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刷术起源与佛教

弘化社 古籍 5月17日

“雕版印刷肇自隋，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这是古今对雕版印刷发展历程的概述。向达在《唐代刊书考》中说，“中国印刷术之起源与佛教有密切之关系”。历史的记载和实物的发现，都证明了佛教僧侣对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是有贡献的。

最早的佛教印刷物

唐代的佛教十分发达，统治阶级笃信佛教，高僧玄奘西游印度十七年，取回二十五匹马驮的大小乘经律论二百五十二夹，六百五十七部。各地寺院林立，僧侣人数很多，对佛教宣传品需求量也很大，因此，他们是印刷术的积极使用者。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佛教印刷物，这些即是早期的印刷物。

早期的佛教印刷品，只是将佛像雕在木版上，进行大批量印刷。唐末冯贽在《云仙散录》中，记载了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之后，“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这是最早关于佛教印刷的记载，印刷品只是一张佛像，而且每年印量都很大，但遗憾的是未流传下来。

　　1906年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发现的唐代印刷品《妙法莲花经》

1906年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地方，发现了一份唐代印刷品--《妙法莲花经》卷五，内容是“如来寿佛品第十六”及“分别功德品第十七”。最初为新疆布政使王树楠收藏，后辗转为日人中存不哲购去。此经以黄纸印刷，卷轴装帧，每行19字，经文内使用了武则天时期的制字，因此推断为武则天时期（公元684-705年）的印刷品。现存于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

　　现存韩国庆州博物馆的唐早期印刷品

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就是在1966年韩国庆州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

　　隋木刻加彩佛像 隋大業三年（607年）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证明，这件印刷品应为我国唐朝之物，印刷年代约为武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之间。

　　梵文《陀罗尼经咒》

1974年在西字郊区出土了为现在最早的印刷品实物梵文《陀罗尼经咒》，印刷时期初步确认为唐初时期。

　　现存最早有明确日期记载和精美扉画的唐咸通本《金刚经》

现存最早有明确日期记载和精美扉画的唐代佛教印刷品，是雕版印刷、卷轴装订的《金刚经》，其全称为《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这件印刷品于本世纪初发现于敦煌莫高窟石室，由于得利于这里的干燥气候，虽经千年存放，发现时仍完整如新。但它于1907年被英籍葡萄牙人斯坦因盗走，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

这幅印刷品有明确的年代记载，证明是唐代懿宗咸通九年(868年)雕版印刷品。这是由六个印张粘接起来的十六米长的经卷。卷子前边有一幅题为《祗树给孤独园》图画。内容是释迦牟尼佛在祗园精舍向长老须菩提说法的故事。卷末刻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为二亲敬造普施”题字。经卷首尾完整，图文浑朴凝重，刻画精美，文字古拙遒劲，刀法纯熟，墨色均匀，印刷清晰，表明是一份印刷技术已臻成熟的作品，绝非是印刷术初期的产物。也是至今存于世的中国早期印刷品实物中唯一的一份本身留有明确、完整的刻印年代的印品。

　　成都出土的唐代印刷品梵文《陀罗尼经》

1944年，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的唐墓出土一份印刷品《陀罗尼经》，约一尺见方，上刻古梵文经咒，四周和中央印有小佛像，边上有一行汉字依稀可辨，为“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此经咒所题“成都府”卞家印卖的时间当在757年之后。可以说明四川成都早在八世纪中叶，雕版印刷已经流行。这份印刷品现存四川博物馆。是国内现存比较重要的一份唐代印刷品实物。

