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反恐20年｜东南亚恐怖主义出现新特点，如何应对是难题

【编者按】
20年前的9月11日，美国纽约的世贸大厦遭两架飞机撞击轰然倒塌，举世震惊。美国、无数受牵连的民众，乃至整个世界的运行轨迹都因之而改变。20年后，恐怖主义的幽灵仍不时在世界各地肆虐，全球反恐会否“越反越恐”？20年的时间，是否足以令人类看清“9·11”在历史长河中的影响？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国际部9月10日起推出“全球反恐20年”专题报道，从多个维度呈现“9·11”以来这20年如何改变了个人、国家以及世界。
近年来，相较于中东、北非和南亚地区，东南亚恐怖主义频度和烈度较低，总体上处于可控状态。但在“基地”组织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渗透和影响下，东南亚恐怖主义威胁有所增加，且表现出国家、地区和全球复合特征，仍需要地区及域外国家积极防范和审慎应对。
“基地”组织的渗透：本土极端暴力活动的国际化转变
恐怖主义在东南亚地区由来已久。在冷战时期，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城乡差距与族群冲突等国内矛盾构成了东南亚各国恐怖主义的力量之源，地方动态在各种恐怖和叛乱活动中占主导地位。在上世纪80年代苏联阿富汗战争期间，一些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的年轻人前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参战，这为他们后来形成极端暴力思想，以及与“基地”组织建立联系奠定了基础。
到了1990年代，由于80年代曾建立的个人联系，加上东南亚部分国家中央控制薄弱、腐败猖獗、边界松懈和伊斯兰慈善机构网络广泛等原因，“基地”组织恐怖网络在东南亚的渗透取得“重大进展”。1990年代中期，“基地”组织马尼拉小组十分活跃，随后他们将活动扩展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基地”组织领导层还利用东南亚国家作为募资和洗钱的场所。与此同时，“基地”组织为伊斯兰祈祷团（Jemaah Islamiyah）、阿布沙耶夫集团（Abu Sayyaf Group）和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等当地伊斯兰极端武装组织提供资金和培训，并与之合作。
2001年“9·11事件”之后，东南亚被视为全球反恐战争的“第二战线”。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基地”组织加强了在东南亚的网络，进一步煽动、武装和资助地方团体对美国等西方目标发动袭击。
在上述过程中，“基地”组织成功影响了很多东南亚分离主义和宗教团体的战略目标，推动他们将视角由本土转向全球暴力“圣战”。此外，东南亚极端暴力组织习得了“基地”组织的恐怖袭击战术，实施的暴恐活动比过去更具规模和血腥。在“基地”组织影响下，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出现了自杀式爆炸袭击和路边炸弹袭击，这些活动旨在造成大规模平民伤亡。在21世纪初期，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抬头，恐袭事件频发。恐怖主义成为东南亚各国安全议程的首要任务。截至2010年左右，由于各国当局成功打击暴力武装和恐怖组织力量，东南亚恐怖主义威胁有所缓解。
“伊斯兰国”的渗透：东南亚恐怖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2014年以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崛起，为东南亚各个极端暴力组织带来鼓舞和支持，并对东南亚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新的、更大的挑战。曾有数百名来自东南亚的极端分子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加入“马来群岛战斗小组”（KATIBAH NUSANTARA），与“伊斯兰国”并肩作战。
“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遭到重创后，东南亚随之成为暴恐分子回流、开辟“伊斯兰国”新战场的地区之一。还有一些本土极端暴力组织试图举起“伊斯兰国”旗帜进一步扩张，包括阿布沙耶夫集团在内的多个东南亚极端暴力组织纷纷对“伊斯兰国”表示效忠。
2016年，“伊斯兰国”宣布阿布沙耶夫集团首领哈皮隆为其菲律宾分支的领导人。2016至2017年是“伊斯兰国”在东南亚招募的高峰期，各类伊斯兰极端组织都在争取获得“伊斯兰国”的认可。2014年1月至2019年7月，至少有六个本土极端暴力组织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实施了与“伊斯兰国”有关的袭击。“伊斯兰国”在东南亚的影响越来越大，加剧了各国的担忧。
东南亚恐怖主义发展的新特点
在“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渗透下，东南亚恐怖主义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
