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犁地名故事：“伊犁”究竟何意？

伊犁是中国西部边陲的一块宝地，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仅次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古代伊犁，泛指伊犁河流域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也是亚洲内陆腹地最富传奇色彩的地方，自古闻名遐迩。

如今的伊犁是指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这是全国唯一的既辖地区（塔城、阿勒泰）又辖县市（八县二市）的副省级自治州，总面积3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五十分之一，人口419.31万人，有哈萨克、汉、维吾尔、回、蒙、锡伯等47个民族，世居民族有13个，素有“东方人种博物馆”之称。

鉴于伊犁的重要地位，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政府在今伊犁的霍城县惠远乡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各路驻防城邑及归附清朝的中亚和哈萨克各部，节制西域各军政事务及外藩事务，成为西域最高军政长官。自此，伊犁也就成为统辖西域各地军政、文化中心。

据史料记载，伊犁最早为塞人聚居，西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从敦煌、祁连山一带西迁的大月（rúo）氏灭塞，占据伊犁。汉武帝初（公元前140年左右）乌孙昆莫猎骄靡率众西逐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在此重新建国（史称乌孙国）。之后依次为柔然、西突厥、准噶尔蒙古，及至清朝平定西域，前后跨越二千余年，上述每一个民族均属不同语系，而“伊犁”这一名称在日常生活中又为各民族所共同援用，并无语种之争，很难说“伊犁”是哪一个民族的语言，权且将其视为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各民族共同所有吧！

自汉代以来，以各族语言称呼的“伊犁”地名，以不同的汉译方式（关于历代对“伊犁”的不同汉译，小编将专文详述，敬请关注），见诸汉文典籍。其中最为经典的有自汉至唐的“伊列”，唐之“伊丽”，西辽之“益离”，元之“亦剌八里”，明朝时的“亦力把里”，清代以来的“伊犁”。这些称谓都是汉语对“伊犁”本来发音的不同译写形式，其本质并无差异。

从古至今，还很少有人对“伊犁”一词的本来意义进行阐释。至今为数不多的具有代表性成果主要有：

（一）最先对其进行解释的当为《突厥语大词典》，记载：“ila：伊丽水，一条河的名称。”不过，只有条目记录，对“ila”本身缺乏语言学上的探析。尽管如此，它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条重要的文字线索，是当前研究伊犁地名时被普遍征引的史料。

（二）具有广泛影响的恐怕是《钦定西域同文志》“伊犁”条的解释：“伊犁，准语。伊犁，即伊勒，光明显达之谓也。”因其首先对“伊犁”二字做出明确的解释，又因其“钦定”的权威性，因而成为研究伊犁地名时最为重要的资料。这个条目充分体现了乾隆年间“伊犁”的时代特征，但对历史上“伊犁”文化内涵的继承相对不足。

（三）杨凌《新疆伊犁地区地名中多民族杂居的语言积淀》一文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进行了阐释：伊犁“在现代维吾尔语和现代哈萨克语中意为“蜿蜒奔流的(河)。”这是基于语言学对现代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中“伊犁”一词做出的较为明确的解释。

以上是三个不同时代的学者剖析了当代情境下“伊犁”地名的情况，反映了伊犁河流域的历史文化变迁，各民族都在以自己的历史、语言、文化赋予“伊犁”以不同的文化内涵。同时，所谓万变不离其宗，“伊犁”是有其既定语源，也是有其本来含义的。

上文已述，西汉时已有“伊列”之称。当时，生活在伊犁河谷的是塞人及稍后的月氏人、乌孙人。学术界一般认为，塞人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东伊朗语（或几个方言），有人认为月氏人操用的是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可以说，“伊列”很可能是伊犁最早的原住居民、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塞人形成的对伊犁河、伊犁河流域、“伊列”政权的称呼。

至于该词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待于历史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深入研究，目前还没有科学、权威的解释。至于后人用突厥语、蒙古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汉语来解释它，这种现象则生动地诠释了文化的继承性与时代性的特点。当代一些学者还试图对“伊犁”这个汉译名称进行释读。在这方面，无疑王克之先生的《犁庭扫穴话“伊犁”》最具有代表性，影响力最大。

