争取。但是，后来蔡宗翰同志根据分管农业的省领导指示，对我说：“如果农业部主动来找我们，再研究；不来找我们，不要主动打报告”。这可能与1979年浙江省有关领导不同意浙江农业大学成为部属大学有关。我当时很想不通，浙江人多地少，发展农业生产主要依靠科技，有利于本省提高水稻科学和水稻生产水平的事情为什么不要主动争取？而且农业部已初步考虑将该所建在广东或湖南，如果我们不去争取，肯定会失去这一虽然渺茫但依然存在的机会。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我给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李丰平同志写信【2】。国际水稻研究所建在菲律宾，使该国受益匪浅。菲律宾原来花费在水稻研究上的人力、物力、财力可以节省下来，改用于发展其他事业；而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可以近水楼台先应用，很快变成了粮食输出国。国际水稻研究所还给当地带来许多服务性行业的就业岗位等。如果全国水稻研究所建在浙江，不仅有利于该所的研究成果首先在我省得到推广应用，而且从事水稻研究的专家云集而来，浙江将成为全国的水稻研究中心和国内外农业科技交流中心。这可以促进我省科技、教育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请求省领导同意向农业部申请将全国水稻研究所建在浙江。在我给李丰平同志的信上，有吴植橼同志的批示：建议省人大讨论；有李丰平同志批示：可以向农业部打报告。这封信转到省农科院后，我们根据省委书记李丰平同志的批示，着手起草给省革命委员会写报告时，在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室选编的《参阅资料》（1979）45号第5页中看到：“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拟在中国建立一个分所，说每年的研究经费由他们出。但我们至今没有给人答复”。有此为依据，我们将原争取“全国水稻研究所建在浙江”改为争取“国际水稻研究所分所建在杭州”。1979年11月19日，浙江省农科院以浙农院字（79）第145号文“要求将国际水稻研究所分所建在杭州的请示”上报浙江省革命委员会【3】。很快，四天后1979年11月23日，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浙革发（1979）183号文件“关于建议将国际水稻研究所分所建在杭州的报告”上报农业部。如果没有李丰平同志的批示，浙江省给农业部的报告不会这么快。

上述报告发出不久，浙江省农科院分管行政副院长张吉玉同志和我去北京，向农业部和中国农科院汇报在浙江建所的有利条件，请求早日批复。在京期间，中国农科院金善宝院长对我说，浙江农业大学原本有机会作为部属大学，那样有利于浙江省的教育和科研发展，而浙江省领导对此不够重视，没有同意。但是，我认为这是误解，浙江主要领导对农业及科教一直很重视，否则这次也不会主动给农业部打报告。我内心希望消除这一误解，向省委办公厅建议，可否请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同志给农业部长霍士廉同志写信，建议将国际水稻研究所分所建在杭州。信的草稿是我请省农科院办公室许忠安同志拟的。过了不久，省委办公厅电话通知，铁瑛同志给农业部长霍士廉同志的信已于12月2日写好，这信由你们送去还是省办公厅直接发？我很高兴地回答，信由我们送去。省农科院领导决定，信由院党委书记董炳宇同志和我送去。1979年12月上旬，我们一到北京，首先看望中国农科院金善宝院长，向他汇报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同志给农业部长霍士廉同志写信，建议将国际水稻研究所分所建在杭州。金善宝院长知道铁瑛书记给霍部长写信，赞扬铁瑛书记对于水稻研究高度重视！当时，浙江分管农业的省领导袁芳烈同志在北京参加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我们把信通过蔡洪法同志交给袁芳烈，请他把铁瑛书记的信面交霍士廉部长，表达浙江省委、省革委会领导对水稻研究的重视。农业部先后收到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报告和省委第一书记的信件之后，同意将广东、湖南、浙江三省作为选择建所地点进行考察。1980年2月24日至3月11日，中国农科院与国际水稻所联合考察组先后考察了上述三省。

联合考察组考察浙江省农科院时，该院用录像并配上英语作介绍的内容：1，介绍浙江稻作历史悠久。据余姚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的稻谷、文物考证，早在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省就有水稻种植；2，浙江省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在全国居较高水平，而且籼稻、粳稻、糯稻在浙江都适宜种植。这对于研究水稻来说，比单一种植籼稻、或粳稻的省份更有吸引力；3，浙江省水稻科技力量较强。浙江农大、省农科院涉及水稻研究的相关学科基础较好，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等科技力量较强；4，水稻田间试验条件较好。杭州市富阳县皇田畈农场，距离杭州市中心34公里，有水稻田358.9公顷，加上山地、水面、宅基地、道路等，合计总面积496.9公顷；5，杭州是国际旅游城市，交通便利，风景优美，适合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联合考察组于1980年3月11日至23日在北京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起草了考察报告。报告建议并列举了以下条件，作为衡量建所地点适合与否的主要标准：1，建所地点农场有400公顷左右面积稻田，有较好的灌、排条件，气候、土壤、病虫害等对于大部分稻区有代表性；2，须靠近具有知名农学院或农业大学的城市，对科研人员及其家属要有较大吸引力；3，交通必须方便，要与中国主要稻区和世界产稻国家的交通联系良好。联合考察组在提出某些附加条件的基础上，顺序推荐以下几个建所地点：

