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宋、辽、金玉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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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两朝,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在良好的社会环境里,玉器工艺美术的发展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出土的玉器有刀、杯、羽觞、璜、飞天、镯、带板、哀册等。其中重要的有隋李静训墓出土的金扣白玉盏和金镶白玉镯。这两件玉器琢磨精细,质地温润,光泽柔和,加之金玉互为衬托,益显富丽而高雅。西安唐窖藏出土的番人玉带板,为唐代官府用玉,琢刻上的大刀阔斧与当时的壁画、雕塑风格相一致。广东韶关张九龄墓出土的玉角形器、玉垂云、玉璜等光素佩饰,从琢磨工艺角度不值一提,但对研究唐代佩饰的组合与形式颇有价值。传世玉中的青玉人物椭圆杯、青玉云形杯以及双鹿寿带、双凤等,都是比较优秀的玉器。动物玉雕近似当时的石雕风格。

五代玉器出土甚少。南唐李昪墓出土的青玉哀册二十八片、杭州三台山五代墓出土的青玉双鸳鸯步摇二件、合肥西郊南唐墓出土的银鎏金玉步摇二件,做工都很细腻。又如四川成都王建墓出土的玉带板,琢工近似唐玉带板而稍显粗犷,是西蜀王室玉作的标准器物。

通过这些例证可以了解,隋、唐、五代玉器与当时绘画、雕刻等工艺美术的发展相吻合。李鉴宸先生认为：“人物、动物形玉器,重在揭示对象的精神世界,对其形体采取夸张手法以突出关键部位,颇有浪漫主义色彩。碾琢方面,擅用较密集的阴线装饰细部,类似绘画上的铁线描,有的隐起注重起伏,而不加任何刻饰。总而言之,隋、唐、五代玉器着眼于对精神状态的表现,对形体虽有夸张,但不失法度,浑厚自然,气韵生动”。

在隋、唐、五代玉器艺术的基础上,宋、辽、金玉器得到进一步发展。南北两宋与辽、西夏、金互相挞伐又互通贸易,其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极为密切,对民族的联合与交融起到积极作用。金石学的兴起,促使古玉的收藏和考证之风萌发。“唐创新,宋摩古”,这是人们对唐、宋两个王朝不同艺术思潮的总评价。鉴赏家往往唐、宋并提。如明人高濂评唐、宋玉器云:“自唐宋以下,所制不一……碾法如刻,细入丝发,无隙败矩,工致极矣尽矣。”玉器的鉴赏、收藏至南宋更加兴盛,如杭州出现“七宝社”,出售玉带、玉碗、玉花瓶以及玻璃、水晶、宝石等珍贵文玩。“七宝考古社”则买卖“中外奇珍异货”。达官贵人也收藏大量玉器,仅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清河郡王张俊向高宗进奉的宝器中,即有玉狮乐仙带、玉鹘兔带、玉璧环、玉素钟子、玉花高足钟子、玉枝梗瓜杯、玉瓜杯、玉香鼎、玉盆以及古剑格等新旧玉器共四十二件,可以想见王公贵族藏玉之富。在我国封建社会中,用玉最多的,莫过于皇家朝廷,可以说,他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金玉。

玉器既是商品又是文玩,尤其是古玉,经济价值极高。富贵人家作为货宝、文玩加以收藏,或作为礼品相互馈赠。这种社会需要促使了仿古玉的出现和盛行,于是大量藏品充斥古董市场。这种风气愈演愈烈,传至后世,形成了别开生面的仿古玉系列。

科学发掘出土的宋玉极少。其中有四批宋玉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江西上饶南宋墓出土的地面人物玉带板,与唐玉带板相比,有了重大进步。其人物着宽袖长袍,或手执果盘、方盒,或拨阮咸、吹排箫,或拍手配合。铊尾琢刻道人立像,头戴莲瓣冠,身穿宽袖长袍,右手执麈尾,姿态生动、形神兼备。碾工依然采用下弦减地隐起法(池面)，转折合理,顺势流畅,细部刻饰不再用阴线勾勒,不再施用密集的装饰性阴线,其浮雕效果远胜唐人带板。北京房山金代石椁墓出土玉器有“政和通宝”玉钱、双股玉钗、玉镯、玉环、长方形玉饰、三角形玉饰、玉折枝饰、孔雀形玉钗、玉镂雕竹枝饰、玉双鹤衔草饰件等十几件,玉质皆属羊脂白玉,其中五件素玉,特别注重抛光,充分显示了羊脂玉的材质美。另外还有三件植物、两件禽类形饰件。这一切说明,北宋玉器的装饰题材在工笔人物花鸟画的影响下,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标志着现实主义和世俗化倾向在玉器工艺装饰领域上取得了重要成就。从琢磨技艺来看,它与现实主义方法相适应,镂雕技艺更加显示了新的生命力。竹子早已受到人们的喜爱,但在绘画、工艺上却出现较早。江苏镇江唐墓曾出土过银竹。在绘画上,竹子作为独立画科,形成于北宋。玉器出现以竹子作为独立作品的,当以此墓出土的玉镂雕竹枝饰为嚆矢。另外,镂雕的玉折枝花饰、玉折枝花锁的花卉都取材于盛开时节的八瓣花,生动活泼,富有感染力。玉双鹤衔草饰件上的双鹤,展翅相对,长肢重叠,组成菱形轮廓,与玉折枝花锁等一样,都取对称形状,既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又使形体图案化,达到了生活与艺术的高度统一。这可能是唐玉尚不具备的一种特征。

