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枭雄曹操，其形象文学传播成因理析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一－曹操，千百年来围绕他的讨论从未停止。这些讨论大抵不离两个范畴：历史的曹操和文学的曹操。史书的记载和文学作品的传播，让曹操的形象成为一个艺术典型，为大众所熟知。

不过《三国演义》并非曹操文学形象的发端，要了解历史中的曹操，需要从《三国志》等一批史学作品入手。这就为我们提供一个思考：曹操的形象似乎总是徘徊于历史和文学之间，时而真实，时而虚构。挂构成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即中国历史上少有如曹操一般的人物，其形象是在历史作品和文学作品这两条传播途径中并行的。

一、正统观念对曹操形象传播的影响

曹操文学形象恶化的趋势，其实从陈寿的正史《三国志》及裴松么的注文中，己经埋下伏笔。史家一般认为，陈寿在《三国志》中对曹操评价颇高，因此其对曹操持肯定态度无疑。但自司马迁于《史记》创造＂互见＂笔法，后世史者多承其法，有＂良史之才＂的陈寿，也继承了这一笔法，所以陈寿笔下的曹操形象，也有过誉之嫌。

裴松之作注广征博引，＂非曹＂意图更加明显；因此文学作品中曹操形象的传播，与各代史书所体现的正统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换句话说，曹操文学形象的变化，其实是正统观念在文学表象的明显化过程。

所谓＂正统＂，是中国古代修史者无法回避的一个命题，关系到在皇权更替过程中合法性的根本问题。陈寿表面虽曹魏为正统，在评价曹操时不吝溢美之词，但是这赞美之中也有陈寿＂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的苦衷，以防世人议晋之短。论者此认为陈寿评价曹操形象正面大于负面，虽然符合《武帝本纪》客观描写，但忽略了陈寿书中体现的情感倾向。

陈寿不得言明的苦衷，让晋人习凿齿大胆挑明。习凿齿撰《汉晋春秋》，直接主张＂皇晋宜越魏继汉＂，不但视魏为篡逆，而且开＂帝蜀寇曹＂之先河。其对曹操功绩的解构用力之猛，前无古人。《世说新语》中的曹操＂假橘＂形象之突出，多少受到习凿齿观念的影响。

唐人对曹操的批判，不似后人那样，这与唐朝国运强盛，士人渴望建功立业积极也态不无关系。唐代诗文中，对魏武功业的歌颂之声高扬。但史学名家刘知几对曹操的态度却是否定的。他认为曹操罪责甚于田常、王莽，并批评陈寿＂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对曹操批评之尖锐，可比习凿齿。

宋元时期，对＂正统＂观念之讨论尤为激烈。欧阳修写《元正统论》《明正统论》《魏论》、苏轼写《正统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表达＂正统＂观念。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书后汉昭烈皇帝章武元年，紧承建安末年，＂帝蜀寇魏＂之意不言自明。

讨论的同时，是对曹刘是非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宋人对曹操的整体认识已经定型为＂汉贼＂。至《三国演义》时代，这种重名不重实的理性精神更加凸显。其实＂正统＂观念由时间到空间标准的转变，实质是儒家圣王理念为核心的道德评判标准的彰显。

习凿齿、朱熹之所以可以理直气壮罔顾＂建安＂与＂章武＂年号之间的时间空白，正是因其看中合德而王这一道德实质，而非时间的简单拼接和地域的大小对比。＂所以，在以“正”为上的正统论中，尤忌以版图之广狭，首位之久曹，作为取决正谏的标准。

这正是儒家知识分子议政传统和批判精神的一种具体表现。＂即便仅仅就纪年科学而言，陈寿、司马光虽用＂黄初＂而弃＂章武＂年号，以曹魏为正统，也并不影响二人渗透书中＂尊刘抑曹＂的道德评判。

明末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曹操评价相对客观，如他看到，曹操最初起兵讨伐董卓之时，并无窥窃汉室之志、，并且对曹操的智能大加赞赏。而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评价三国之主用人各有不同，＂曹操以权术巧驭，刘备典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

因而他认为曹操随后杀孔融、荀彧、崔談等人，全出于此一时彼一时之利己标准的权衡，并且认为＂曹魏假称禅让以移国统，犹仿唐、虞盛事，以文其奸＂，为后世权臣开了恶例。

赵翼的评价，更能代表清人对曹操的态度。综上可以看出，曹操这一历史人物，在文学的书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历史正统观的深刻影响。曹操形象的恶化，是＂尊刘贬曹＂这一历史正统观念，在文学作品中由隐至显得明朗化、强烈化过程。正統标准之不一，作用于曹操形象也呈复杂矛盾之态。