七十年代以来，陕西省西安市等地区，陆续发现了唐代的印刷品，主要有《梵文陀罗尼经咒》、《汉文陀罗尼经咒》等。《梵文陀罗尼经咒》全长为27厘米，宽26厘米，麻纸。印本表面文图布局分三个部分，正中为宽7厘米、长4厘米的空白方框，右上方有竖行墨书“吴德口福”四字。方框外环绕四周是非汉文字经咒印文，印文四边以三重双线边栏，内外边栏间距3厘米，其间布满莲花、花蕾、法器、手印、星座等图案。《汉文陀罗尼经咒》印本为长方形，边长35厘米，有残损，内容分三部分，中心长方框内，为人物绘像，经咒咒文环绕于四周，四周外为印制的各式手印。正中方框宽4.6、高5.3厘米。框内绘二人像，一站立、一跪跽，画像用淡墨勾描，填以淡彩。经咒文环绕于长方形框外四边，每边各十八行，行标以墨线相间，咒文外围以双线边栏，边栏长29厘米，边栏外3厘米宽边上，印有一周佛手印契，栏边各有手印12种。经咒印文为汉字音译，咒文环读。

五代十国

五代时期，佛教有了一定的发展，在一些割据的国家，由于统治者的特别提倡，佛教非常兴盛。据记载，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时，有寺院二千九百六十四所，僧尼六万一千二百人，说明当时佛教的规模是很大的。而当时的佛像佛经印刷，也遍及南北各地，流传下来的五代佛教印刷品也较其他印刷品多。在敦煌石室，发现了以下几件五代印刷品。

　　《观世音菩萨像》

《观世音菩萨像》，其形式为上图下文，文中刻有“曹元忠雕此印板，奉为城隍安泰，阖郡康宁”，“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末岁七月十五日”（公元947年）“匠人雷廷美”等字样。这既有主持刻印者姓名，又有刻印的年月日，更为可贵的是载有刻工的姓名。根据曹元忠当时任瓜沙等州观察使职务，可推断印刷地点就在敦煌附近。

　　《大圣天王像》

同年，曹元忠还请匠人雕印了《大圣天王像》，其形式也为上图下文，构图更为复杂。在后晋天福五年（公元940年），曹元忠还请匠人雕印了《金刚经》。曹元忠刻印的还有《圣观自在菩萨像》。还有一幅现在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像》，和曹元忠刻印的其它几幅佛像风格相近，据推断也可能是请人刻印的。所以，在敦煌曹元忠组织工匠刻印了较多的佛像佛经，这在五代印刷史上，应占有一定地位。

　　《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像》

五代时期，在政治、经济、生产上，吴越国是比较稳定、繁荣的朝廷之一。吴越钱氏诸王信奉佛教。忠懿王（947-978），崇信甚笃，曾大量修建寺庙，兴造佛塔，雕印佛经。

吴越国王钱镠画像

本世纪以来，吴越国雕印的佛经实物多有发现。1917年湖州天宁寺改建过程中，于石幢象鼻内发现了数卷藏存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卷首扉画前有“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956年）岁记”。可谓是大规模的印刷活动，仅比公元953年完成的儒家经典书籍略晚三年。

　　钱弘叔于956年刻印的《宝箧印经》

1924年杭州雷峰塔倒塌，在有孔的塔砖内再次发现《宝箧印经》。经卷有题记“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乙亥是宋太宗开宝八年（975年）。同时还发现了藏在砖塔内的塔图印本。塔图全长1米，每层画一塔，四塔连接，画有佛经故事。记文中有丙子记年，为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图经刻印比佛经晚一年。论时代已入宋朝，其时吴越国并未纳土，仍应列为五代时期的印刷品。

　　钱弘叔于975年刻印的《宝箧印经》

1971年，浙江绍兴城关镇出土了金涂塔一座，从塔内再次发现佛经一卷。题有“吴越国王敬造《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乙丑为宋太祖干德三年（965年）。这份经卷文字清晰，纸质洁白，印刷精美，非常珍贵。

　　钱弘叔于965年刻印的《宝箧印经》

吴越国的有名僧人延寿和尚，也印了大量的佛经，他很得宠信，赐号智觉禅师，先后主持灵阴寺、永明禅寺。他曾主持印刷过《弥陀经》、《楞严经》、《法华经》、《观音经》、《佛顶咒》、《大悲咒》等佛经。还印《发界心图》七万余本，有的印到十万余本。他的印刷活动大约在公元938年至972年之间。

