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带你揭秘，明朝闭关锁国背后的真相

|本文摘编自卜正民等著：《全球贸易冲突：16-20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原文有改编，不代表前瞻经济学人观点。

16世纪初，葡萄牙人来到中国广东沿海，要求获得朝贡地位，遭到了明朝的拒绝。“将葡萄牙人拒之门外”就被视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原罪，西方人认为，当时的中国处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带着强烈的民族幻想，做一个不愿醒来面对世界现实的沉睡者，无法对外部世界做出明智的反应。

然而这些都是19世纪鸦片战争后西方粉饰自己的论调，但这些论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加上对共产主义时期的计划经济怀有敌意，直到今天，大多数西方教科书中有关中国对外关系的介绍仍然充斥着中国奉行傲慢的外交政策之类的误解。

是的，在五千年中，中国从未无条件向对外贸易开放边界。但是除了少数几个国家，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也不曾“门户大开”。

葡萄牙人到来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是怎样的？

海上贸易的主要参与者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海上贸易的主要参与者。

宋朝(960—1279年)对海上贸易几乎百无禁忌，除了要求外国商人向市舶司报备其货物外。

元朝（1271—1368年）的建立者忽必烈在13世纪70年代入主中原后，实施了海禁政策，主要目的是阻止宋朝接受外国的援助来抵抗蒙古人。

政权稳定之后，1284年，元朝政府对外贸实行了垄断，这一次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1303年，元朝对海外贸易实施了完全的国家垄断。20年后，又取消了对海外贸易的垄断。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结束了历代前后不一的政策和宽松的执法。朱元璋在他统治的前几年里禁止私人对外贸易。这既适用于来华的外国商人，也适用于出境的中国商人。从那以后，所有的对外贸易都必须通过外交渠道进行。

唯一被允许进入明朝进行贸易的外国人是那些作为朝贡使团成员的人。这些使团的规模和日程都经过了严格的规定，它们的官方目的是向明朝皇帝进贡，并接受皇帝的礼物带回送给本国的统治者。

朝贡制度

朝贡制度是一种制度上的现实，并且是两厢情愿的。

在中国古代，皇帝认为自己代表天庭统治世界，其他地位较低的统治者应该通过进贡来承认他的宗主权，以示对其权威的服从。

中国以外的统治者也接受了这种假设，因为屈服的姿态让他们得以通过外交途径进入中国，并为贸易争取了空间。

虽然这一制度早在明朝之前就存在了，但正是明政府坚持通过这一机制来规范引导所有的对外贸易。

朱元璋通过朝贡制度规范引导贸易，和元朝阻止海外贸易具有相同的战略意义。和忽必烈一样，朱元璋也认为，为了巩固皇权，控制沿海地区人们的往来至关重要。他认为，不仅要禁止海外贸易，对海外联系的绝对禁止同样是皇权永固的基本条件。

巩固皇权还是增加收入？

朝贡体系对国家收入的贡献非常小，它存在的意义完全是外交层面的。事实上，明政府支出的外交费用远远超过了它收到的礼物和款项。

然而，海上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逐渐鼓励了一些对外贸易频繁地区的官员，尤其是最南端的广东省，他们考虑通过对外贸易来增加收入。这样做意味着要把对外贸易从朝贡制度中分离出来，而朱元璋曾明令禁止他的后代改变他所确立的基本制度。

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围绕能不能把外交和外贸分开，明朝官员已经开始了争论。

广东一位叫吴廷举的官员，是主张外交和外贸分离的主要代表。他同样也是一个值得信赖、治理地方卓有成效的官员。在他主政地方期间，他重振了县域经济，扫除了民间弊病，拒绝了上级索贿，在他职业生涯的头25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广东度过，而且是不断地履新。而主管朝贡事务的礼部则多次上疏告状，认为广东对朝贡使团限制进口的政策没有得到执行。

16世纪头10年围绕明朝对外贸易政策背后的政治博弈是错综复杂的。一些官员认为只能跟获得授权的朝贡使团进行贸易；另一些官员认为，应该把海上贸易作为国家收入的一个可靠来源，只要外国商人缴纳关税，就应该允许其进港卸货而不论其朝贡地位如何。

所以，明朝中国政府并非一直对对外贸怀有敌意，而是内部就有观点分歧和政治博弈。一开始吴廷举开放贸易的观点极具说服力，反方举棋不定。

葡萄牙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到达中国的，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将对这种背景产生重要的影响。

葡萄牙人的到来

葡萄牙人在向东绕过印度洋进入中国南海的途中，遇到的大多是规模较小的国家。因此他们对明帝国这样一个制度如此复杂的国家毫无准备。

1514年葡萄牙人第一次到广州，并没有引起明政府的主意。1517年，葡萄牙人费尔南·佩雷斯（Fernāo Peres）率领由八艘全副武装的船只组成的舰队抵达广东沿海并要求以朝贡的名义登陆。

海道副使不得不将其请求转呈至广州。

但佩雷斯缺乏耐心，他将部分船只开到珠江入海口，以给明政府施压。中国人认为这是一种充满敌意的举动。

最后，他被允许在广州港靠岸停泊，但他依旧悬挂了葡萄牙国旗，并鸣炮致意。

挂国旗和鸣炮都会被明政府认为是敌对行为：一种是对外国主权的不正当主张，另一种则是军事威胁。

佩雷斯因此受到了吴廷举的斥责。吴廷举担心这种高压行为可能会影响当时有关海上贸易的微妙政策环境，不利于实施他所主张的开放海上贸易的政策。佩雷斯对此一无所知，他解释了自己的行为并表达了歉意。