宋代铭刻玉器,目前已知共十余件,分刻经、刻词两种。北京市文物局收藏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玉勒子是刻经玉的代表作。该器呈八角管状,高5.9厘米,外径1.5厘米,琢有经文及其经名、译者、纪年、作坊等十六行二百九十二字。字为双钩阴文楷书,刻工娴熟,书法遒劲,是极难得的刻字玉器。末两行落款“皇宋宣和元年冬十月修内司玉作所虔制”。经李鉴宸先生考证，此玉是由北宋内廷玉作篆刻,是目前所知唯一的一件可以确认为宫廷玉作琢制的宋代玉器。

通观上述出土宋代玉器之后,深感明人高濂对“宋工制玉,发古之巧,形后之拙,无奈宋人焉”(《燕闲清赏笺》)的高度评价是不过分的。

辽是我国东北西喇木伦河流域的契丹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玉器近似唐代样式,如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玉飞天和十二块带板,都是辽代玉器的代表作。飞天面颐丰盈,厚耳大髻,巾带飘逸,着裙跣足,姿态婀娜,唯妙唯肖。通体镂空隐起,以阴线饰细部,线条纤细遒劲,技术娴熟。这些都符合唐玉特征。玉带现有十二块,即铊尾一,鋬头一,带方十块;大小厚薄多有出入,不甚规整,当属契丹玉带无疑。但其形制是来自于唐或受之于后晋。

金是女真族完颜部联合契丹、汉族建立起来的地方政权,在北宋王朝的影响下,建全礼仪、舆服等制度,有一整套礼制用玉,基本上与北宋内廷用玉制度相似。但玉器做工已与南宋玉器接轨,其玉材是从回鹘或通过西夏得到的和田玉。

建国以来,黑龙江省、吉林省、北京市的金代遗址和墓葬出土了不少玉器,初步揭示了金代玉器的面貌。北京丰台王佐公社米粮屯乌古论富论墓出土的玉器,笔者见到四件,即青玉龟游佩两件、白玉花鸟佩和白玉六曲环各一件。两件青玉龟游佩,均为薄片状,镂空隐起,两荷叶相对,其上各立一龟。荷叶之下琢三歧状慈姑叶,龟背刻六角形甲。这件龟立荷叶之上的题材寓符瑞之意。《宋书·符瑞志》云:“灵龟者神龟也。王者德泽湛清,渔猎山川,从时则出。五色鲜明,三百岁游于蕖叶之上。”蕖叶即荷叶,正符此玉图案。故此玉表现“王者德泽湛清”,为皇帝歌功颂德,属于符瑞玉器,名为“龟游”。另一件

白玉花鸟佩,兼用镂空、起突与阴刻相结合的手法,在碾琢风格上与前述南宋玉基本一致。黑龙江地区是金朝故土,松花江支流阿什河流域是金肇兴之地。位于松花江与黑龙江之间的绥滨县境内奥里米古城和中兴古城金墓出土的玉鱼、玉人、双鹿纹镂空玉牌饰、玉嘎拉哈、白玉花蕾形饰、玉牵牛花饰等,都具有鲜明的女真族特色。如白玉镂雕双鹿牌饰,以两树梢相交组成三角形轮廓,上部碾一鸟展翅飞翔,树下两鹿贮立;牝鹿回首,牡鹿引颈相随,充满了山林野趣。玉嘎拉哈,酷似羊或狍子的髌骨,当是女真族儿童玩具。这批玉器碾工粗犷，光工不足,应是本地玉工所制。绥滨出土玉器中最为精美的一件是玉马。马背上有长方形穿孔,是安放在其他物件上的装饰品,碾工极精。玉马卧伏于地,长鬃披颈,肥壮丰满,生动逼真。它遥接韩幹“照夜白”的余绪,与当时描写射猎生活的“骑士猎归图”和“昭陵六骏图”中所绘之马风格相近。这说明当时绘画与玉器的创作,在形象气质上的联系十分密切。这件玉卧马应是金境高手所作。

金代传世玉中比较重要的有青玉鹘攫天鹅铊尾、青玉镂空海东青攫天鹅环、白玉镂空海东青捕鹅环等等,都是以契丹女真春捺钵为题材的,可以定名为“春水玉”。另有白玉虎鹰双面雕、白玉镂雕松鹿纹圆形饰,都以秋捺钵为基本题材,虽不及春水玉那样典型,也极为难得,可以定名为“秋山玉”。

通过对辽金玉器的考证可以看出,契丹、女真在与汉族长期交往中,不断接受先进的汉文化,并逐步走向融合。

如果说隋、唐玉器形体夸张、强调神似,那么,宋、辽、金玉器则着力表现了对象的内心世界和形态动作的合度把握,而且能够准确地进行细部的刻画,细腻精炼,真实自然。故以“形神兼备”概括这时期玉器的特点比较适宜。这一点也为后世玉器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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