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许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又开始以杨振宁教授的报告为论据，启动了新一轮的“否定《易经》潮”。自2004年9月3日，杨振宁教授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发表了《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报告，近20年来，一些人打着杨振宁的旗号，批驳《易经》之声不绝于耳。
报告中，杨振宁教授开门见山地说:“《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是我所以对《易经》发生了兴趣。”
一些有真知灼见的学者认为，如果根据这句话来声讨《易经》，完全是简单、粗暴的解读。我很赞同这个说法。许多人忽略了杨振宁教授这段话里的三个关键点。
第一，“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
不能否认，中国古代科学，在世界曾占有一席之地。《易经》没有妨碍古代科学，而妨碍了近代科学萌芽，原因何在？这或许近代科学自身的智慧高度，难与《易经》比肩。西方许多现代学者有一种观点，“近代科学正在把人异化为工具的工具”。另外，研究爱因斯坦的学者，发现他很早就读了《易经》，认为中国古代科学那么发达，是因为中国的科学家掌握了《易经》，而西方没有《易经》，所以滞后了。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是因为近代中国抛弃了《易经》。
如此看来，爱因斯坦和杨振宁的观点有矛盾的地方。但两人不约而同都在聚焦《易经》，研究《易经》，都没有否认《易经》对中国古代科学的促进作用。不同的是，爱因斯坦中年对《易经》感兴趣，杨振宁教授晚年对《易经》感兴趣。
第二，“重要原因之一”
所谓“之一”，意味“重要原因”有很多，《易经》只是其中之一。但许多人无视这一点，不加分析论证，直接得出结论:“杨振宁批判《易经》是糟粕，是扼杀中国近代科学的罪魁祸首。如果没有《易经》，我们会早日步入发达国家。”
事实并非如此。比如，1793年，英国使者乔治·马戛尔尼伯爵，带来许多天文学家、数学家、艺术家、医生，还有总计600箱价值13124英镑的礼品，以及110门炮舰模型、地球仪、钟表、望远镜……准备和满清政府合作开发。当时，英国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但闭关锁国的乾隆皇帝，不但强迫英国使团给他下跪，还急忙让重臣保密，不得使这些西方尖端仪器进入民间。他说，一旦汉人掌握了这种高端技术，不知要闹出什么大乱子，到时候大清江山不保。
有这样妄自尊大、以民为贼的朝廷，即使没有《易经》，近代科学也很难在中国萌芽，也许正因如此，杨振宁父子先后到西方求学。不是摆脱《易经》，而是摆脱满清留下的落后中国。杨振宁说是“之一”，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既然杨振宁自己都说不准，其他人就更没资格乱给《易经》扣帽子了吧？让《易经》承担所有罪责，不应该是现代开放思维所为。康熙统治61年，乾隆统治60年，都惧怕近代科学，都拒绝开启民智。有良知的学者、有血性的历史学家，都在怒骂康熙、乾隆是祸国殃民的王八蛋，而不是挑软柿子捏，去骂《易经》。
第三，“对《易经》产生了兴趣”
杨振宁教授非常坦诚地谈了自己的想法，他只是在晚年总结科学发展史的时候，才对《易经》产生了兴趣。也就是说，他不是在批判《易经》，否定《易经》，而是在研究《易经》，探讨《易经》。这期间，他在思考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一定是多方面的。他发现，近代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可能受到了《易经》的负面影响。他之所以在文化论坛上发表自己看法，就是要进行开放式讨论，而不是最后的定论。他只是在谈“兴趣”，而不是下一道取缔《易经》的圣旨。因为他本人正在《易经》的世界里遨游。他的想法也正在完善之中。
200年前，《易经》对科学萌芽的影响，从当时阶段性来看，也许是不利的，但从长远看和整体看，《易经》对科学霸权的制约，也许是有利的，是正面的。因此，简单地定义《易经》是导致中国科学落后和社会落后的根源，也许是以偏概全，言之过早。杨振宁本人在报告中也从未这样定义过。反之，《易经》整体化思维从古到今，从来没有在中国人的大脑中根除过，这种《易经》思维，为什么没有阻止“五四”之后中国的科技进步，反倒在满清时代影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萌芽，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此文根据王大路先生讲座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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