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论西安唐墓出土的粟特人胡俑

初论西安唐墓出土的粟特人胡俑

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5期任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粟特，即索格底亚那（Sogdiana）位于中亚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自公元前5、6世纪起先后为波斯阿赫美尼德王朝、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朝以及康居人、月氏人、贵霜人、口厌哒人和突厥人统治。公元6至8世纪初形成以康国为首的“昭武九姓”城邦国家。粟特地处亚洲腹地与波斯、印度、中国几大文明古国毗邻是丝绸之路上的枢纽。粟特人善于经商沿着丝绸之路远走他乡兴贩致利向东深入中国内地向西则远涉西亚、欧洲。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的新疆、河西、中原等地区渐次出现为数众多的粟特人聚落。粟特人在唐代政治、经济生活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过重要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对西安地区的唐代墓葬进行了科学的发掘获取了一大批丰富多样的随葬品。其中深目高鼻、须髯浓密、发式服饰各异的胡俑尤为引人注目。它们是唐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直接的实物形象。唐代坊肆间的制俑工匠是否以粟特人的形象作为塑造某些胡俑的原型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拟就西安地区唐墓出土的部分胡俑参考文献与实物资料，初步论证它们与粟特人的关系以求教就正于专家学者。

一、尖帽胡俑与粟特人

西安地区唐墓出土的尖帽胡俑多着圆领窄袖胡服作扬鞭呦驼状或持控驼状。按照尖帽的形制胡俑的尖帽大致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尖帽形如尖锥顶尖圆突见于董僧利墓（652年）（图一1）①。第二种尖帽尖顶高挺顶尖向前方或两侧虚倒有的帽沿向上卷起见于杨氏墓（684年）（图一2）、独孤思敬墓（709年）、唐安公主墓（784年）。第三种尖帽紧裹头部正中竖立小尖顶见于金乡县主墓（724年）（图一3）、宝鸡谭家村M1、红旗电机厂唐墓、西郊热电厂唐墓等墓葬③。

中亚塔吉克斯坦的片治肯特古城遗址西距撒马尔罕约70公里。片治肯特古城始建于公元5世纪8世纪初达到繁荣的顶点。72年阿拉伯人入侵片治肯特迅速衰落。760年该城被彻底废弃。有人认为片治肯特古城是撒马尔罕同盟的一座古城④有人认为是米国首府钵息德城⑤。片治肯特古城的建筑遗址曾发现大量的7－8世纪的壁画。这些壁画是反映粟特人日常生活、宗教活动、战争场景的历史画卷。我们注意到有些壁画上描绘有头戴尖帽的粟特人形象而且尖帽的形制与唐墓尖帽胡俑的尖帽非常接近甚或完全相同。片治肯特一处住宅遗址的壁画横饰带绘有宴会上一盘腿端坐手捧来通的青年男子⑥。他所戴的尖帽与胡俑的第一种尖帽完全相同。片治肯特称为“蓝厅”的贵族住宅残留的壁画上层饰带具有叙事性质表现了“隆重的接见或者会面的场景”（图一4）⑦。画面左起第二马上扬鞭者、左起第四第五站立者均头戴向后虚倒的尖帽与胡俑的第二种尖帽接近两者不同之处在于顶尖的虚倒方向或程度。尖帽顶尖的虚倒方向或程度可能与使用者的习惯、尖帽的质料有关。1945至1950年苏联考古学家在片治肯特的发掘工作中于遗址Ⅰ的10号室、遗址Ⅲ的7号室壁画上发现头戴尖帽的人物形象⑧。