五代吴越印刷佛经的活动，促进了这一带印刷业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刻版、印刷能手，因而在宋代，杭州成为全国重要的印刷基地。

宋代的佛经印刷

　　《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图片

佛教僧侣对印刷术的发明、发展及推广应用，都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现存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都是佛教的经书。例如，1966年发现于韩国的我国唐代武则天时期的雕版印刷经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据印刷史家考证，其印刷年代应为公元7O4一751年之间，为唐朝长安的印刷品。另一件实物，就是印刷于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经卷《金刚经》。并有记载玄奘曾大量印刷佛像。在五代的印刷中，佛教印刷品也占很大的比例，最流行的是一种上图下文的佛像单页印刷品，如《毗沙门天王像》和《观音菩萨像》。虽然我们还不能断定印刷术是由佛教僧侣所发明，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印刷术发明后，佛教界是最早积极使用这一技术的。他们的出发点虽只是为了宣传宗教，但客观上起着促进印刷术发展和推广的作用。

　　《金刚经》图片

关于印刷佛教经典，影响最大的是太宗开宝四年(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完成的《开宝藏》(图)。由高品、张从信奉命在四川益州监制完成。历经十二年，刻成五千多卷，卷子装帧，四百八十函，总计雕刻板片，十三万块。这项宏大的工程，在中国印刷史、出版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开宝藏》至今虽已没有全本传世，但仍有零卷流传。

　　宋刻《开宝藏》图录图片

继《开宝藏》刻印之后，宋代还有四次规模较大的官、私印经活动。它们是：

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至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于福州由东禅寺等觉院主持冲真等人发起募捐雕刻的《福州东禅寺大藏》，亦称福藏、崇宁藏。全藏共六千四百三十四卷，四百七十九函。其后补刻一些入藏着述。有零卷流传于世。如传本华严经卷八十，题有"福州东禅寺等觉院主持慧空大师冲真于元丰三年庚申岁仅募众缘，开大藏经板一副。祝今上皇帝圣寿无穷，国泰民安、法轮常转"。所以崇宁藏又有《崇宁万寿大藏》之称。该经为折装。由此开始了藏经刻印的经折装帧形式。下图是晋康石处道于崇宁元年刻印的佛藏“大陀罗尼经”。

　　北宋福州刻印的《崇宁万寿大藏》图片

　　福州刻印的《毗卢大藏经》图片

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至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福州由开元寺僧本悟等募捐、福州人蔡俊臣等组织刻经会，依东禅寺崇宁藏版的规模再次刻印。世称毗卢藏，也称开元寺版。

南宋理宗绍定年间(1228年)，由当地官吏赵安国独自出资刻成《大般若》等大部经典，于端平元年(1234年)由宋平江碛砂延安禅院刻印，世称碛砂藏。刻至咸淳八年(1234年)，以后因兵祸渐起而中止，入元后，继续刻完。共六千三百六十二卷、五百九十一函。碛砂藏也有零卷流传于世。

　　宋刻《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书影图片

　　宋刻《碛砂藏》书影图片

除了佛教印刷外，在宋代还刻印过几部道教著作。最有名、规模最大的是刻印于宋徽宗政和年间的《万寿道藏》，它是在福建刻印的，共有五百四一十函，五千四百八十一卷。

　　辽国

　　《上生经疏科文》

最早的辽国印刷书籍是公元990年（统和八年）“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的《上生经疏科文》。除此之外还有统和十五年（公元997年）民间刻印的著名字书《龙龛手镜》等。

