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考试竟引发四十一年党争？一文带你看懂牛李党争始末

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想要奋发有为的唐宪宗开制科考试、为国家选拔人才，在“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卷中，考生牛僧儒、李宗闵等人指斥时政得失，包括反对宦官专权；反对对河朔三镇，即范阳、成德、魏博三个藩镇用兵（因其势力强大，主张怀柔）；指责宰相谏官失职等等。

主考官韦贯之将其策文列为上等，自然引起了主张积极削藩的宰相李吉甫、宦官吐突承璨甚至唐宪宗的不满，在李吉甫的“哭诉”下，不仅主考官韦贯之被贬谪，牛僧儒、李宗闵也因此仕途受阻，多年未能升迁，与李吉甫自此结怨。

直到元和九年（公元814年），辅佐唐宪宗开创“元和中兴”的宰相李吉甫去世，牛僧儒、李宗闵才得以进入中央朝廷任职，唐穆宗即位时（公元820年），李宗闵已官至中书舍人，李吉甫之子李德裕则任翰林学士。

按说除去当年之事，双方已经没有直接的矛盾冲突，可就在此时，又一场科考案的发生让双方势同水火，他们各自援朋引党，逐步形成了以牛僧儒、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郑覃为首的李党，持续了四十一年、历经六位皇帝（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的牛李党争也就此正式拉开了序幕。

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礼部侍郎钱徽主持当年的科举考试，考试之前，宰相段文昌向钱徽请托考生杨深之，翰林学士李绅则向钱徽请托考生周汉宾，但放榜时二人皆榜上无名，李宗闵的女婿苏巢等人却进士及第，段文昌此时已罢相外放，借入宫辞行的机会面奏穆宗，称钱徽所取进士均才德浅薄，不当被选中。

穆宗将此事问于李绅、元稹，元稹本就和李宗闵有隙，李绅也因自己请托之人未能及第，二人都说段文昌所言属实，之后李德裕也上书弹劾钱徽科考取士不公，于是穆宗下诏，对及第进士进行复试，由白居易任主考官，结果李宗闵的女婿苏巢等十人均未能通过，钱徽、李宗闵也因此贬官外放。牛李两党的矛盾也因此事加剧。

穆宗、敬宗时期朝中宰相为李逢吉，关于李逢吉，虽有人将其归于牛党，但此人行为更多是勾结宦官王守澄、利用牛党排挤政敌，名臣裴度、元稹、韩愈、李绅等人均被他使用手段排挤贬官，李逢吉曾与李吉甫是政敌，因此他也排挤李德裕，将其外放至浙西做官，并提拔牛僧孺为同平章事，一般认为这一时期的党争是牛党占据上风。

公元826年，唐文宗即位，李德裕被拜为兵部侍郎，此时李宗闵官至吏部侍郎，因为与宦官交好得以抢先拜相，再次将李德裕排挤出京，之后又引荐牛僧孺为宰相，大力排挤与李德裕亲善的官员。

公元831年，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率三百余任向时任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献城请降，维州是西南重镇，此时已落入吐蕃之手67年之久，德宗时大将韦皋大破吐蕃，却仍未能拿下维州城，此时却不费一兵一卒重归唐朝，李德裕自然大喜过望，派兵接管维州，并上奏为悉怛谋请功，宰相牛僧孺却因为担心李德裕立下大功从中作梗，以担心吐蕃报复为理由说服文宗，迫使李德裕将维州城和悉怛谋等降将又交还给了吐蕃。

悉怛谋等三百余降众被吐蕃残忍杀害，西川将士无不为之流泪哭泣，直到西川监军、宦官王践言回朝，向文宗详细汇报此事的详细过程，并感叹从此再无人归降之时，文宗终于觉得懊悔，也因此憎恶牛僧孺，先后将牛僧孺、李宗闵罢相外放，并将李德裕召回朝中执政，拜为宰相。

李德裕就任宰相后，对唐中后期弊端丛生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主要措施有：进士科停试诗赋，增考经义、对策，以抑制科考日益浮华、不务实的风气；停止“呈榜”（即放榜之前礼部将录取名单进呈宰相、征求意见，宰相若不同意，可以改动）的风气，以杜绝宰相利用特权干预科举；不允许科考进士以主考官为座主，行谢恩、宴游等结交之事，以杜绝此等风气延伸至官场便容易互为朋党，对国家不利。