10号室壁画上参加聚会的男子，腰配长剑，盘腿坐在地毯上，一人手捧金杯，一人手持开满扁桃花的树枝（图一，5）。他们所戴的尖帽插有树枝，尖顶硕长，夸张地向后虚倒，与胡俑的第二种尖帽有相似之处。7号室壁画饰带绘有三个头戴尖帽的少年。饰带中间的少年，手捧单把罐，跪坐方格条毯上。饰带右面两个少年，一前一后站在上有花朵的火舌后，后者手提一牺牲鸟（图一，6）。他们所戴的尖帽帽沿向上卷起，与杨氏墓胡俑的尖帽比较接近。片治肯特一幅壁画绘有一对并辔同行的男女。男子头戴尖帽，胸前佩项链，衣着华丽（图一，7）。他的尖帽精致特别，小尖顶根部饰以珠花，顶尖缀以两根飘带的。尖帽的形制与胡俑的第三种尖帽接近。

唐墓胡俑与片治肯特壁画粟特人的尖帽存在相似性。但这些胡俑是否与粟特人存在必然的联系?众所周知，尖帽长期在欧亚大陆的古代民族中流行。公元前7世纪末活动于锡尔河以北的塞人，在阿赫美尼德王朝波斯大流士一世的贝希斯登（Behistun）铭文中被称为戴尖帽的 Saka人①。贝希斯登铭文上方的浮雕最后一个被俘首领即塞人首领斯昆哈（Skunxa）。斯昆哈头戴尖帽。波斯波利斯宫廷建筑浮雕有头戴护耳尖帽的塞人"。山东地区"胡汉交战"题材的汉画像石反映匈奴人也戴尖帽吨。蒙古诺颜山苏珠克图谷口外东部墓葬群中的第6号墓葬出土有匈奴人尖帽的实物"。唐代生活在天山一带的黠戛斯人称君主为"阿热"，"服贵貂、纳，阿热冬帽貂，夏帽金知，锐顶而卷末，诸下皆帽白毡"③。不过，有迹象表明自公元前2世组下半吐塞人太规模迁徙后，粟特人及周边地区的中亚民族承袭了戴尖帽的风习。1967年，位于古代巴克特里亚的达利维尔津一捷佩发现一处贵霜时期的佛教寺院建筑遗址。在东面的走廊里，发现一组沿墙分布的当地佛教徒的全身塑像。"王子"像头戴满缀圆宝石的尖帽，其时代约为公元2-4世纪°。发掘者T·A·普加琴科娃将发现地称为"王厅"，"王子"像的时代定为公元1世纪。在古代的花剌子模，格亚乌尔—卡拉曾出土公元1-2世纪头戴尖帽的彩绘泥塑男性头像，科伊克雷勒干—喀拉出土的一具公元2-3世纪赤陶尸骨瓮，尸骨瓮上塑有一个头戴尖帽的花刺子模男子形象①。粟特地区的撒马尔罕出土公元1-4世纪赤陶男性神像，神像头戴尖帽。格亚乌尔—卡拉泥塑头像、撒马尔罕赤陶男性神像与片治肯特壁画手捧来通的青年男子所戴的尖帽非常相像。

显然，粟特人戴尖帽的风习由来已久。片治肯特壁画屡屡出现头戴尖帽的人物形象。除了前文介绍的三种尖帽，还有一种尖帽，尖顶细长后倾，根部有一凸起的箍，见于遗址110号室壁画②与著名的伊索寓言"会下金蛋的母鹅"壁画②。据《大唐西域记》卷一记载弭袜贺国（米国）、劫布吧那国（西曹国）、屈霜你迦国（何国）、喝捍国（东安国）、伐地国（戊地）、货利习弥伽国（花刺子模）"土宜风俗，同飒秣建国"。飒袜建国即康国。《隋书》卷八十三载史国"俗同康国"。粟特地区风俗习惯有很大的一致性。尖帽极有可能在粟特地区广为流行。《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传》下载;"（康国）王帽毡，饰金杂宝。"使人不禁怀疑康国国王饰有金宝的毡帽就是一种华丽高贵的尖帽。汉唐之间头戴尖帽的粟特人，在中国境内频繁地东来西往，胡俑中出现他们的形象自在情理之中。