　　辽国的《辽藏》中的图案

辽国最大的印刷工程是《辽藏》（也称《契丹藏》）的刻印，也是辽国印刷最重要的精品。

圣宗朝是辽国政治、经济文化昌盛的时期，由于佛教的兴盛，辽国开始编写、雕印自己的大藏经。

《辽藏》编纂、雕印于辽国的圣宗时期，雕印地点就在燕京，当时主持制定经录、编校雕印《辽藏》的就是燕京首刹悯忠寺(今法源寺)钞主无碍大师诠明(旧名铨晓)。

　　辽国的《辽藏》中的文字印刷

从出土的文物看，《辽藏》为卷轴装，圆木轴，大字楷书，字体端正，墨色黑亮，版式疏朗。

《辽藏》与宋刻的《开宝藏》比较， 无论在书法、刻技、版式、纸质、墨色、刷印、装潢等方面均无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1974年在山西应县的木塔中出土了一批代表辽国印刷水平的雕版印刷品。在这些印刷品中有官印，也有私刻；有单色，也有彩色，所以，从这些印刷品中可以看出辽国雕版印刷的整体风貌和技术水平。

《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释摩诃衍通赞疏科卷下》两卷刻印佛经均为皮纸入潢、卷轴装，四周单线边框、楷书、字体工整秀丽。每纸都有经名和版码。前者印有“应州文书”，后者印有“宣赐燕京”朱印。用纸考究，书写清秀，雕印精良，代表了辽朝鼎盛时期在造纸、书法、刻本印刷等方面的工艺发展水平。

　　《妙法莲华经》图

《妙法莲华经》虽然重复卷很多， 但版本迥异 ，十八卷十八种版本。官版、私版都有。版式大多是硬黄纸、楷书、行格疏朗，有素雅单线边框的；有装饰着金刚杵和祥云纹双线边框的；有双线边框中饰以金刚杵和宝珠纹的；有在佛像或经名下刻小佛像的；有的卷首存在经变相，有的卷尾有音义、题记、刻工姓名；还有经卷上盖有藏经寺院的戳记等等，内涵十分丰富。

　　《炽盛光九曜》图

辽国的《炽盛光九曜图》了彩色木版雕刻印刷品的代表，这种印刷品一般是先印刷后着色而完成的。这说明将印刷和手工着色相结合的工艺很早就被辽国所应用，从而促进了印刷技术的进步。

　　經名下刻有小佛像及帶圖案邊框的《妙法蓮華經》

　　遼刻《玉泉寺菩薩戒壇所牒》

西夏

佛经印刷在西夏的印刷品中占有较大的比例，这是西夏信奉佛教的结果。西夏的佛经除自己印刷之外，也从北宋、金国购买，如宋朝送给的《大藏经》等。刻经的数量和规模动不动就刻印数万、数十万，这反映了西夏佛教盛行的状况和刻印能力的不凡。

　　西夏自印佛经（西夏文刻本）

　　西夏佛经的经折装

西夏书籍的装帧形式，和北宋时期大体相同，卷轴装、蝴蝶装和经折装都在使用，其中最常用的是经折装。

总的说来，西夏印刷就其规模和技艺水平而论远不如宋代，也不如辽国和金国发达。但作为当时经济、文化落后于宋代的少数民族地区，能这样地重视印刷出版业，应该说对印刷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52年在武威天梯山石窟发现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等佛经10多种的残页，为甘肃省 博物馆收藏。陈炳应《天梯山石窟西夏文佛经译释》，《考古与文物》1983年8期。1959年3月，敦煌文物研究所在一小型塔墓中发现了十分重要的西夏文佛经图解本《观音经 》等二种，首尾完好。刘玉泉《本所藏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版画初探》，《敦煌研究》1985年3期。1972年9月甘肃省博物馆在武威张易乡发现一批西夏文、汉文、藏文文书，其中有西夏文《 杂字》和佛经《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刻本残页，还有竹笔两支。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遗物》，《文物》1978年8期。1987年5月，甘肃武威市博物馆在该市新华乡亥母洞西夏遗址，发现了十分重要的泥活字版 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下卷等一批西夏文物、文书。孙寿岭《西夏泥活字版佛经》，《中国文物报》1994年3月27日版。

