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和《西沙儿女》：是被利用，还是利用？

作者 | 羊城书叟

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动态

有书友晒出浩然文革时期出版的书《西沙儿女》，还有最近新出版的《西沙儿女》，这书的新版发行，文化、出版部门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这是颇值得人们深思的，这到底向社会释放了什么样信号！

浩然的小说《西沙儿女》是一部散文诗形式的文革优秀长篇小说，分上下两部（正气篇、奇志篇），约30万字。正气篇出版于一九七五年（约10万字），奇志篇出版于一九七六年（约20万字）。

文革时期，浩然是红得发紫的作家，八亿人八个样板戏，中国作家只有浩然一支笔，当年，还能发表作品、出书的作家就几乎只有浩然一人。1976年9月，浩然成为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中文学界的唯一代表，

在多数作家都遭受迫害，被迫终止创作的岁月，为什么只有浩然等极少数作家是春风得意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无缘无故的爱，为什么把你看得特别的重要，那是身上有可以利用的政治价值。

浩然曾自述，从1974年1月24日到1975年9月17日，“被她(江青)利用，做过四件危害人民利益的错误事情，即往西沙送黑信、写《西沙儿女》、访问西四北小学和参加电影《井冈山》的创作。

在多年以后出版的《浩然文集》中，浩然没让收入这部《西沙儿女》的作品。浩然主要觉得：自己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写出的《西沙儿女》，难免有些粗糙，再就是自己长期在京郊三里河生活，自己对于西沙儿女的生活不熟悉…以这书改编的电影，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而下马。

浩然第一次和江青见面是在天桥剧场，陪同人有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江青和他谈论起《艳阳天》小说与电影。

当时，北京市作协的老作家古立高也说：当时我感到，浩然太骄，跟日常接触时不一样了。但他眼界还是比较宽，不是个人主义很严重的人。

浩然受到江青召见时，他自己说：我把她看成是“中央领导”，尤其错误地把她看成是“代表”毛主席的。她接见我这样一个普通的文学写作者…我却误认为她这样对待我，是体现“党”的关怀，以为她过去“抓”了样板戏，这回要开始“抓”小说创作了，心里很高兴。这样的认知，缺乏作为一个“人民作家”应有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了。

几天以后的一个凌晨，浩然被吴德带到钓鱼台，接手了一项任务——与诗人张永枚、新华社记者蒋豪纪代表江青慰问西沙海战的前线军民。江青还让浩然和张永枚搜集材料，创作作品。这是他第二次见到江青。

浩然就这样接受江青安排的“政治任务”。这是江青通过安排作者深入到部队进行文艺创作，到部队的前线、战场去；是要“代表江青慰问西沙海战的前线军民”，目的是要直接插手到部队…

西沙海战胜利后，1974年正月初二，浩然等被江青指派慰问前线军民，他并创作了诗体小说《西沙儿女》。小说写不写是一种态度，怎么写更是另一种的态度。浩然在小说中，“别出心裁”引用了江青“庐山劲松”的照片，甚至是把江青隐喻为西沙自卫反击战胜利的精神指导者和鼓舞者。

这显然是在自己的作品中为江青贴金，说得轻的是取宠讨好，说的重点就是卖身投靠；在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上起到独特作用。

难怪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浩然要接受组织的政治审查，他原定的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也被取消。对浩然最终的审查结论是：他不是帮派分子，在‘文革’中摔了跤，但没有完全陷进去。

浩然对自己作过一次总结：我在“四人帮”那个“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旋风里迷失了方向，承认了十七年文艺界是“黑”的，我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也就处于极端矛盾的状态。十七年是“黑线专政”，那么我这个十七年中成长起来的文学工作者，又如何解释呢？正像浩然自己说的：“我的心太乱了”。

浩然自己的总结，又充满迷惘、混沌…孙犁谈起赵树理时，他认为：如果没有遇到抗日战争，没有能与这一伟大历史环境相结合，那么他的前途，他的创作，还是很难预料的”；“即使才情卓异，能在文学上有所攀登，可以断言，在创作上的收获，也不会达到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高度。

孙犁的这番话，对我们认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浩然能作为一枝独秀、走出金光大道的农民作家，也是很有启发的。浩然要不是遇上“文化大革命”，遇到江青的欣赏，他的文学影响和作用能被如此“放大”！

正像陈徒手谈到“文革”后的浩然，说道：生前朋友谈浩然：他一直没走出“文革”。像浩然这样的人，无不是烙上“文革”时期的政治印记的。像浩然这样的人，甚至是还念那些“辉煌”的岁月。

最近，作为百部红色经典，重新出版了浩然的《西沙儿女》一书，这真的有点让人感到意外；也许是出于目前南海形势和国竞争、博弈的需要，但对这种需要和作用要有足够的评估和认知，《西沙儿女》这书毕竟是“文革”时期的产物，又是江青一手策划的。

如果，我们今天肯定这本书和这本书的作者和这书的策划者，这就牵涉到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评价和认识，特别是对“文革”的评价了，这将有可能改变、动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完全否定”这一历史性的结论。

在目前国内外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我们特别要警惕有些人别有用心借当前国际博弈与地区间的冲突，企图要为“文革”复辟翻案。《西沙儿女》成为“红色经典”，这将有可能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希望管理层能引起高度重视，对这个问题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
在德国否认纳粹的大屠杀，为纳粹罪行鸣冤叫屈要翻案的，这都是违法、入刑的犯罪；在中国要为十年浩劫的“文革”复辟、翻案的，应该追究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