无独有偶的是，西安地区两例头戴尖帽胡人形象的实物资料都与粟特人有关。上世纪50年代西安东郊清理的苏思昆墓（745 年），墓室东壁绘有一幅舞乐图，画面中间为一舞蹈胡人，两边各有乐伎（图一，8）。左面乐伎分前后两排，前排三人跪坐，分持琵琶、笙、钹。后排立三人，一吹横笛，一击响板，最左侧一人左手伸出。有面乐伎也分前后两排，前排三人跪坐，分持箜篌、七弦琴、竖笛。后排立二人，一人吹排箫，一人右手平伸①。舞蹈胡人揽袖拾襟，翩然起舞，头戴顶尖向左侧虚倒的尖帽，与唐安公主墓胡俑所戴尖帽相像。熊培庚考证胡人的舞蹈形式是胡腾舞"。周伟州认为不是胡腾舞，而是"以胡乐为基础融合了汉族传统乐舞特点的胡部新声。"⑧理由是∶一、伴奏乐器组合有汉族清乐乐器筝（七弦琴）.不是纯粹的胡乐;二、有伴唱的歌人，是汉族清乐法曲特有的;三、没有胡乐必不可少的鼓。伴奏乐器出现筝，正如李国珍所说;"特别是在贵族客厅私家演出，不会受宫廷乐舞程式化局限，有其随意性、灵活性。"民间的演出更为灵活自由，如唐代宫廷燕乐十部乐中的"龟兹乐"共需乐工十余人，民间仅需五六人即可③。因此，不能以伴奏乐器的形式笼统地推测舞蹈的种类。就周先生的第二个理由，李国珍指出C"歌与舞相结合也是古代西域舞蹈的一个突出特征"，并以北齐范粹墓（575年）出土的一件黄釉瓷扁壶上的图案为证。扁壶图案上有一乐伎为胡腾舞者击掌伴奏，起到伴唱的作用。与范粹幕瓷扁壶时代大致相当的两件瓷肩壶，一件出于宁夏固原，一件为传世品，均模印胡腾舞图案²。两件扁壶图案中间为胡腾舞者，两边各有一乐伎双腿曲蹲，击掌应和。传世品胡腾舞者右侧的击掌乐伎，一边击掌，一边开口伴唱。至于周先生的第三个理由，合理的解释是;为胡腾舞伴奏的主要乐器是横笛和影琶，可以不用鼓。三件瓷扁壶图案中，仅传世品为胡腾舞伴奏的乐器有鼓，另两件均没有鼓。2000年西安北郊发现的北周大象元年（579年）安伽墓出土了一张围屏石榻。石榻后屏第6幅"居家宴饮图"上有表演胡腾舞的胡人，为其伴奏的乐器有琵琶、箜篌、排策，没有鼓。敦煌五代时期的第61窟、东壁北侧绘有《维摩诘经·方便品》的经变画，表现维摩诘身人酒肆，劝人行业深修的主题⑨。图中维摩诘与六人高坐酒肆，其中一人吹横笛、一人执拍板、一人一手横置胸腹前，一手伸出，乐器漫速不清。阶下另有一人表演舞蹈。孙修身考证舞蹈为胡腾舞以。唐代弹奏琵琶的典型动作是;琵琶横抱胸腹前，一手持颈，一手拨弹。图中漫澳乐器应为影琶。为胡腾舞伴奏的乐器没有鼓。据唐代诗人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一诗所记，为跳胡腾舞"石国小儿"伴奏的乐器有横笛、琵琶，也没有鼓②。看来苏思最墓壁画上的舞蹈确为胡腾舞，而且舞蹈胡人极有可能是头戴虚顶尖"蕃帽"的石国人。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了一件乐伎八棱金杯，制造年代为初唐至高宗时期（618-683年），乐伎全系胡人，其中弹奏琵琶、吹奏洞箫、双手击钹的三人头戴尖帽（图一，9））°。乐伎尖帽的形制与胡俑的第二种尖帽相似。何家村出土的带把杯基本上是"中国在粟特银器影响下制造的"，换言之即票特工匠在中国制造的等。三位乐伎或许是粟特人的形象。苏思局墓壁画上的石国舞伎、何家村八棱金杯上的乐伎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粟特人不论是在家乡，还是在他乡，尖帽是其不可或缺的首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唐墓出土的尖帽胡、俑;其原型是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