　　西夏泥活字本《維摩詰所說經》

九十年代以来，在今宁夏银川附近的西夏京都地区也有重要发现。1987～1988年，宁夏文物 管理委员会在维修青铜峡108塔时，发现西夏文刻本佛经残页；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青铜峡市文物管理所《宁夏青铜峡市一百零八塔清理 维修简报》，《文物》1991年8期。1990年7月，在维修贺兰县宏佛塔时，发现了大量西夏文雕版残块，十分重要；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贺兰县文化局《宁夏贺兰县宏佛塔清理简报》，《文 物》1991年8期。1991年8～9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清理贺兰县拜寺沟西夏方塔废墟时，发现了西夏文、 汉文佛经、文书等40余种及雕版佛画、捺印佛像等，是三十年代以来发现西夏文书数量最多 的一次；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贺兰县文化局《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清理纪要》，《 文物》1994年9期。其中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图7-32)9册，是十分重要的西夏木活字版印本。1996年11月14日，新华社首先报导了文化部组织专家鉴定的消息。接着11月15日，1 1月17日，12月1日，《宁夏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物报》等皆在头版以不同的标 题报导了这一消息。

在西安市文管会、定西县文化馆、兰州张思温先生处、宁夏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瑞典、法国、德国、印度、日本等有关学术团体，也藏有数量 不少的西夏文佛经，其中有西夏的，也有元代的；有写本，也有刻本。西安市文物管理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安市文管处藏西夏文物》，《 文物》1982年4期；张思温《活字版西夏文<华严经>卷十一至十五简介》，《文物》1979年1 0期；陈炳应《金书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文物》1989年5期；史金波《西夏文<六祖 坛经>考释》，《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3期；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 88年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重版。这些有关部门的收藏，有的或许就是上述出土物流失后被收藏的。

九十年代以来，在今宁夏银川附近的西夏京都地区也有重要发现。1987～1988年，宁夏文物 管理委员会在维修青铜峡108塔时，发现西夏文刻本佛经残页；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青铜峡市文物管理所《宁夏青铜峡市一百零八塔清理 维修简报》，《文物》1991年8期。1990年7月，在维修贺兰县宏佛塔时，发现了大量西夏文雕版残块，十分重要；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贺兰县文化局《宁夏贺兰县宏佛塔清理简报》，《文 物》1991年8期。1991年8～9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清理贺兰县拜寺沟西夏方塔废墟时，发现了西夏文、 汉文佛经、文书等40余种及雕版佛画、捺印佛像等，是三十年代以来发现西夏文书数量最多 的一次；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贺兰县文化局《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清理纪要》，《 文物》1994年9期。其中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图7-32)9册，是十分重要的西夏木活字版印本。1996年11月14日，新华社首先报导了文化部组织专家鉴定的消息。接着11月15日，1 1月17日，12月1日，《宁夏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物报》等皆在头版以不同的标 题报导了这一消息。

在西安市文管会、定西县文化馆、兰州张思温先生处、宁夏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瑞典、法国、德国、印度、日本等有关学术团体，也藏有数量 不少的西夏文佛经，其中有西夏的，也有元代的；有写本，也有刻本。西安市文物管理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安市文管处藏西夏文物》，《 文物》1982年4期；张思温《活字版西夏文<华严经>卷十一至十五简介》，《文物》1979年1 0期；陈炳应《金书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文物》1989年5期；史金波《西夏文<六祖 坛经>考释》，《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3期；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 88年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重版。这些有关部门的收藏，有的或许就是上述出土物流失后被收藏的。

