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沈阳妇女携3斤黄金到银行换钱，两卡车公安包围其住所

为了加快黄金工业的发展，1979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调整黄金的价格的通知》，将黄金回收价格由262.5元/两，提高至390.625元/两，提高幅度接近50%。这只是中国黄金历次调价中涨幅最高的一次，在这之后黄金收购价格一路飙升。

这一措施极大地提高了普通市民用黄金兑换货币的意愿，许多人纷纷把家中储藏多年的黄金拿到银行兑换成货币。

1980年4月15日一大早，位于沈阳中华路的人民银行营业部刚一开门，一位50多岁神情略显紧张的妇女走进营业部。此人名叫黄素珍，她从袋子里倒出一大坨金块，说要用黄金换钱。

尽管营业员天天跟黄金打交道，看到这坨金块后也不免吃了一惊。她仔细检查了一番，称量后发现足足有3斤多重，以当时的收购价折合人民币23000元。要知道，80年代的农村出一个万元户都能成为大新闻，这位客户一次兑换两万多元，自然引起了营业员的注意。

营业员还发现，这块黄金的成色像是高纯度的工业黄金。并且上面还有锯痕，像是从一大块黄金上锯下来的一部分。当时民间是不可能加工工业黄金的，营业员敏感地意识到这块黄金的来路有些可疑。

营业员一边稳住妇女，一边让悄悄让同事去报了警。她耐心地帮妇女把兑换的钱分开存在她指定的6个账户中。保卫干事也热情地请她进办公室休息给她倒水，并表示为了安全，一会派车将她送回家去。

不久后，公安人员就赶到银行询问黄金的来历，妇女支支吾吾说不清。在公安人员的严厉审问下，她只回答了自己的家庭住址，以及丈夫叫关庆昌在615厂工作。

听到这个信息，经验丰富的老公安立即联想到19年前的一桩惊天大案。他们一边派人到615长寻找关庆昌，一边出动所有警力坐了满满两大卡车，包围并搜查黄素珍住所。

上世纪80年代银行营业场景

最终在其家中搜出700多两工业黄金，上面还有残存有615厂的编号，证实这是该厂的产品。一位老公安长吁一口气：“19年前的案子终于破了！”

一个普通职工家庭为何藏有如此多的工业黄金？他们与19年前的惊天大案到底有何关联？这对夫妻的最终结局又会如何呢？

615厂曾是沈阳造币厂的代号，上世纪60年代该厂正执行一项国家保密工程，即将收集来的各类黄金加工成高纯度的工业黄金。用于偿还苏联的债务和向外国换取当时急需的粮食。

那个年代的工人觉悟都很高，工厂在生产时管理并不算严格。地上四处堆着黄金白银，不过倒也没人敢打这些东西的主意。

615长产品包装组组长叫郭家惠，他平时负责对工人包装完的产品进行清点、登记，工作非常认真，每天下班前都必须亲自清点一次。1961年3月18日是星期六，这天郭家惠认真清点完产品，便急匆匆地赶回家陪孩子了。

周一早上，郭家惠哼着歌来到工厂，却看到同事们一个个面如土色。一个工人告诉他：“金子丢了。”郭家惠听了吓了一大跳，连手上提的饭盒都掉到了地上，赶忙跑去现场检查。

只见堆在最上面的一个装黄金的木箱被撬开，包装纸散落在地上，旁边木板墙被撬了一个大洞。随即几十名公安人员带着设备和警犬来到现场，经过调查发现丢失了两块黄金，总共800多两。

当时处于灾年，国家还需要靠这些硬通货跟外国换粮食，如此大量的黄金被盗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甚至惊动了北京。当地下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侦破此案。615长对内管理虽然有些松弛，但对外戒备还算森严。公安人员分析作案现场判断，这起盗窃案应该是内部人员干的。

黄金是在郭家惠的工作流程内被盗的，加上他又与成品黄金接触时间最长，一开始厂方将其列为重点怀疑对象。郭家惠被关在厂里审查了三个月，但他真的是冤枉的，所以也查不出什么结果。

后来警方又采取了许多方法，将工厂里的工人都梳理了一遍。当年并没有现在这样的高科技手段，由于技术条件落后，案件也始终没有太大进展。

到底是谁偷了黄金？直到19年后那个叫黄素珍的妇女去兑换黄金时，公安才查明案件的来龙去脉。

当时615厂的生产科副科长叫关庆昌，他的妻子黄素珍是电解车间的工人。解放前，关庆昌曾在国民党的警察机关任职，由于有些文化才被招进615厂。

工厂生产环境

组织部门在他的档案里注明了“监视使用”，但越是有问题的人，越会掩饰自己。关庆昌进厂后埋头工作，几乎从来不与人争执，装出一副老实人的样子。进厂5年后得到领导认可，被提拔为副科长。