二、剪发束带胡俑与粟特人

西安郊区唐墓出土一件三彩牵驼胡俑35〇。胡俑面庞圆润剪发齐颈额上束带身穿翻领窄袖胡服内着半臂足蹬长靴作牵驼状。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的阿弗拉西阿卜遗址位于撒马尔罕古城附近。阿弗拉西阿卜是撒马尔罕最古老的部分创建于公元前6－5世纪纪元开始之际成为贸易中心公元5－7世纪作为康国首府盛极一时。1965年春苏联考古学家施什金在阿弗拉西阿卜的一座宫殿废址的南墙上发现一幅公元7世纪的壁画。壁画描绘一位来自察干堰（苏尔汗河）地区的公主下嫁撒马尔罕统治者的场景。婚礼队列中两个骑驼老者手持王杖以示身份代表接引使者。他们剪发齐颈额头束带与三彩牵驼胡俑的头饰相同。自中亚希腊化时期额头束带的头饰在贵族阶层中间源远流长。中亚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发行的狄奥多特一世银币（公元前3世纪中期）和叶弗基捷姆银币（公元前3世纪末2世纪初）银币正面的国王头像额头束带据信“借自希腊的范本”。希腊古典时期杰出的匠师波利克列特“完成于公元前420年左右的雕像《束锦带的青年》是一个头上束着胜利的锦带的青年人”埃及托勒密王朝发行的托勒密一世钱币帕提亚王朝发行的米特里达特一世银币（公元前2世纪）、米特里达特二世银币（公元前1世纪）。国王头像均额头束带表明额头束带的确为希腊遗风。继希腊－－巴克特里亚时代之后北巴克特里亚发行过模仿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赫里奥克勒钱币（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前1世纪上半叶）国王头像额头束带。塔吉克斯坦杜尚别出土的贵霜时期镀金铜币（公元1世纪初）头像“蓬松的发式以绦带装饰”。1959年至1963年在巴克特里亚贵霜时代的哈尔恰扬古城址出土一件彩绘泥塑“亲王”像时代为公元初其额头束带。阿弗拉西阿卜壁画出现的口厌哒使者额头也束带。

《大唐西域记》卷一“卒利地区总述”条载粟特男子“……齐发露顶或总剪剃缯彩络额。”阿弗拉西阿卜壁画上骑驼老者发式为剪发型与上述文献相符其头饰或许就是文献中用于络额的“缯彩”。那么三彩牵驼胡俑在很大程度上可认作粟特人的形象。

现藏碑林博物馆的唐兴福寺碑碑侧刻有两男子一左一右相对起舞从服饰、舞姿分析属于西域胡舞（图一10）。左侧舞者卷发齐颈额头束带结束在后随着舞者旋转的身姿在身后飘起。右侧舞者头部包巾结束在后。陈海涛认为兴福寺碑和隋虞弘墓舞蹈图像反映的是柘枝舞。对此我表示赞同。需要补充的是虞弘墓石椁前壁右方第九块椁壁浮雕图案中心的骑马人物冠后“飘着两条前窄后宽的飘带”带端缀珠饰。简报撰写者据法国学者雷奈·格鲁塞《东方的文明》一书的介绍认为骑马人物冠后的飘带是“科丝蒂”。“科丝蒂”（Kosti）是波斯萨珊王朝君王服饰的一大“特色”。虞弘墓石椁椁座后壁绘画中的“柘枝舞”舞蹈男子“头后侧有一红一白两条飘带带端缀两颗黄色珠饰。”“柘枝舞”男子头后的飘带与骑马人物冠后的飘带基本一致。前者也应是波斯风格的头饰。柘枝舞源出于石国已为学界公认。兴福寺碑左侧舞者额头束带是否为了增强柘枝舞的艺术表现力将粟特贵族阶层额头束带的作法予以改造头后长拖飘带？惜资料不足难成定论。但这一实物资料反映了额头束带的作法是粟特人喜爱的头饰使我们进一步有理由认为三彩牵驼胡俑的原型是粟特人。