　　現存最早的木活字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續》及西夏文雕版殘片

金国

自印刷术发明以来，历代的宗教印刷都是很活跃的，金国也不例外，但在金国，以佛教印刷为主，可以说，印刷佛经的活动是连年不断的。

　　《金藏》

金国初年，他们大多用《辽藏》的印版进行印刷，后来他们得到了开封益州版的《佛藏》进行印刷。随后，各地都有刻印单卷佛经的活动，如，皇统九年(1149年)山西太原府榆次县刻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卷第六、第四十一卷等等诸多佛经的印刷。

当然，在佛经的印刷方面最有名的是《金藏》的印刷。《金藏》是皇统九年(1212年)至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刻印，因其保藏于赵城广胜寺，故称《赵城广胜寺藏》，也称《赵城藏》。

据考证《金藏》总数应有七千余卷，但现存四千卷，包括从佛教传入到金代以前在中国流传的佛教经典，从中可以看出金国当时佛经印刷的数量和规模之大。

　　颜体版本的《金藏》

由于金国的印刷业主要是他们的占领地所保留下来的，所以其印刷水平也有一定的发展，并且也具有自己的特色，其代表是平阳的印刷水平。

1）印刷材料方面：印刷所用的材料主要为印版、纸、墨等。刻版所用的木材主要是梨木、枣木；制墨大多用松木，制墨业有政府设办的，也有私人设办的；造纸业最发达的仍为平阳府一带，主要是竹纸和白麻纸，在当时不但产量高，而且质量好。

2）在刻版技术和印刷质量方面：金国的刻版技术与北宋不相上下，所用字体与北宋基本一致，大都使用颜、虞、欧、柳等古代名家的字体。例如，金刻的《重修政和证类本草》一书就是使用颜体，而《金藏》所用的字体有欧体、苏体、颜体等不同版本，但颜体版本较多。

然而，使用最多的还是柳体，因为这种字体更适用于刻版，例如，金刻的《萧闲老人明秀集注》和《引证群籍玉篇》都是柳体，这种字体笔画粗细适中的特点

在金刻版式方面，也是延用北宋的形式，都十分重视边框、行格和中缝鱼尾的装饰，注释也多采用双行小字排版。从刻版刀法来看，也都达到了以刀代笔的技术水平。从印刷质量来看，也具有墨色均匀、轻重适度的特点。

　　《赵城藏》扉页的佛教图画

在金代的印刷品中，图版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图文并茂的书籍也不少，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属平阳府。在一般书籍中图版的代表作是《重修政和证类本草》一书的草药插图，其插图与实物相似。

平阳图版的另一代表作是《赵城藏》中各卷扉页的佛教图画，其画不但文字刻版有力，而且也都生动有力，代表了金国图版的雕刻水平。

　　金刻《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卷第六

元代

元代的统治者占领中原之后，除了大力吸收汉文化之外，还极力倡导宗教，除了道教受到一定的限制外，主要是以佛教为主，所以在经书的刻印中以佛经最多。

佛经《普宁藏》刻印于杭州余杭县白支山的大普宁寺，在南宋末年开始筹备该藏经的刻印，并专门成立了普宁寺刊经局，由道安、中一和尚等主持。

《普宁藏》刻印开始于公元1269年，终于公元1324年，该经为千字文编号，起于“天”字终于“约”字，共五百六十函，五千九百三十一卷，五千三百六十八册。为经折装，每版三十行，版框高25cm，每行17字，折叠后每页6行。

《碛砂藏》是由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刻印完成，这部佛经的刻印经历了两个朝代，而且刻印时间最长，其中南宋刻印了44年，元代刻印了53年。

这部经卷为经折装，千字文编号，起于“天”，终于“烦”，共五百九十一函，一千五百三十二部，六千三百六十二卷。

除上述工程较在的两部经书之外，元代在其他地方也分别刻印过经书，如福州的开元压严禅寺就刻印过《毗卢大藏经》；京兆府成龙兴院刻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