大和八年（公元834年），文宗患病，郑注通过宦官王守澄向文宗献药，治愈了文宗，因此深得信任，李逢吉的侄子李训投奔郑注和王守澄，也得以拜相，李德裕为人正直，受到郑注和李训的排挤，再次被贬出京，李宗闵则被召回拜相。

大和九年六月（公元835年），李宗闵也被罢相，同年十一月，发生了甘露之变（文宗与李训、郑注策划诛杀宦官的一次行动），计划因被宦官察觉而失败，宰相李训及众多朝廷重臣被杀，此时李党的另一重要人物郑覃为宰相，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常常羞辱朝臣，郑覃与之周旋，并力主不再牵连被诛官员的亲属。

郑覃对科举制度的态度更为激烈，他认为六朝皆因喜爱文学而亡国，劝说文宗取消进士科，但未被采纳，公元838年，牛党杨嗣复也成为宰相，以郑覃、杨嗣复为两党代表人物的争执便时有发生，不论是在官员任免，还是在国家政策上都争锋相对，甚至常常在文宗前发生争吵，双方都经常以请辞要挟，连文宗也难以驾驭，朝廷的重大决策均因此蒙上了党争的色彩。

文宗时期的牛李党争，表现为双方的反复争夺，并无一方占据绝对的上风。

公元839年，唐武宗继位，武宗为宦官仇士良违抗文宗遗命所立，之前并未得到宰相杨嗣复的支持，因此武宗继位后杨嗣复被调出京，李德裕回朝辅政。

唐武宗在位期间，专用李德裕，打击宦官势力，削夺由宦官任职的神策中尉和枢密使的权力；改革监军制度，收减宦官对将帅的限制；抗击回鹘、平定刘稹之乱（藩镇），实现了“会昌中兴”。

在平定刘稹之乱中，因为发现了李宗闵与刘稹往来的书信，时任湖州刺史的李宗闵再度被贬，牛党在武宗一朝始终处于劣势。

公元846年，唐宣宗在宦官拥立下继位，由于宣宗之前深受武宗欺辱（武宗曾想除掉宣宗），对此时手握重权的李德裕及其身后的李党绝无好感，加之宣宗重视科举中的诗赋，看重进士科，与李德裕对科举的看法相左，因而李德裕很快被罢相，且被一贬再贬，直至在崖州病逝，牛李党争结束。

纵观牛李党争的过程，对立双方的政治立场存在巨大分歧，主要集中在对待边患和藩镇的态度上，以及对待科举制度的态度上。

整体来说，牛党主张以妥协求安的方式对待藩镇和边地战争（根据是中央财政空虚，藩镇强大），对科举推崇，牛党中的关键人物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均为进士出身，且都出自同一位主考官门下，因而情义相得，彼此维护；而李党则主张对藩镇和边患用兵，对科举进行改革，为国家选拔务实型人才。

牛李两党的争斗加剧后，不论哪一派上台，不论对方官员的能力品行如何，只要不属于同一党派，便一概贬至地方或中央闲散官职，而本派官员则无论能力如何统统重用，两党之间在朝政大事上也同样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推翻对方政策（比如牛僧孺反对李德裕接受维州降将），不仅使许多朝中正直之士难以真正发挥才能，还极大影响了国家政策的统一性，影响了中央政府的有效运转，损害了大唐帝国的利益。

同时，为了获得党争的胜利，官员们还常常争取宦官的支持，比如李宗闵因与宦官结交而拜相，杨嗣复在宦官头目仇士良面前附和而不敢言等等，朝中官员的派系斗争使得“南衙”（以宰相为中心的中央决策机构）的势力大大削弱，不能同心同力辅助皇帝摆脱宦官的控制，反而造成了“北司”（以枢密使、神策军护军中尉为核心的宦官集团）权利的膨胀，使得宦官专权的局面愈发严重，皇权进一步被削弱，加剧了唐王朝的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