王先生认为，“保和殿大学士傅恒等受命编撰《西域同文志》时，便谐诸多古称之音，正式将她规范为‘伊犁’，取义于‘犁庭扫闾’，”“寓意平定准噶尔功盖千秋，西陲从此永保安宁。王先生此说影响力很大，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有关伊犁的著作、在互联网搜索“伊犁”地名，基本都是这一说法。

对于王先生的这个释读，有人提出了异议。杨秉新先生在《清朝文献所见“伊犁”之称》一文中认为：这是没有明确根据的。乾隆决定平定准噶尔叛乱是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与使用‘伊犁’之称的乾隆二年相隔17个年头，可见乾隆初改‘伊里’为‘伊犁’，与‘犁庭扫穴’的说法没有关系，”即在“伊犁”地名形成之时，尚无“犁庭扫穴”之事。“说乾隆帝抱着‘犁庭扫穴’的政治目的而改‘伊里’为‘伊犁’，似乎有些牵强。”

杨先生这个基于地名形成时间的考析很有说服力。

总体地讲，当今学者多不赞成用“犁庭扫穴”或“犁庭扫闾”来解释伊犁。首先，以“犁庭扫穴”来解释“伊犁”缺乏文献依据。王先生此说据之以《钦定西域同文志》。但是，无论该著卷首的“御制西域同文志序”、傅恒等人的“进表”、“御制西域地名考证述概”、“凡例”，还是正文，均未使用“犁庭扫穴”或“犁庭扫闾”一词，也没有表达过“伊犁”之名取义于“犁庭扫闾”。该著收录的“伊犁”、“伊犁郭勒”词条仅只叙及其语源、语义、历史变迁，并未有任何政治意义上的阐发。

其次，从成语的使用上来讲，“犁庭扫穴”是一个被普遍使用的词汇，并不具有特殊的含义。“犁庭扫穴”指犁平敌人的大本营，扫荡他的巢穴，比喻彻底摧毁敌方。所以，人们在描述类似事件时，很容易用到该词。清政府前期经历了许多重要的军事行动，取得了重大胜利，君臣们在描述这些事件时，就曾多次使用该词。如《圣祖仁皇帝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使用1次，《钦定平定金川方略》24次，《平定准噶尔方略》6次，《平定两金川方略》8次，《钦定西域图志》6次。可见该词是表彰康乾盛世武功常用的词汇，并不具有特别的政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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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用“犁庭扫穴”来解释“伊犁”不符合历史事实。清代在规范命名伊犁河流域的过程中，之所以选用“伊犁”二字，首先不是出于政治目的的考虑，而是出于文化的继承。傅恒进《西域图志》表云，“伊犁实伊丽之流”，这是从音韵学的角度来解释“伊犁”。齐召南《水道提纲》载，“伊犁河，亦曰伊里河，即古伊列、伊丽之转声也。”徐松《西域水道记》也做出了同样的释读：“《旧唐书·突厥传》或作‘伊列’，或作‘伊丽’，列、丽与犁，盖音转轻重。”

可见，清代官员、学者均是从音韵学的角度来解释“伊犁”的，从未以“犁庭扫穴”的政治含义来阐释过。今天，我们过多地强调“犁”的政治性是对历史的附会，不合事实。

基于上述，以“犁庭扫穴”解释“伊犁”的不合理性，杨秉新先生曾提出这样的解读：“‘伊’字可当‘开端、开始’讲，‘伊犁’或可当开犁、始农之意说。”这似乎比起“犁庭扫穴”好一些。但恐怕正如杨先生所言：伊犁“是出自古代已经消失了的民族语言，是不必硬套汉语语义的。”

“伊犁”是远古居民给伊犁人民留下的宝贵财富，今天我们虽然暂未考得其本初含义，但是这个久经流传、富有诗意的名称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历史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