　　《大方广佛华严经》

元代除用汉文刻印经书之外，还用蒙古文、藏文、西夏文大量刻印佛经，主要刻印的是《大藏经》，有蒙文版本，也有西夏文版本。

　　西夏文版本

元代印刷技术进步的另一个证例是多色套印技术的采用，现存最早的采用朱墨双色印刷的实物是元代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中兴路资福寺刻印的《金刚经注》。书中文字采用黑墨印刷，图采用朱墨印刷，从图中双色套印的质量来看，这种技术在元代已经很成熟了，但其究竟是采用两块版分二次印刷还是在一块版上分别涂上不同的颜色然后一次印刷完成，还有待于考证。

元代书籍装订形式除了沿用传统的卷轴装、经折装和蝴蝶装外，其装订形式的最大改进是使用包背装。卷轴装、经折装多为佛经所采用，一般的书籍多采用蝴蝶装。不过社会上以包背装盛行，蝴蝶装仍兼而有之，偶见梵夹装。譬如，元代刻印完成的平江府《碛砂藏》、补刊印刷的福州东禅寺、开元寺两藏，仍采用梵夹装式。

包背装是元代新兴起来的一种装订方法，该装订方法为：折页时印刷的文字面向外，装订粘连的地方在折页的左边或右边空白处，当按顺序配好印页之后，将折口撞齐，并用棉纸作捻穿入订孔，使书芯成为整体后再裁切，最后在书背上刷上浆糊，上好书皮即成。

元代开创的包背装，即克服了蝴蝶装阅读不便的缺点，又保留了蝴蝶装书背粘连的优点，再加上用棉纸作捻穿入订孔装订，增加了书的牢固程度，因而这种装订方式成为了元代最为流行的装订方式。

明代

在明朝政府的印刷中，刊印佛经的规模也是很大的。明初在南京刻印的《大藏经》，就是当时最大的印刷工程，它开雕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刻成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共六百三十六函，六千三百三十一卷，共五万七千一百六十块版。每半页六行，每行十七字，采用经折装。后版藏南京大报恩寺，每年都要印二十套。郑和曾出资印造十部，舍入南北各大寺及其家乡云南五华寺。这部藏经由于刻于南京，也称为《南藏》。

继《南藏》之后，于永乐末年在北京又刻印了工程更大的《北藏》。《北藏》的全称为《大明三藏圣教北藏》。开始雕于永乐庚子（公元1420年），完成于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

用西藏文刊印的《藏经》明代称为《番藏》，永乐、万历年间都曾刻印过。

雕版印刷在藏族地区的传播

公元13世纪，雕刻印刷术传入藏族地区之后，藏族地区各地陆续建起了印经院，其雕版印刷技术不断提高与更新，并且大规模地刊刻印刷佛教经典。为藏文佛教文献的保存和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印经院大量印制佛教经典降低了佛教用品的成本，使得佛教用品能够廉价供应。因为可以大量印刷，佛教印刷品的数量众多销行广远，使一般大众都能够买，对于普及藏传佛教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

最著名的实例就是德格印经院，德格印经院是素有“藏文化大百科全书”、“藏族地区璀璨的文化明珠”、“雪山下的宝库”盛名。德格印经院始建于公元1729年，因为藏传佛教的需要而建立的。德格印经院最主要的印刷品就是佛教经典。目前德格印经院院藏雕版总量已达29万余块，最为难得的是，德格印经院所藏的大量雕版印刷佛教经书中有许多珍本、孤本和范本。如有在印度早已失传的《印度佛教源流》，《汉地佛教源流》，其中最古老的版本《般若波罗密多经八千颂》是目前全藏族地区仅存的孤本，此经版作为档案文献已经于2002年3月被获准首次登录《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

因为印经院的雕版印刷佛教经书，形式统一、版面标准化、字体固定、校勘仔细，佛教徒们可以获得较佳的佛教经书版本。极大地满足了佛教徒的需求。雕版印刷术对藏族地区的佛教传播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