三、骑马狩猎胡俑与粟特人

永泰公主墓（706年）出土的一件骑马狩猎胡俑胡人络腮胡头戴幞头穿翻领胡服回首扭身嘴大张高举右拳似在大声喝斥伏身

马尻上的猎豹（图一1）。〇05金乡县主墓出土的骑马狩猎俑中两件骑马狩猎胡俑头戴幞头身着胡服怀抱尖吻、细腰、长腿的猎犬；一件骑马狩猎胡俑头戴幞头身着胡服马鞍后设圆毡毡上蹲伏一只蓄势待发的猎豹1〇5。猎犬、猎豹是唐代绘画艺术品中的常见题材。传为唐代画家阎立本的《锁谏图》再现了十六国时骨鲠忠臣陈元达锁身死谏刘

聪的历史故事〇52。图中逡巡于人物之间的猎犬也具有尖吻、细腰、长腿的特征。阎立本太宗时“官位至重”出入禁中奉诏作画曾模写虢王元凤一箭毙猛兽的英姿“鞍马仆从皆写其真无不惊服其能。”阎立本对宫廷生活十分熟悉。

《锁谏图》中的猎犬形象应移自宫中习见的猎犬。唐墓壁画一再出现与永泰公主墓、金乡县主墓陶俑相同的猎犬、猎豹形象如固原梁元珍墓（69年）墓室南壁“男侍牵犬图”、懿德太子墓（706年）第一过洞东西两壁“驯豹图”和第二过洞西壁“鹰犬出畋图”、章怀太子墓（706年）墓道东壁“狩猎出行图”、万泉县主墓（740年）甬道东壁“牵犬图”。5〇4除处士梁元珍是地方世家大姓外永泰公主、懿德太子两墓“号墓为陵”葬仪远在一品官吏之上章怀太子李贤神龙二年（706年）以一品雍王礼改葬景云二年（71年）追赠太子金乡、万泉县主以从二品县主礼下葬55〇。绘有猎犬、猎豹形象的壁画基本出自高级贵族的墓葬中。初唐、盛唐之时皇室、贵族游猎成风山林间大队人马驱驰直突盛况空前。

《新唐书》卷七十九《高祖诸子传》记载唐高祖第三子巢王元吉“喜鹰狗出常载罔三十车曰：‘我宁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猎。’”《唐会要》卷二十八《鬼狩》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曾对高昌王麴文泰提及“大丈夫在世乐事有三”其中第二乐是“草浅兽肥以礼畋狩弓不虚发箭不妄中”。同书同卷记载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年）十月冒雪校猎下制曰：“……昨日长围已合大绥未举。而夜间朔风天降微雪。”因此陶俑、绘画艺术品中的猎犬、猎豹形象与唐代皇室、贵族游猎风气不无关系。

