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畜的生活跟谁最像？答案是古希腊与古罗马时代的奴隶

“劳动社会的最后阶段——职业者社会，要求它的成员成为一种纯粹的自动化机能，似乎个人生命已经真正融入了物种整体的生命过程，此时唯一需要个人作出的积极决定就是随波逐流，也即，放弃他的个性，忘记他个人仍然感觉着的生活的痛苦与艰辛，默认一种昏昏沉沉的，‘让人麻醉的’功能化行为类型……完全可以想象，现代——肇始于人的活力如此史无前例、生机勃勃的迸发，却终结于历史上已知的最死气沉沉、最贫乏消极的状态中。

这段话能不能形容当下的社畜们？几乎形同机器人一样的格子间流水线工作，被迫放弃个性，讽刺的是，这一切恰恰处于科技飞跃、新兴行业层出不穷、各种旧日幻想纷纷被实现的当下。人们用最大的热情创造并投入这个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代，结果陷入人类历史上最行尸走肉、不知思想为何物的状态。

这显然不是人类想要的，也违背了创造这个时代的初衷，可阿伦特却在多年前预言了这一切。

作为上世纪影响最大的政治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之一，阿伦特提出了人们所熟知的“平庸之恶”概念，并以《极权主义的起源》和《人的境况》等政治学经典影响世界。

书名：《人的境况》

作者：[德] 汉娜·阿伦特

译者：王寅丽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6月

定价：8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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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剖析，源于她对自由的追求。在她的思想中，“人”始终被放在第一位。在1958年出版的《人的境况》中，尽管她选择从古希腊时期开始梳理人类历史，但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固有的思考路径，开创性地探讨了人类的三种基本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

劳动和工作到底有什么区别？阿伦特这样解释劳动：

“一切劳动的特点正是留不下任何东西，它辛苦劳动的产物几乎在劳动的同时就被迅即消耗掉了。这种辛劳虽然徒劳，却来自一种强大的紧迫性，因为它被无与伦比的生命本身所推动”。也就是说，人类需要通过劳动来创造生产资料，进而生产必需品，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的死循环。“生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它实际上是被作为生命基本需要的必然性强加于人的。”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劳动者等同于奴隶，他们不但受生存束缚，也被奴隶主控制。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确保奴隶主和公民拥有超越“填饱肚子”的人性活动。而在当下，许多所谓“白领”的生活，同样被生存束缚，被雇主控制，本质与奴隶并无不同。正如书中所言：

“对劳动的蔑视，最初源于摆脱生存必需性而追求自由的强烈渴望，和同样强烈的、对所有留不下痕迹的活动的不屑一顾。”

“古代所有对人类活动的评价，都立足于这样一种信念：由于我们的身体需求而成为必需的劳动是奴性的。劳动意味着被必然性所奴役，而这种奴役内在于人类生活条件中。”

工作呢？则会留下一些持久的东西，并带来自我确信和满足。它依托“技艺”存在，拥有技艺的人不需要面对生存难题，也不会因此被束缚。他能够自己支配创造的思路与过程，进而通过工作的积累和价值体现，建立自己的稳定家园。

技艺以及由技艺创造出的种种技术和发明，本质都不是为了劳动。书中写道：

“历史记载的事实表明，现代技术不是起源于人类为了减轻劳动和建造人造物品的双重目的而设计的那些工具，而只起源于纯粹非实用的、对无用之知的寻求。从而作为最早的现代器具之一的钟表，不是为了实际生活的目的发明的，而纯粹是为了高度‘理论的’目的发明的——为了进行某些与自然有关的实验。当然，一旦这个发明的实用性被昭示出来，就整个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节奏和形态；但是从发明者的角度上说，它的实际应用只是一个偶然结果。”

换言之，不管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仅仅停留在谋生层面，工作则指向持久存在的东西，包括实物成果和思想作品等，可以独立存在。

即使是工业革命，也并没有改变劳动的本质，当然，富足生活变成大多数人的理想，也使得劳动得到更多认同，取代了过往拥有记忆者的工作理想。简单点说，就是人们已经将生活目标和人类活动划定了一个看起来很丰满、实际上很“奴隶化”的尺度——“获取生活必需品和提供物质富足的共同尺度。”

至于“行动”，它是在“工作”的基础上得以延伸出来人类活动，阿伦特将之定义为“唯一不需要通过物质中介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活动”。而行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

她为“行动”所找的参照，是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在雅典，公民们通过说服来解决问题，所有的公共事务的解决通过语言而说服。因而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的存在”和“人是言说的存在”。在阿伦特看来，二者相辅相成，都涉及相同的希腊城邦生活经验，也是真正的人性体现。

书中写道，城邦国家的出现，意味着人得到了“私人生活之外的第二种生活”，即政治生活。同时，“自由仅仅存在于政治领域内……城邦区别于家庭之处在于唯有城邦知道‘平等’……平等正是自由的本质：成为自由的意味着摆脱统治者关系上的不平等，进入一个既没有统治也没有被统治的空间。”

由此衍生的公域和私域，原本是人类生活的两种日常机制。但随着大众社会的形成，“不仅破坏了公共领域，而且破坏了私人领域，不仅剥夺了人在世界中的位置，而且剥夺了他们私人的家庭”。

阿伦特在书中专门提到了“公共领域”与“社会”的区别：

“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滥用‘社会’一词，因为事实上人类的共同体并不天然地是社会。最初的混淆来源于罗马文化圈对希腊文献的翻译错误。圣托马斯将希腊语中的‘政治’误译为了‘社会’，但两者是截然不同的。这就必须回到前面提到过的‘公共领域’概念了。古希腊传统中的公共领域是‘真正的政治’挥洒之地，个体异质性光怪陆离地并立之所，也就是说，其成员既不互相支持，也不互相反对，没有谁统治其他人，也没有谁被他人统治。换句话说，这个公共领域是自由的，也是无组织的。然而拉丁语中的‘社会’一词本来就意味着‘组织’”。

也就是说，公域和私域都随着组织化的大众社会的出现而消失，“公共领域的消失是因为它变成了私人领域的一种功能，私人领域的消失是因为它变成了唯一所剩的为人们共同关心的东西”。

如果要在阿伦特的晦涩阐释中寻找与当下的关联，那么最好的切入点无疑是“劳动的解放”这个概念，以及劳动成为被赞美对象的现实。阿伦特并不认同这种解放，因为解放并不能等同于自由，“它不仅不能把所有人都带入一个自由的时代，相反，它第一次迫使全体人类都处于必然性之轭下。”

同时，幸福也是镜花水月，在她看来，“大众文化根深蒂固的难题在于普遍的不幸福。不幸福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和消费之间难以取得平衡，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物坚持不懈地追求幸福，而这种幸福只有在生命过程的消耗和再生、痛苦和痛苦的释放之间达到完美的平衡时才能获得。”

当社畜们抱怨自己成为机器的奴仆，被迫“适应”机器的要求，而非用它们来满足人的需要时，多半忽视了其根源——劳动者只能屈服于劳动。“一切事物令人悲衰的贬值，即它们内在价值的丧失，始于它们向价值或商品的转化，因为从那一刻起，它们就只在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存在，从而成了可替代的东西。普遍的相对化，即个事物只存在于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内在价值的丧失，即没有什么东西具有独立于不断变化的供需要求的‘客观’价值”，其实，人也一样。

一生致力于反极权主义的阿伦特，在这本书中已经通过私域遭遇大众社会侵蚀，劳动对私人财产的再定义，暗示了极权主义的无处不在，因此呼唤自由公域的回归。

所以，对于社畜们来说，困境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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