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钟银兰先生 | 二目神奇辨字画 一生清白属佳丽

《中国美术报》第243期美术新闻

编者按：2021年8月22日，古书画鉴定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钟银兰因病辞世，享年90岁。本报特采访钟银兰先生的学生、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凌利中，为我们回顾与讲述钟银兰先生的人品学问，以及对上海博物馆和中国古代书画鉴定所做的重要贡献。

9月23日，上海博物馆特举办“钟银兰先生追思会”，邀请海内外近30余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共同追思一代书画鉴定学人钟银兰先生。

上海博物馆钟银兰先生追思会现场

2006年，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做访问学者的凌利中陪同彼时已经75岁，且赴美前夕刚刚做完左侧髋关节置换手术的钟银兰，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走访、考察了包括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和众多私人收藏家在内的公私中国古代书画收藏重镇。考察结束回到国内的钟银兰，又因一次意外，导致右侧髋关节受损，手术刚刚结束不久，她即被大英博物馆邀请去帮助鉴定馆藏的中国古代书画，一个月的时间，钟银兰、凌利中师徒基本上天天在大英博物馆调阅古代书画。谈起2006、2007年的这两次与钟银兰一道于海外考察公私藏中国古代书画的经历，凌利中语气中充满了师生间独有的温情，当然也难掩遗憾与悲伤，“实在不敢相信钟老师真的离开我们了，总觉得好多心里话还没来得及对钟老师说。我前几天在殡仪馆看到了钟老师手术后置换的髋关节，连着特别长的钢钉，可以想象老师当时是忍着怎样的身体疼痛在工作。可即便如此，她依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对海外中国古代书画的研究鉴定中，这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书画鉴定于钟老师而言，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寄托了她一生的志趣。”

2006年，钟银兰与凌利中（左二）在波士顿美术馆鉴赏书画

2007年11月，钟银兰与凌利中（左三）在大英博物馆

鉴定“第一课”

1999年末，初进上海博物馆书画部实习的凌利中，常隔着办公桌观察钟银兰，总能看到先生像年轻人一样，中午也不休息，整天乐此不疲地沉浸在书画世界中。于是只要自己手头没事，凌利中就坐在钟银兰身边，跟着钟老师天天看画，向钟老师请教各种问题。当然，师徒关系最终的确立，不仅得益于这样水到渠成的日常交流，还离不开时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的远见卓识，“汪馆长特别重视博物馆几大学科部门鉴定接班人的培养，他反复强调博物馆的学问和大学的学问不尽相同，博物馆中‘鉴定’是第一位的，一定要重视对鉴定后备人才的培养”，也正因汪庆正馆长的主持、单国霖主任和钟银兰的肯定，凌利中正式成为钟银兰的弟子，与先生开启了20余年的师生缘分。

钟银兰与凌利中在上海博物馆吴湖帆特展现场

有关中国古代书画的研究与展示，“真伪”问题是核心与关键，是第一位要解决的，这也是钟银兰教给凌利中的“第一课”。“我当时刚刚美院毕业，花40元买了一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恽寿平画册，里面有一开册页我特别喜欢，还专门临摹过。我把这本书拿给钟老师看，她说封面就不太对。‘对不对’背后涉及到的就是书画艺术的评价问题、真伪问题。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书画艺术的欣赏应人而异，但一定存在一个通行的审美标准和尺度，即鉴定也讲究‘正脉’的。”正如当初吴湖帆评价钟银兰的老师沈剑知先生所讲的那样，“剑知画派甚正，目光亦不偏”，这个“正不正”的依据就是把董其昌、赵孟頫这一脉认定是正脉，这也是彼时钟银兰跟随沈剑知学习鉴定过程中的重要一课。而对于董其昌的研究、鉴定与展示，也因此成为上海博物馆书画部，延续几代人的情结所在。

画派甚正，目光不偏

青年时期的钟银兰

1952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因筹建上海博物馆的需要，从失业知识分子中招考、选用工作人员，20岁的钟银兰得以于1952年5月16日进入上海博物馆，被安排在保管部征编组，主要负责文物编目。20世纪50年代，上海文管会下设文物鉴定委员会，上海一流的文博专家、学者及一些收藏家定期召开会议，对征集、收购的文物鉴定评级。钟银兰承担着提取需要鉴定的文物及整理专家意见的任务，这项工作她一做就是多年。直到今天，上海博物馆征集和收购文物的账单，以及书画藏品目录上，都还留着她的笔迹。