1. 浙江杭州市富阳县皇天田畈农场。该农场水田面积接近400公顷，但是中间农民插花地较多，还需要与农民交换插花地；

2. 在杭州市郊浙江省农科院和浙江农业大学附近，由该省提供400公顷稻田（包括可供建筑用地）；

3. 在长沙市湖南省农科院和湖南农学院附近，由该省提供400公顷稻田（包括可供建筑用地）。

关于建所地点农场为什么需要400公顷稻田？国际水稻所的试验田也只有200多公顷。这个问题，我向时任国际水稻所联络科学家乌玛里博士请教。他回答：“因为国际水稻所现有试验田200多公顷不够用，所以需要试验田400公顷左右”。此外，建所地点适合与否的主要标准中，交通必须方便，要与世界产稻国家的交通联系良好。这表明，新建水稻所是按照作为国际水稻所的标准来规划的。

根据联合考察组推荐，将富阳县皇天田畈农场作为中国水稻研究所的建所地点。为此，中国农科院于1980年3月29日打电话给浙江省农科院，征求浙江省人民政府意见。1980年4月3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以浙政发[1980]42号函答复农业部：“中国农科院和国际水稻所联合考察组拟将我省杭州市富阳县皇天畈农场，作为中国水稻研究所的建所地点。对此，我们完全同意”。这就是最初确定的建所地点。

浙江省人民政府以浙政发[1980]42号函答复农业部

二、中国水稻研究所的建所地点怎样从皇天畈农场改在杭州市

1981年4月下旬，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徐元泉同志来杭州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检查工作。我已由院办公室主任调任省农科院水稻所党支部书记。金孟加同志要我和水稻所副书记黄效林同志去看望徐元泉副部长。当天下午，我们去茶叶研究所，晚上向徐元泉副部长汇报省农科院水稻所科研人员关切的问题：

1、1981-1985年第六个五计划期间，国家不同意新建大中型建设项目。而筹建全国水稻研究所，因投资较大，属于大中型建设项目。农业部何康部长建议，在浙江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基础上建所，就不完全是新建项目，又避免同一地区重复建制，国家容易批准。这对广大科研人员及其家属都有较大的吸引力；

2、如果在富阳县皇田畈农场建所，在一定时期内科技人员的后顾之忧较难解决，省农科院水稻所科研人员感到吸引力不大。从事水稻研究，科技人员需要经常出差、下乡蹲点、异地繁育。在夏收夏种高温期间，科技人员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水，两手都是泥。水稻秋收后又要去海南岛异地繁育，继续当年又一季水稻的研究工作。本所叶复初研究员就是这样，连续七个春节不回家、不能和家人春节团聚，全部精力用于研究杂交水稻。从事水稻栽培研究的蒋彭炎研究员前后已有十七年去浙江龙泉山区等农村蹲点。他们都很难照顾自己孩子上学。全国水稻研究所编制300人，不可能像浙江大学、杭州大学那样自办附属小学、附属中学，所以科技人员子女上学问题较难解决。省农科院建在杭州郊区，子女读书，按照学区划定的中学，初中毕业较难考上重点中学，高中毕业较难考上大学，招工考试成绩排在后面，好的工种也轮不到。不少家长千方百计，把子女送到市内小学读书。孩子年龄小，每天早上，科技人员用自行车把孩子送到距农科院2公里之外的农药厂公交站，等候上公交车去市内小学读书。郊区公交车少，等车时间较长；下午放学时，用自行车把孩子从农药厂公交站接回家。有时刮风、下雨、下雪，不但科技人员非常辛苦，而且还对科技人员出差、下乡蹲点、异地繁育等，产生后顾之忧，不利于科研工作；

3、今后需要从北京等地调来的优秀人才、以及新分配来的硕士、博士毕业生，因为户口都不能迁入杭州市,也会减弱对他们的吸引力；

4、即便水稻研究队伍好不容易组织起来，也不容易稳定和发展。科技人员升上高级职称后容易调走，派往国外培养的高级人才不容易吸引回来；

5、建议将富阳县皇天田畈农场作为中国水稻研究所实验基地。科研单位实验室的科辅工，属于事业单位编制；实验基地的职工也应该属于事业单位编制。对实验基地工人的文化、技术要求比农场生产工人应该高一些，其待遇也应有些区别，这样才能保证大田试验质量。

（未完待续，请查看今天发布的第二条推文）

注释

【1】蒋玉铭，1936年生，浙江嘉善县人。1952年小学毕业保送嘉兴农校，学农六年。1958年保送浙江农业大学，毕业于农业物理系（五年制）。读书期间曾任农校团委副书记、农业物理系学生党支部书记。大学毕业后在浙江农大、省农科院从事研究工作。1977年任浙江省农科院作物所副书记，1978年4月任院办公室主任。1983年11月任中国水稻所党委委员，1996年晋升为研究员，1998年4月退休。

【2】李丰平同志1955年8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1978年5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1979年12月任浙江省人民政府省长。

【3】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1980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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