关庆昌的妻子黄素珍是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妇女，平时爱占小便宜，进入电解车间后，总是偷偷藏一些碎料带回家。黄金是非常值钱的东西，积少成多嘛。

1961年是中国相当困难的一年，加上当时中苏关系恶化。在国民党时代混得不错的关庆昌，认为这是“反攻大陆”的绝佳机会，也许马上就要变天了。加上当时生活非常困难，他心里想着不如趁机捞一笔，将来万一变天了就成富翁了。这两人夫唱妇随，一合计决定到厂里盗窃黄金。

关庆昌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策划，制定了非常详细的作案方案。在他实施盗窃的前几天，刚好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保卫干事被调到生产线上工作，而且包装组刚好包了一批黄金还没入库。关庆昌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决定实施他罪恶的计划。

那天天刚黑，关庆昌带着作案工具，先到办公室藏起来。然后他跑到厂里的浴池洗澡，故意大声地与每个人开玩笑，让大家都知道当天晚上他去了浴池。但他没洗几分钟，就悄悄离开浴池折回办公室戴上手套，取出作案工具。

随后摸黑跑到包装组的工地，撬开厂房门，来到堆放黄金的木板隔间，在木板上撬了一个大洞。进去后把堆在最上面的木箱撬开，取出两块黄金，用绳子一头栓一块。绳子挂在脖子上，黄金别在裤腰带里。

这两块黄金有800多两，按照当年16两制，算下来也有50多斤。虽然很重，但体积不算大。由于准备充分，加上情绪亢奋，关庆昌带着这两块黄金仍觉得很轻松。他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厂区大门，回到家中交给妻子后又跑到厂里的俱乐部跳舞去了。整个作案过程只有20多分钟。

公安进入厂区调查时，要求每个人交代自己行踪时，他很容易就蒙混过去了。

他交代，当天5点下班回家，6点去浴池洗澡，6点半左右去了俱乐部跳舞，一直到晚上十点与邻居一起回家。他害怕自己悄悄离开浴池的事暴露，又主动解释是想去剪头发，但跑了一圈没剪成。公安一看，他的头发确实挺长，是该剪了。

60年代公安队伍

关庆昌出身旧警察系统，反侦察能力很强。他的每项行动，几乎都有人证明，所以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公安检查现场发现一枚鞋子，经过还原后判断是39-40码的胶掌棉鞋，从装黄金的木箱上被绞断的铁丝判断，作案工具应该是羊角锤。按理说，确定了这两个线索，在职工范围内甄别，离破案也就不远了。

但是当年的技术手段毕竟还是比较落后的，加上警力有限，只能叫厂里的保卫科协助。厂里以检查卫生为名，去各家收棉鞋，后来又安排人挨家挨户去搜羊角锤。

这些举措毫无保密性可言，怎么可能找到狡猾的罪犯。关庆昌早已经把自己的鞋扔了，叫老婆拿出一双旧棉鞋改了鞋底。那个作案用的羊角锤也早已经被他扔到一个学校的厕所里面。

关庆昌不仅没被查出问题，甚至还由于平时表现较好，被选去协助破案。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案子长时间没有进展，各方压力都非常大。

这时不知道是谁说了句：“是不是计数时搞错了？”这句话反倒提醒了关庆昌，他极力在领导面前鼓吹核查数量。

结果厂里成立了一个三人计量小组，关庆昌成了小组成员之一。在他操纵之下，最后统计出来的数量与账单上的一致——黄金没有丢。但那个破坏性的作案现场又是什么？然而对于结案的渴望压过了理智，不久之后，公安的专案组就从厂里撤走了。

不过黄金失窃案的余波并没有消退。为了警示员工，厂里的专案组一直没解散。

偷来的黄金并没有改善关庆昌的生活，因为那个年代黄金并没有地方卖。他期盼的“反攻大陆”也迟迟未到。为了避免身份暴露，关庆昌只能把伪装做得更足。

平时上班，他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累活抢着干，自己的活干完了就帮别人干。即便当上了副科长，对普通员工却像对待领导一样客气，连平时一起走路都让别人走前面。

他平时故意穿得破破烂烂的，到了厂里故意把外套脱下来，露出一身满是补丁的衣服。在政治上，关庆昌积极要求入党，不停地写入党申请书。伪装得很进步，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亮，同事们都把他当成学习的榜样。

善良的人很难觉察到，口号喊得越响的人，越是想掩饰内心的恐慌。就像原始人在狩猎时，总是不断大喊大叫，敲打手中武器，发出各种声音给自己壮胆。

由于表现好，关庆昌不仅没露出狐狸尾巴，而且还受到领导的认可，不久后工资被提升了一级。

这批黄金不仅没有改善关庆昌的生活，还让他体验到什么叫“惶惶不可终日”。自从黄金藏到家里后，两夫妻总是害怕事情暴露，没过一天好日子。总觉得藏的地方不够安全，三五天又要拿出来换一个地方。