1959年初于上海博物馆老馆（现南京西路325号），钟银兰（量尺寸者）、陈佩芬（记录者）青铜器编目现场。

春秋鳞纹觚壶 上海博物馆藏

钟银兰手书上海博物馆青铜器藏品登记卡“春秋鳞纹瓠壶”等信息

（以上三张照片由陈佩芬之子丁一兵和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副主任马今洪提供）

1959年7月，沈之瑜调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对文物鉴定与修复人员的培养十分重视，并要求业务人员都要精通一门专业，遂安排钟银兰跟随沈剑知学习书画鉴定。钟银兰担心自己文化水平低，古文基础差，连断句都不行，还要记那么多画家名号、风格，感觉有困难。但生性要强的她，最终因沈馆长的一句“你不敢学，我另找人”，走上了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研究的道路。

沈剑知（1901-1975）

沈剑知出身于海军世家，曾祖父沈葆桢，是我国近代海军创始人，曾祖母乃林则徐之女，翁婿两代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做出过重大贡献。沈剑知学的是船舶机械专业，但能书善画，1953年任上海博物馆编目组组长时，发现藏品定名不规范，还着手拟定了包括陶器、瓷器、青铜器、书画、雕塑、珐琅器、外国文物等各类文物的《定名凡例》和《文物定名守则》，为中国博物馆藏品编目定名提供了范本，对藏品保护、科学管理做出了积极贡献。

钟银兰跟随沈剑知学习过程中临摹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习作

沈剑知给专门拜他为师学鉴定的钟银兰讲的不是鉴定知识，而是要她写字画画。他说：假如不懂得书画用笔、用墨，就不要学书画鉴定。中国书画就是笔墨，每个画家的性格都从笔墨中表现出来，不懂用笔用墨，就不能深入下去。且沈剑知认为，元代是中国文人画最有成就的朝代，流泽所及直达明清，如若能对元代笔墨有深入理解，就可向上推到唐宋，向下直达明清。元四家中，黄公望很重要，把《富春山居图》中的用笔用墨都弄懂，其他画家的作品也就容易理解了。凌利中在谈到钟银兰的鉴定特点时说：“我们今天还能看到钟老师在三年学习过程中临摹的《富春山居图》，能够很明显感觉到那种笔墨和气息完全是与正统文人画一脉相承的。其实无论黄公望还是董其昌，都是书画鉴定的‘第一口奶’。无论是搞美术史研究，创作或者鉴赏、收藏，标尺很重要，标尺就是抓住主要的，比如说董其昌你看明白一分了，对别人可能就能明白十分，那董其昌你看明白六分，别人就都不在话下，这就叫正脉，也就是取法乎上的‘宝筏’，可以把你渡到理想的彼岸。与此同时，中国画特别是中国文人画，是文化性与绘画性的高度统一。人如其画，人品高则气韵高，这些都会体现在‘笔墨性格’中，有其‘生命状态’的。因此，‘笔性’是判断作品真伪、好坏的直接依据，而构图、造型、史料考证、鉴藏印章等，是‘历史性’的外围证据、辅助证据。钟老师常说，中国画就是这样一根抽象的线条，凭什么说这个线条是好的，是有文脉在里面的。不懂好坏，就不能搞鉴定。”

1992年，钟银兰与谢稚柳（右）在美国圣路易斯博物馆

说到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不外乎三种流派：一是书画经营家或玩家出身的鉴定家，他们的鉴定依据是书画的款式、题跋、印记、纸绢材料；二是学者出身的鉴定家，他们重在考订文献，如画中的服饰、建筑形制、避讳文字、著录典籍；三是从学画出发而研究画，最后发展成为鉴定家的，他们的鉴定方法立足于书画自身的规律，如画家的笔墨个性、时代风格、画家的一些特殊习惯，也兼从著录、印记着手分析，更多的是侧重流派风格的纵横比较。钟银兰师从沈剑知，兼受谢稚柳的影响，侧重于绘画风格流派的鉴定，是第三种类型的书画鉴定家。这种学养也具体体现在她对《烟江叠嶂图》的考辩、明四家和八大山人的研究等方面。

书画鉴定要从关键书画家入手，除着重关注“笔性”外，钟银兰还常常同后学强调：书画鉴定工作要旁无杂念地全身心投入。在充满物质、名利诱惑的今天，她对名利得失看得出奇的淡：“屋宽不如心宽。”我们在欣赏倪瓒、黄公望、八大这些文人画的时候，常常会强调学识之外的共情与悟性，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对鉴定家的人文修养提出了要求，只有你达到文人的那种超脱和潇洒的境界，才能更好的理解与欣赏文人画中的气质。凌利中还谈道：“这次在钟老师的追悼会上，来了两位上海博物馆的保安，其中一位还是上海博物馆在河南南路老馆时的退休保安，特意赶来送钟老师。可见老师人缘很好，她那种平等对待所有生命的人格魅力，其实就体现在这一件件小事中。”

上海博物馆的“幕后英雄”

