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我涓滴，澄碧千顷——回忆堂二嫂孙秀梅

又是一年秋来到。独伫窗前，放眼远眺，阳光明艳格外耀眼，看着随风劲舞的树叶，仿佛与季节在奋力抗争。或许眼前即将消退的姹紫嫣红正如人生过程里潮起潮落，苦乐沉浮。
堂二嫂孙秀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村妇女，朴实无华、平淡无奇。
我跟堂二嫂过去接触不多。40年前离开老家以后，我见到堂二嫂的机会就更有限了，多则一年两次，少则几年一次。所幸的是我们同住一个胡同，每次回老家，我都会从胡同口她家门口路过。所以我回家、离家她都能第一时间知道。每次我回山东老家，我们都会寒暄几句，她总是亲切地叫我小名。让我每每都会即时找到回家的感觉。
我的爷爷在家排行老二，上边有一个哥哥。按照老家的习俗我应该称爷爷的哥哥为“大爷爷”，这两位长辈我都没见过。据村里的老人讲，大爷爷在旧时代不是土里刨食的农民，在集市上开过布店，所以他四个儿子大都识文断字。堂二嫂孙秀梅就是其中老四家的二儿媳妇。
老四家共有两个儿子，从我记事起，他家的老大就是村里生产队的会计，个子不高，身体略胖。脖子后面有两道深沟，我总是杞人忧天地疑惑理发师怎么给他理发。他既有官相又有官样，村里有不明白的事都爱找他打听、请他过问，我小时候还向他借过钱呢。
老二叫陈庆举，个子稍高一些，眼睛很大，不知道小时候是父辈没让他上学还是他自己不爱学习，总觉得他没有多少文化。平常大大咧咧，在生产队靠公分吃饭的那个年代，总有社员恶作剧地拿他开玩笑、看他的笑话。他有时候把眼睛睁得比平时更大更圆，拿出跟别人打架的架势，还会大声吵吵几句；但他为人真诚，干农活不惜力气，可以说既吃苦耐劳，又任劳任怨。
他的父亲，我称他为“四大爷”，为人老实巴交，见人总是面带憨笑，从没见他跟谁着急过。每当他见到有学生放学回来，他还会面带温和地凑上去问几句：“今天老师教什么了？”有时还拿出孩子们的语文课本念上几句，课本里面的几个生字他还教过我。
四大爷因他大哥膝下无儿无女，从小就把后来在生产队当会计的大儿子过继给大哥传宗接代。因此，他留在身边的小儿子长大成人后的婚事自然成为他家的大事。
我父亲在我爷爷这支排行老大，从小由于生活的磨难独立性很强，是种庄稼的好把式，左邻右舍如有需要比自己家里的事跑的还快，包括拉土垫宅子、修盖房子、红白喜事等，谁家有事都找他操心帮忙。堂二哥陈庆举的婚事自然落到了我父亲身上。
我不知道父亲为他介绍了几个对象，但是堂二嫂嫁给堂二哥，是他当媒人牵线成功的。记忆中，堂二嫂娘家的家境略好一些。婚礼的当天我至今还有记忆，大箱子、小柜子，还有梳妆台、脸盆架等从娘家拉了一地排车，箱子上面还画着牡丹花。我作为小孩子还跟着大家去闹过洞房，抢喜糖和面火烧饼吃。堂二嫂看起来有点清瘦，留着齐耳的短发，下巴颏略短，体质偏弱，怕是干农活不能负重。尽管这样如果没有亲戚套亲戚说情，没有媒人苦口婆心地相劝，我堂二嫂能嫁到我们村还是不易的。
那时候，我们村很穷，很多年轻人娶不上媳妇，有的家庭还出现了“三换”“四换”现象，好在这些年改变了，光景一天比一天好，没有年轻人打光棍了。印象最深的是堂二嫂嫁来不久后，我哥哥结婚买不起新铺盖。新婚铺的床单就是我从堂二嫂家借来的。等我新嫂子婚礼四天回门后，把洗净的床单又还了回去。
堂二嫂比我堂二哥大几岁，他们生育两个儿子，一家人几乎没过几天好日子。尤令人惋惜的是，堂二哥刚四十出头就得了急病。等到堂二哥过世后，堂二嫂没有逃避现实，种庄稼、养家禽、抚养孩子、孝敬公婆、操持家务，瘦弱的双肩扛起全部的重担。
堂二嫂平时生活节俭，含辛茹苦地把她的儿子哺养成人，期间经历的困苦只有她自己知道，好在儿子都很争气，后来用打工挣的钱给家里盖起了大房子，但室内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几乎是家徒四壁，我几次回家见到堂二嫂，她穿的好像都是同一件衣服。
1998年春节，我回家陪老人过年，下火车已是傍晚，直接住到了农村家里。也许刚回到农村不习惯，直觉感到天气非常冷，父亲怕我冻着， 就在我们住的房间多生了一个煤球炉子。待到夜里，我就感觉头疼，以为是冻着了，就把窗户闭得更紧，窗帘也压了又压。直到第二天一大早，堂二嫂知道我回来了，就来我们家敲门，这才发现我煤气中毒了。她边走边喊，叫来村里的很多人，把我、我母亲、我父亲三个人抬到院子里，如果她不是早上早早过来看望我，后果很难想象。堂二嫂应该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堂二嫂看上去体质虽弱，但个性要强。我回老家有时送点吃的给她，有时给她几十块钱，她都反复推让。记得有一次，我回京时堂二嫂还拿着一小提篮的鸡蛋送给我，说是自己家鸡下的，一直给我攒着，让我带到北京给孩子吃。我追了她好远，才把两张带伟人头像的人民币硬塞到她兜里。
有一次我回家后，她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能不能帮我问问村领导，让我享受低保，我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太艰难了。”过了几年，我回家又见到她，她对我说：“我的低保给取消了，能不能再过问一下。”
又有一次，我回老家她把我叫到一边，我以为又有什么问题。她既认真又有些不好意思跟我说：“她户籍年龄是68，实际已经年满70岁了。”我马上明白了她的用意，就微笑着告诉她：“二嫂您放心，今年年底再给村里老人寄赡养费时，保证算您一个。”最让人伤心难过的是，她仅仅领了两次我寄的过年赡养费。
我最后一次回老家见她时，是在我家院子里。当堂二嫂带着她儿子走进我家时，我90多岁的高堂老母亲指着她问我：“这是谁？你知道吗？”我装出不认识的样子，我母亲带着责怪的语气给我介绍：“你怎么能不认识你二嫂子了？她是你庆举哥的媳妇。”我看到堂二嫂当时脖子里流着脓，问她怎么了，她只是淡淡地说：“没事，感染了。”当时家里来了很多人，我也没顾上细究。她拿出一个银质的发簪要送给我，说是她姥娘传给她母亲的，后来在她出嫁时又传给了她。发簪上沾满黑泥，看不清真实模样，但我知道这是堂二嫂家的传家宝，哪里能要，赶忙说：“谢谢嫂子，我不要。”但她很执著，放下转身就走了。
没想到这次分开竟是永别。不久后，我听到她过世的消息，才知道她得的是大病。如果当时我用心多聊几句，早一点知道实情，定会尽我所能，给她介绍医生，帮她购买药品，这样也许会让我少几分遗憾和自责的折磨。
守着娴静岁序，淡看花开花谢。一场秋雨一场寒，秋叶落地化霓裳。任凭枝上树叶将阳光剪得斑斑驳驳，随风摇曳，我努力将记忆的碎片拼接完整，来慰藉远走的堂二嫂，让过往的不快远离，只看今朝。 作者：陈庆立

责编：张彦、刘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