泼在九九公益日前的一盆凉水

优秀的出发点

2015年9月9日，是中国首个互联网公益日，是腾讯公益发起的一项募捐活动，“99公益日”的出发点是让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公益的创联者，传播出公益理念，通过互联网核心能力推动公益行业的发展。主题为“一起爱”的活动，让每个人都参与到这场公益裂变当中，配合小红花机制、步数捐赠、接龙等等玩法，快速的让更多的人进入到这场盛大的狂欢当中。第一年的成功让“99公益日”成为了新的公益名片，更多的人也能够贡献自己小小的力量参与到公益活动当中，相信当时是达到了这个活动的目的的。

公益初心vs配捐额度

官方今年的配捐规则已经出台了，大致意思就是有人捐钱，腾讯会随机配捐一笔钱、爱心企业会配捐一部分钱，不少单位应该已经开始摩拳擦掌了，“大家准备好战斗了么？我们就要开始排兵布阵了！一会儿就要和大家讲配捐的规则了，一定要来听。”这可能是某个捐款群中的情景，一场公益活动成为了战场，配捐成为了争夺的主要目标。

到了配捐当天，尤其是早上九点到十点这段时间，传说这段时间的配捐额度比较高，其实可能是怕配捐额被别家机构瓜分完了。有的单位会提前发给参与者一个红包，要求他们在配捐这几天分批次的再将红包里的钱捐回给机构，个人“参与”了公益，机构获得了配捐，何乐而不为。然而这种做法有人说是薅腾讯的羊毛，说得难听点就是造假公益、套现公益，没想到公益圈是这个样子的，在台前光鲜亮丽，满口公益道德、无私奉献，台后确是骗配捐当作获利。从郭美美时间开始，公益的名声一落千丈，这样的行为无疑会让人怀疑公益圈是另一种圈钱的圈。

腾讯也不是大傻子，面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各类机构，2017年之后腾讯加大了审查力度，一旦发现“套捐”“刷单”等不良行为将会取消募捐资格，并记录黑名单。规则一年比一年复杂，审查力度也在一年比一年严格，跳脱出这个问题来看，其实早就远离了公益初心、伦理与道德，无疑是在透支社会对公益的信任，对整个行业也造成了负面的印象。（说个题外话，社会工作好多时候会被认成为公益，二者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确实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对公益的负面印象好像也会延伸到社会工作上。）

（图片来源于环球网）

草根机构vs庞大帝国

面对配捐的金钱诱惑，任何人和机构都是抵挡不住的，无论是草根小机构还是商业大公司都想从中筹得一些钱。用现在的话来说，流量为王，人多为王，中国公益行业尽管起步晚，但行业却出现了很多的领军人物、领军单位，一些公益机构背后是庞大的资本帝国作为支撑，人财物各种资源一应俱全，工资带着专业化直线上升；而挡在庞大帝国背后的草根机构则更多，而且还在温饱水平上挣扎，靠着所谓的“公益心”再坚持。

“99公益日”比的就是流量、人数和动员能力，“帝国”将士们不用发愁自己的生存，还能有名人站台、媒体曝光等等资源；草根机构却还在为要不要付出三天甚至一周的时间犹豫，公益日的准备、实施和收尾都占用了大量的精力。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大机构能够获得更多的捐款，而众多草根机构获捐甚微，更进一步地说，获得了1000块钱的捐赠也要想一个完整项目一样来执行，繁琐的表格更是让草根机构恨不得放弃了这鸡肋。

资本帝国本身有着成熟的管理运营团队，立刻能够配备人力完成各种繁琐的合理的或不合理的要求，将“公益”做成了“生意”，结束后留下满地鸡毛，（现在好像连扫鸡毛都懒得打扫了）终究这样的公益能为民众、需要的人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公益的精神会像小红花一样漫山遍野，还是会像鸡毛一样让人过敏呢？

马太效应显而易见，强者更强，弱者越弱，草根机构放弃了“99公益日”，毕竟人力、精力有限，很难再投入到这场公益当中了。又要谈到公益的初衷，是为了让强的帮助弱的实现社会再分配，面对资本帝国的侵入，公益机构的生存环境进一步受到了挤压。

熟人社会vs公益理念

十几年之前的全球基金，到国内基金会、企业和政府的支持，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不断增加，对于公益机构筹款的历史并不是很长，“99公益日”这样的线上大规模筹款更是首次。在大家的朋友圈里第一个点赞的很可能是自己的父母亲属和好友等熟人关系，捐款动员也是如此，首先被动员的就是父母亲属和好友（有时候好友不一定会捐款），可想而知这种方式是不长久的，因为捐款并不是对公益理念或是项目的认同，而是基于人情的交换。

资金缺乏是世界性的普遍问题，笔者在美国学习走访的时候，许多机构也提出资金是他们最头疼的问题。但通过观察和交流发现，这些社会组织更重视机构的服务群体和服务区域，捐款者、受助者和服务区域往往是相同的，支持者能够近距离了解到他们的捐款用在了谁身上、什么地方。受款机构的核心不是熟人，更不是流量，而是项目本身的扎实程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益理念的改变需要国民经济的发展才能支持，仓禀实而知礼节，理念又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让人改变，“99公益日”这三天是做公益的时间，其实每一天都可以是做公益的时间，公益组织不应被简化为筹钱和放款的中间人，而是要在扎实的服务项目基础上，强化社会动员能力，增强弱势群体与社会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