钟银兰在香港与银行家、收藏家、虚白斋主人刘作筹鉴赏书画

钟银兰与单国霖（右）在菲律宾华人企业家庄万里之子庄长江家鉴赏书画

我们往往会用“著作等身”来评价一位学者所取得的成就，这样来看，钟银兰的“述而不作”，或许也是其超然心境的某种体现。作为奠定上海博物馆发展较高逻辑起点，确立了上海博物馆与世界各大博物馆从容对话的学术地位，提升着上海博物馆职工队伍的综合素质，绵延着上海文博事业壮丽诗篇的第一代上海博物馆人中的代表，钟银兰不仅是上海博物馆藏品从建馆之初的3000件，发展到如今102万件过程中的亲历者，更是毫无争议的推动者。“文革”期间，上海博物馆馆长沈之瑜和保管部主任马承源带领上海博物馆，仍然积极履行着保护文物的职责，钟银兰曾回忆这段往事：“工作一开始，博物馆就开通了电话专线，陈佩芬守在电话机旁。我们主要负责对相关文物进行编号登记，那时还没有电脑，只好用复写纸，一式五份，我这指头上的老茧就是那时写目录磨出来的，这么多年都不褪。”就这样，李荫轩收藏的青铜器、钱镜塘收藏的书画、孙伯渊收藏的碑帖、龚心铭收藏的商鞅方升等，均由上海博物馆代管并最终入藏上博，而在这其中，关于书画藏家刘靖基的故事更是颇具传奇色彩。

刘靖基捐赠书画目录及其亲笔签名

“文革”结束，落实物资返还政策时，上海博物馆将代管的书画全部退还，连刘靖基的那张捐献书也退还给他。刘靖基非常感动，表示愿意捐赠40件作品给上海博物馆，并由上博派人选定。钟银兰从数千件书画中挑选了宋张即之《楷书待漏院记卷》、吴琚《行书五段卷》，元赵孟頫《行书十札卷》、倪瓒《六君子图轴》、冯子振《行书虹月楼卷》、朱德润《浑沦图卷》、金黼《山林曳杖图轴》，明沈周《吴中名胜图册》、唐寅《雪霁看梅图卷》、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边景昭《花鸟轴》、陈洪绶《西园雅集图卷》，清王翚《重江叠嶂图卷》、朱耷《秋山草亭图轴》、髡残《浅绛山水卷》、弘仁《山水卷》等40件宋元明清精品。“刘靖基一看愣住了，沉吟良久才说：‘小钟啊，你这可是挖我的眼珠啊！’刘靖基毕竟有着大收藏家的风度，又是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虽然有点舍不得，但最后还是将40件作品捐献给上海博物馆，给这批钟爱的藏品以一个最好的归宿，当然这也得益于钟银兰等先生的人格魅力与慧眼独具。”

宋高宗真草二体书嵇康养生论卷上海博物馆藏

清 谢荪 山水图册 （八开）上海博物馆藏

在采访中，凌利中还提到，从1962年钟银兰参加海关出口文物鉴定工作，一直到艺术市场兴起后，她从没有把自己限制在博物馆的象牙塔中，而是非常关注艺术市场中的书画作品。无论是2000年在嘉德秋季拍卖中以990万元成交入藏上海博物馆的、国内拍卖场上出现的年代最早的皇帝书法手卷宋高宗《真草二体书嵇康养生论卷》，还是2012年北京匡时春拍中以322万拍得，进而弥补了上海博物馆收藏体系中金陵八家不齐遗憾的谢荪《山水八开册页》，都是钟银兰在上海博物馆书画收藏积累过程中做出的重要贡献。“我接触钟老师不过20年，她从1952年开始征集编目，70年的时间里，她真的寓目了一批批藏品，沙里淘金，一件件往博物馆征集，所以她对上海博物馆藏品体系的建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后辈现在开展的研究、展览、教育、出版工作，都是基于这样的藏品基础展开的，但这恰恰是大家不太关注的一个点，所以我常说她有些‘幕后英雄’‘无名英雄’的感觉。这些年来，虽然她退休了，但依然是我们举办展览时的‘定心丸’，很多时候我去医院看她，向她请教问题，只要一提到董其昌、八大，老太太就激动得不行，对书画艺术她真的做到了问心无愧、鞠躬尽瘁。”

钟银兰（1932—2021）

钟银兰的辞世，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上海博物馆第一代学术型专家学者的集体离去。他们曾以平凡的人生铸就了上海文博事业不平凡的年轮；曾以现代文博理念、审美意识、史学视野和人文关怀，带领上海博物馆走进新的成长期；曾以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坚毅执着的事业追求、孜孜以求的勤勉学风、灵动溢智的研究方法、持续发展的交友方式和潇洒超然的人生境界，在上海这一国际大都市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一体化发展中，赢得了上海文博事业新的拓展空间，值得我们所有后辈学人以此共勉。

谨以此文追思一代学人钟银兰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