随后，佩雷斯得到机会，向吴廷举的上级——两广巡抚提出请求：承认葡萄牙为明朝的朝贡国。随后，巡抚同意将奏请呈至京城。

葡萄牙被拒绝的真正原因

然而，问题不单纯是明朝是否会承认一个新的朝贡国，而在于满剌加。

1511年，葡萄牙人用武力颠覆了满剌加的苏丹穆罕默德（Mahamet）政权。问题是，满剌加是受明朝保护的合法朝贡国。

出于支持穆罕默德并反对武装入侵的义务，明政府并不愿接受葡萄牙人的请求。佩雷斯并没有意识到满剌加成为中葡关系绊脚石。最终，葡萄牙人等来的消息是：“令谕还国，其方物给与之。”

后来，费尔南·佩雷斯的兄弟西蒙·安德拉德接替了他的位置，并且“很快就犯下了一系列暴行，完全摧毁了佩雷斯建立的中葡友好关系，甚至把中国变成了死敌”。

此处的“暴行”包括在明朝疆域内烧杀抢掠，以及在葡萄牙货物售罄前阻止其他国家的船只登陆。

但即使这样，由于国内官员的辩论，开放海上贸易的可能性尚存，礼部在这个问题上依然举棋不定。

然而1521年上半年发生的两起事件彻底摧毁了这种可能性。

关闭

其中之一是汪鋐和杜阿尔特·科埃略之间的海战，葡萄牙人已经证明他们对明朝边境安全和主权构成了直接的军事威胁，所以他们被禁止入境。

另一纯属偶然的事件是1521年4月20日明武宗驾崩。其影响不是即刻显现的，但是明武宗与他的堂弟嘉靖皇帝（明世宗）之间的皇位继承事宜使朝廷政务暂停了半年之久。随着皇位继承演变成一个巨大的政治问题，它在朝廷内部产生了两极分化。

后来，13岁的嘉靖皇帝继位，他对海事问题一无所知，也毫无兴趣。

那年夏天，葡萄牙指挥官马尔提姆·阿方索请求广州地方政府允许他卸下为外交使团提供的货物。广州将这一要求转呈给北京，后者予以驳回。

但就在几周后，葡萄牙人与明朝海军开战，并在两次交战中损失惨重。这场小冲突决定了葡萄牙人的命运:他们被明政府拉进了“黑名单”。

在这种紧张的政治环境下，明朝关闭了所有的海上贸易，迫使商人成为走私者。

这未必是最终结果，但葡萄牙选择采取的武装冲突的形式，与中国的外交准则极不相容。

实际上，关闭明朝贸易大门的是葡萄牙人自己，而非中国人。

回顾那段历史，我们发现：

1.葡萄牙人严重误判了广东的形势。

他们在东进的过程中遇到了一连串的弱小国家，这些国家通常缺乏制定贸易条件的政治影响力或军事实力。葡萄牙人从这些小国获得的经验是：以诉诸武力和恫吓的方式解决贸易冲突能带来诸多好处。

当他们到达中国的时候，葡萄牙人才发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长治久安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有足够的海军力量来强制要求外来者遵守其律法。

明朝海军发现葡萄牙人在海上射击方面确实存在一些优势，并迅速获得了这些技术，那时候中国和西方的武器差距并不足以削弱中国的自卫能力。

2.政治领域，时机往往决定一切。

葡萄牙人在满剌加和中国南海诉诸暴力的时机极其不当。这样的行为可能帮助他们在南海的周边攫取到了暴利，但并不会让葡萄牙进入明朝的贸易体系。事实上，葡萄牙人挑起的冲突恰恰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尽管葡萄牙确实在1557年设法获得了将澳门半岛作为贸易基地的使用权，但它失去了建立更密切有效的商业关系的机会，而这种关系本来有助于避免其在亚洲建立起的短暂商业帝国的衰落。

3.明朝并非沉睡的帝国。

明朝中期的中国贸易政策是不稳定的，而且对中国境外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非常敏感。贸易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它的优缺点取决于它滋生冲突还是化解冲突。

一些明朝官员，最具代表性的如吴廷举，看到了贸易对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好处，而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可以用来加强中国南部海岸的国防安全建设。

另一些人看到的只是外国水手在中国海岸制造的暴力和混乱，他们认为贸易上没有任何收益足以抵消这些损失。

朝廷的决定可能是基于认知不足或对短期利益的考虑，但这是国家决策的普遍特点。

可以更直截了当地说，明朝在16世纪头10年为保护边境和本国利益所采取的措施与欧洲国家在同一时期所做的几乎没有区别。

如果武装的中国船只出现在葡萄牙的沿海边界时，葡萄牙王室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捍卫其对疆域内海上贸易的垄断。

所以明朝时的中国并不是历史学家所认为的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反例。

西方对中国的误解根植于迥异的东西方土壤：西方对共产主义时期的计划经济怀有敌意。

早期，西方重商主义者认为中国是一个“仁慈的专制国家”，后来，他们坚信“只有武力才能推倒长城”，再后来，“中国反对对外贸易”就成为普遍公认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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