他把家里的院墙砌高，生怕外面的人看到家里的情况。平时从来不让孩子带别家小孩回来玩，久而久之孩子也变得不合群。就连儿子长大结婚了，也不敢请客，只是悄悄在窗户上贴了个喜字。

两口子藏黄金时无意中让关庆昌的父亲撞到了，原本身体硬朗的老关头逼问出事情来龙去脉后，气得一边哀叹一边流泪。在惊恐之下，一年后就一命呜呼了。

再亲密的两口子总免不了吵几句嘴，一次两人吵架，关庆昌盛怒之下抽了妻子几个耳光。黄素珍一哭二闹三举报，大喊着不要过了。听到举报这两个字，关庆昌吓得立即跪地求饶，总算哄住了妻子。

黄素珍掌握了致胜法宝后屡试不爽，关庆昌过得如同牛马，在老婆面前总是抬不起头。

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黄金失窃案好几次被翻出来，从厂领导到普通员工，不少人因此受了委屈。但狡猾的关庆昌却毫发无损，他对上巴结领导，对下笼络同事，工作认真负责，谁会怀疑到他头上？

一直到1979年初，厂里要给职工分配楼房，关庆昌即将搬离他的独门小院。长期在造币厂工作的关庆昌深知，高纯度的大块黄金不容易出手，他打算在搬家之前利用院子的隐蔽环境把黄金降低纯度，融成小块。

他买回来工具，把一块金子连同几件妻子的银首饰放进去。但由于温度不够，根本无法熔炼这些黄金。那段时间关庆昌非常焦虑，天天想着如何将这些黄金换成钱，换成汽车和小洋楼。

唯一的办法就是带到厂里去熔炼，但这非常危险。关庆昌分析，自己是厂里的大红人，大家对他是言听计从。当时又正好赶上新老厂长交接的混乱期，而且主管生产的副厂长正好去北京开会了。机会还是有的，关庆昌决定冒险一试。

公安出动

关庆昌找到车间主任说：“市领导给咱们刘副厂长打电话，说越南华侨带回来一个金块，由于成色不均，不好划价，让厂里帮熔炼一下。刘副厂长去北京前已经答应了，能不能帮安排一下？”

车间主任对关庆昌很信任，加上听到又是副厂长又是市领导，便满口答应了。就这样，关庆昌拿着黄金躲过严格监管，也未办理任何手续就拿到厂里熔成了金条。

此时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很快东风也来了。随着黄金价格上调，关庆昌再也按捺不住，决定去银行换钱。他通过长时间的观察确认，营业部收购黄金时审查非常宽松，基本上是只认黄金不认人。

关庆昌把熔炼好的黄金锯下来一块，由妻子带去银行兑换。他自己也以家中有事为由请了假，悄悄跟在黄素珍身后。直到远远地看着妻子兑换成功，银行工作人员又很客气地为她倒茶水，关庆昌以为一切顺利，才高兴地回厂里工作。

但他刚回到厂里没多久，保卫科就来人让他去办公室。关庆昌一头雾水，走到办公室看到几个警察，才觉悟过来。他两腿吓得发抖，说话也变得吞吞吐吐。

在大量证据面前，这对夫妻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接下来便是对这对夫妻的审判。起初沈阳市中院以贪污罪判处关庆昌死刑；判处黄素珍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两人均未上诉，辽宁省高院复核时，同意定为贪污罪，但将黄素珍改判为无期徒刑。

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后认为，黄素珍在偷窃黄金时虽然是利用职务之便，但她当时只是工人，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而关庆昌虽然是国家工作人员，但其实施盗窃时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故两人不适用贪污罪，应定为盗窃罪。故最高院撤销了原判发回重审。

审理犯人场景

盗窃罪要比贪污罪轻得多。最终辽宁高院经过重新审理，于1980年11月11日作出判决：判处关庆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黄素珍有期徒刑十年。并追缴了盗窃的黄金。

杜牧有诗曰：“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关庆昌夫妇的经历大致就是这种感觉。他们抱着800两黄金，为了避免暴露罪行，始终夹着尾巴做人，仍然过着穷苦的生活。

关庆昌虽然天天幻想着将来能暴富，但始终未能享用半点黄金，最终的结局也只落得一个千世骂名。我们的国家不仅没有垮掉，而且越来越强大。可以想象，案发那一刻，这对夫妻一定连肠子都悔青了。

关庆昌夫妇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窃取了800多两黄金，要知道这些黄金是用来换取粮食的，关系到众多人的生命。他们的行为当然称得上罪大恶极，要是在当年他们必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但随着我国司法体系的建立健全，国家更加注重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对关庆昌夫妇的审判，充分体现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这也是我国司法进步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