猎犬、猎豹与胡人形象同时出现暗示了它们的西域背景。文献记载初唐、盛唐时西域多次入贡犬豹。根据《册府元龟》、《唐会要》、两《唐书》等书对唐代西域入贡犬豹记载的统计（详见表一）西域贡犬始于武德年间贡豹始于开元初贡献犬豹于开元、天宝间最为频繁。贡犬的记载共7条高昌武德七年（624年）贡献的拂林狗是观赏犬安国万岁通天二年（697年）贡献的两头犬属特异动物余下的4条记载未说明犬的种类其中有2条与粟特有关；贡豹的记载有12条《新唐书》所载开元十五年（727年）史国“献舞女、文豹”与《册府元龟》所载同年七月“献胡旋女子、豹”应为同次入贡则7条记载与粟特有关。粟特地区仅石国“出好犬”〇65并不产豹而邻近的波斯出产“波斯犬”5〇7中亚地区的石汗那（赤鄂衍那）、骨咄（库塔尔）盛产豹85〇。北齐时波斯犬已为皇室、贵族宠爱。《北史》卷五十二《齐宗室诸王传》下载：“南阳王绰……爱波斯狗……有妇人抱儿在路走避入草绰夺其儿饲波斯狗。”《北齐书》卷五十《恩亻幸传》载：“于后主之朝……犹以波斯狗为仪同郡君分其干禄。”另据《隋书》卷七《礼仪志》二载：“（北齐）后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北史》卷九十二《恩幸传》所载后主武平时宠幸的康阿驮、穆叔儿、曹僧奴、曹妙达、何海、何洪珍、何朱弱、史丑多等“胡小儿”从姓氏来看是粟特人。北齐皇室贵族豢养的波斯狗很有可能是在当时皇帝出面倡导的胡化浪潮下由粟特人引进的。蔡鸿生对唐代九姓胡贡品分析后认为大多数是异邦之物〇59。因此作为国际商业民族的粟特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经济目的迎合唐王朝贵族狩猎用犬用豹的需求入贡产自本地或波斯的猎犬以及中亚邻国的猎豹是完全有可能的。

粟特人居处于中亚河中地区经营绿州农耕经济和国际贸易业在与周边的各种势力特别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长期的冲突争衡中形成尚武的风气尤以善战的“柘羯”著称。《隋书》卷八十三《西域传》载石国“其俗善战”。《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传》下载安国“募勇健者为柘羯。柘羯犹中国言战士也。”《大唐西域记》卷一“飒秣建国”条载：“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平日里狩猎活动不仅是贵族娱乐消遣的方式也是粟特人训练骑射技术的重要手段。荣新江通过对日本Miho美术馆藏北朝石棺床、天水北朝或隋代石棺床和安伽墓石棺床“狩猎图”的分析研究认为此时中国境内的粟特聚落狩猎仍为粟特人日常从事的活动。根据表一的统计，粟特人贡豹的次数多于贡犬，其原因估计是驯豹的技术难度较大，不易掌握，驯犬则容易得多。安伽墓围屏石榻左屏第2幅"狩猎图"下半部即刻绘一骑马粟特人驱犬追逐野猪的场景°。所以，我们认为唐代服务于皇室、贵族阶层的驯犬胡人，既有随贡犬同来的粟特人，也有久居汉地的粟特人，而那些驯豹胡人多数为随贡豹同来的粟特人。永泰公主墓、金乡县主慕出土的骑马狩猎胡俑就是他们的形象。金乡县主墓骑马符猎胡俑所戴幞头，额前疏朗的菱格网眼显露出肌肤本色，表明幞头的质料极其轻薄透明，或即唐代的"透额罗"。张营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三位男装骑马宫婢与敦煌盛唐时期的第 130窟甬道南壁"都督未人礼佛图"上身着阀衫的捧物婢女均戴同样的"透额罗"蝶头②。胡俑头戴盛唐时上层官僚贵族家中奴婢偏爱的"透额罗"幞头，可见身怀驯犬豹助猎技术的粟特人受到统治者的赏识青睐。

综上所述，西安唐墓出土的尖帽胡俑、剪发束带胡俑以及携犬豹的骑马狩猎胡俑其原型是粟特人。当然，因为个人学识有限，资料收集难免也有遗漏，本文对粟特人胡俑所做的研究还很不完善，胡俑中是否还有粟特人的形象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我相信随着我国边疆民族考古工作的深入展开，西亚、中亚考古文物资料更多地引介刊布，对粟特人胡俑的研究将逐渐走向成熟，将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多姿多彩的中西文化交流图景。

附记∶本文从选题到最后完成，自始至终都得到导师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王维坤教授的关怀与指导。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程义师兄也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和鼓励。在此，一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