第一，恐怖主义分散化发展。2002年巴厘岛爆炸事件后十余年间，东南亚各国加强了反恐合作，在很大程度上瓦解或削弱了伊斯兰祈祷团、阿布沙耶夫集团等地区大型恐怖组织。这些组织迅速分裂成小分支，或重新组合，多以微型小组开展活动。2014年以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在全球“圣战”萨拉菲活动中竞争加剧，东南亚本土恐怖主义活动也更为分裂化。虽然这些微型团伙的暴恐袭击技术水平相对较低，造成的破坏也相对较小，但他们实施的暴恐活动却可能越来越频繁，也更加难以预防。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国际恐怖主义去中心化和碎片化发展的趋势。
第二，个体恐怖主义现象增多。极端叙事、互联网为个体不满与更广泛的极端网络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建立了桥梁。“伊斯兰国”通过其媒体机构Al-Hayat有针对性地对东南亚受众（特别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脆弱的穆斯林群体）展开宣传活动，鼓励当地同情者和支持者就地实施暴力“圣战”，打击各国政府目标。“伊斯兰国”在东南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的活动也十分活跃，并为该组织的招募和个体极端化创造了有利环境。
第三，女性在暴力极端主义中的角色转变。在“伊斯兰国”影响下，东南亚地区女性成为推动家庭集体极端化现象的切入点。一些女性随丈夫或父兄加入“伊斯兰国”，一些女性在自杀式暴恐袭击活动中发挥关键作用，并推动暴力极端主义的实施者从单纯的个人转变为整个家庭。比如2018年5月在印度尼西亚泗水发生的连环自杀式爆炸袭击，就涉及多起“家庭人弹”。泗水袭击事件由“伊斯兰国”分支“神权游击队”(JAD)策划。
第四，地方分离主义叛乱活动与全球“圣战”恐怖主义合流。在“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推动下，东南亚地区具有民族主义分离倾向的穆斯林武装团伙与全球“圣战”分子的联系不断增加。2016至2017 年，“伊斯兰国”鼓励东南亚支持者前往菲律宾南部发动“圣战”，而不是向中东迁移。2017年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首府马拉维发生的叛乱活动由“伊斯兰国”支持者阿布沙耶夫集团和穆特组织（Maute Group）发动，这场叛乱体现了全球“圣战”活动与反政府武装叛乱活动的合流。
随着“伊斯兰国”试图在印度尼西亚东部和菲律宾南部站稳脚跟，外国“圣战”分子也不断涌入这些地区。在这一过程中，菲律宾成为东南亚地区与“伊斯兰国”有关活动的中心，东南亚极端暴力活动的地理范围发生了显著变化。恐怖主义与地区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相互交织，不仅增加了暴力冲突的烈度，而且导致当地冲突扩展到其他地区，加剧了地区动荡。
第五，外国战斗人员“回流”威胁增加。“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遭受重创以后，从中东返回东南亚的外国战斗人员网络十分活跃，并对该地区安全构成威胁。这些回流的外国战斗人员在该地区暴力网络中扮演了新的角色。特别是由于他们具备一定的战斗经验、武器知识、极端意识形态，以及与跨国恐怖组织的联系，因而能够为当地极端团体或个人提供专业知识指导甚至是物资与资金支持，从而进一步推动本土恐怖主义发展。比如在印度尼西亚，他们能够为受到削弱的当地“圣战”组织注入新的活力，并利用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使用的策略攻击伊斯兰教什叶派穆斯林，煽动教派仇恨和暴力，甚至重新点燃跨境“圣战”恐怖主义活动。
极端主义的流动性：塔利班重掌阿富汗的影响
近年“伊斯兰国”在各地区的发展遭到不同程度的削弱和打击。随着最近阿富汗塔利班重新回归阿富汗政治中心舞台，以及随后不久“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在喀布尔机场发动致命袭击，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安全机构担心阿富汗局势不稳会产生溢出效应，从而增加了对本土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活动的预防。另外阿富汗难民问题也加剧了东南亚国家对极端主义蔓延的担忧。
不过，近期阿富汗局势变化对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影响是间接的，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塔利班重掌政权进一步打破了美国等世俗国家不可战胜的神话，这可能对东南亚各类极端组织起到鼓舞作用，使他们更加坚定自己的极端信仰，并尝试通过更为极端的行动实现目标。第二，之前盘踞于阿富汗边境部落地区的各类暴恐组织很可能向南亚、中亚和东南亚等地区流动，从而增加其他地区的反恐压力。特别是东南亚部分国家治理能力匮乏，中央权威薄弱，边境松懈，以及长期存在暴力冲突等环境，使之仍然容易受到暴力极端主义的渗透。这也意味着，应对东南亚恐怖主义威胁不仅需要防止各类极端暴力组织控制领土、极端分子跨境流动，还需要继续努力改变有利于暴力极端主义蔓延的地方环境。
（富育红，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