曹操时而为雄，时而为奸，一方面与其复杂性格支配下的复杂面貌相关，另一方面深刻受到正统史观之左右。可以说曹操的文学形象，是作家主体正统史观的文本载体，作家通过对曹操形象的塑造，间接表明自己所持正统标准和立场。

正统观念这一非文学的因素的干预，使《化说新语》和《三国演义》等重要作品的文学审美价值遭到冲击，造成受众对曹操形象的＂卷入性理解＂。在这些作品中，曹操的文化形象远远大于其历史形象。由此，曹操形象才得以从尘封的历史人物成功转变为鲜活的艺术形象。

二、曹操诗文对后世负面传播的抵抗作用

曹操是自己形象传播的始作個者，他诗文中的主人公形象是其文学形象传播的源头，而更重要的是，曹操诗文以博大内容，塑造出的崇高自我形象，对后世文学作品中其形象的负面影响，发挥着一种潜在的抗衡力量。

曹操形象的复杂之处在于，他既是历史人物，在历史长河中流淌；又是文学形象，在文学长廊中展示；还是作家主体，在文学史殿堂中独占一席。这就让后人理解曹操形象，同时拥有三个途经。

历史的曹操，更加客观的是陈寿《三国志》的记载，文学的曹操，最为典型的是《三国演义》的塑造。而介于这两者之间，发挥一种权衡力量的，是作家的曹操。无人能够否认，解读文学作品对深入理解作家主体的重要意义。

曹操的诗文中，集中体现的＂周公＂、＂英雄＂和＂儒士＂形象，这些形象集中体现出一种高远博大的崇高性。从历代对曹操诗文的接受来看，曹操对提升自己形象地位的努力已经起到效果。

首先，就单篇作品的穿透力而言，曹操是文学作品，是少数篇目获得多数赞誉的成功作家的典型。曹操诗文和同时代作家相比，数量极少，而从他仅存二十几首诗歌来看，其竞争建安文学之势，不减分毫。

曹操能够青史留名，不仅因为他争雄汉末的历史功绩，也因为其开建安一代新风的文学贡献。这使得在评价曹操时，多了文学成就这一砝码。曹操以为数不多的优质诗篇，为他树立了横梁赋诗的文武双全的英雄形象，堪称汉末第一人。

＂只要一部作品在艺术上如文体上有哪怕点滴创新＂，就能从＂审美上打破读者旧有视界＂，曹操很好地利用革新诗文的手段，对读者造成观念冲击，并不失时机地在自己诗文中树立＂周公＂等积极形象，使其正面形象得以立足。

不论曹操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有多复杂，有一点很清楚，他的诗文在这些作品中也未必遗忘。《世说新语》中，曹操的＂老攫伏栃，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成为令士人击节称快的千古名句；苏轼《赤壁赋》中月明星稀，乌譜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感叹一世之雄。

这些作品中论及曹操诗文虽只有只言片语，或者单首孤篇，但却都是曹操最具代表性、评价最高的经典作品。曹操的功业价值，虽然在后世文学作品中被作家主体所持道德标准所消解，但其诗文却未遭受同等厄运。换言之，对曹操象的文学解读，并未抹杀其经典作品的接受价值。

曹操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也是一个聪明的人，他懂得以简单词汇和具体形象来构筑自己的诗文世界。与其说古直悲凉、清峻通脱是他的诗文风格，毋宁说是其企图让自己的形象特征，变得簡单明了的直接选择。

从他诗文的理想形象和文学作品中＂奸雄＂形象的差距来看，曹操的目的达到了。他就是要通过诗文与历史和文学文本进行抗衡，消解后者对其形象的解构，保持其形象的崇高性和完整性。

三、总结

曹操形象的文学传播，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问题。因其集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于一身的多重身份，对其形象的解读也略显复杂。通过对各代典型文学作品中曹操形象的解读，总结出其形象传播过程中由＂雄＂到＂奸＂的随性化特征，意在说明，曹操形象的文学传播过程，渗透作家主体意识的主观选择，使曹操这一形象从历史人物逐步转变为艺术典型，并伴随曹操文学成就的接受，发掘诗文对于曹操形象的挺救之功和对＂非曹＂作品的抵抗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