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西汉王朝的建立，及刘邦和功臣集团的历史选择

伴随着西汉王朝的建立，刘邦所在的刘氏家族成员变成了皇族成员。历史发展到秦汉之交，刘邦所在的平民家族因政权更迭而一跃成为皇族，实现了宗族身份的极大转化，这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

这一家族身份的迅速转化，与皇帝制度的创立密切相关。战国秦汉以来社会变革剧烈，三代以来的传统政治体制发生发生了重大转变。伴随着社会的大发展、大变革，自战国以来一套新兴的统治秩序逐步确立起来。

雄才大略的秦王赢政正式幵创了皇帝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秦王赢政“奋六世之余烈”，一举扫平了六国，创立了大一统皇帝集权的秦王朝，一个空前统一的大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秦国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消灭了其他竞争对手，由一个诸侯国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大业，历史的发展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一代英主统一天下之后，下一步国家如何发展，举国瞩目的焦点落在了赢政身上。赢政魄力巨大，对新统一的帝国有一个全盘的规划，出台了一系列改天换地的新举措。伴随着新帝国的建立，国家的动员能力和统一行动能力大大增强，皇帝的权威和号令由帝国的各级官员逐步贯彻落实。

在封建制和郡县制之间，秦始皇选择了郡县制，郡守、县令听命于中央政府，依靠个人能力和功劳得到皇帝的选拔、任用。武力的统一相对迅速，强势的一方将处于弱势的一方迅速消灭了，可社会组织、思想文化、社会观念层面的变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根本性转化，这些软性的变革需要时间，需要逐步实现。

秦始皇自己也没有料到，他能够统治由其亲自开创帝国的时间是如此短暂。赢政做皇帝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好多雄才大略尚未来得及施展就撒手而去。刚刚整合起来的秦帝国面临着种种问题，需要一个英明的君主稳步调整政策以应对社会变局。

历史给了秦王贏政建功立业的机会，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功绩，却没给他一个从容调整的机会，

让这位“千古一帝”能够带领其开创的帝国稳步走向繁荣富强。

秦始皇走了，他走得如此匆忙，以至于自己的接班人都没有安排妥当，结果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局面。皇帝制度的集权能力如此强大，从一开始就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对皇帝个人的素质和能力依赖性过大，“一人兴邦，一人丧邦”，稍有不慎则会全盘皆输。

秦始皇的仓促离去及秦二世的上台，秦帝国迅速崩溃，使得这一新开创的皇帝制度在展现其勃勃生机的同时，也暴露了它难以控制的挣貯面目。皇帝制度不仅仅关系着皇帝一家的兴衰存亡，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更是影响深远。

历史不会因单个生命的消亡而停歇，即使是“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秦始皇个人的猝然离世，不但使其光辉伟业戛然而止，而且原有的制度缺陷被弄权者趁机利用来谋取私利。

作为庞大帝国的缔造者和掌舵者，秦始皇的突然逝世使得历史的正常发展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正常的制度建设中断了，皇帝制度不能进一步完善，刚刚建立起来的统一国家竟然迅速崩溃了。当时历史面临的任务是要重新恢复秩序，再度完成统一，这一历史任务将由秦末群雄来承担。

秦始皇在位的时候，虽然完成了统一，但很多积累起来的社会矛盾并未得到解决，在始皇帝的强势统治之下国家暂时平稳，实际上却隐藏着种种危机。国家政治上统一了，原来的多个政治利益中心被打散了，原先多元并存的多个政治集团，在秦军的武力扫荡中被消灭了。

东方六国旧有的利益集团的最上层被秦国消灭了，但旧统治集团的中下层仍然在当地发挥着一定的影响，普通民众对秦国的统治需要一个相当长时间的适应过程，

原先东方六国的民众对作为战胜国的秦国充满着恐惧、不满、怨恨。

历史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实现统一国家的稳定整合，作为大帝国幵创者的秦始皇和继任者秦二世，可能没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或是对这一点认识不够，仍然采用高压强力统治政策，结果既有的利益团体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有效解决，秦国统治集团内部因为权力重新分配产生了新的矛盾，统一帝国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迅速下降。

面对已经存在的社会矛盾，秦二世上台之后，赵高等人作为新政府的核心人物，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认识不够清楚，忙于巩固和扩大个人和小集团的政治权力，秦帝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

秦国完成统一，是在秦王赢政的主导之下，依靠秦国政府军的军事征服实现的，新建立起来的国家的统治秩序是自上而下实现的。而反秦的军事斗争是从民间发动的，有多个利益集团和主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一一秦帝国，在打垮了秦国之后面临着重新分配国家权力资源的问题。

在武力反秦的背景之下，武装力量最强者自然会成为执牛耳者，项羽实力最强，自封为西楚霸王，项羽又分封了十余位诸侯王。以强力武装为后盾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相当的脆弱，因为利益分配不均问题，这些新封立的诸侯王们对项羽的分配并不满意。

因为各路诸侯王手中都掌握着相当强的军事武装力量，自然要进行武装斗争，短短几年时间，号令数变。刘邦作为项羽分封的一路诸侯，充分利用了各方面的力量，最终消灭了项羽集团，成为了新的诸侯集团首领。

汉王朝建立了，在这个过程中，异姓功臣集团是立下大功的，自然而然功劳大者被封为了诸侯王。皇帝刘邦和这些异姓诸侯王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相互之间的信任程度非常有限，在初步稳定实现之后，刘邦迅速出手了，逐步铲除了实力强大的异姓王，只留下了唯一的长沙王吴荷。

异姓诸侯王作为异己力量被剪除后，刘邦及其亲信功臣集团面临着如何实现国家的有效管理的问题。

国家幅员辽阔，如何有效地加以组织管理，是一个难题。

刘邦及其亲信们大多为布衣出身，在天崩地裂的政权更替中，他们杀出了重围，成为了胜利者，成长为新政权的领导者，实现了“马上打天下”的理想。刘邦集团作为胜利者，掌握了政权，自然希望政权能够长治久安，自己的后代能够长久保有他们创立的基业。

刘邦及功臣集团创立西汉帝国，历经血战，九死一生，马上得天下。汉初的政治权力分配，讲究论功行赏，刘氏皇族在金戈铁马的战争中贡献较小，因此他们所获权力相对较小。汉初刘氏皇族规模相对较小，平民出身，骤然富贵，凭借刘邦个人的打拼和历史机遇的垂青，一跃而成为最为高贵的家族。

汉朝初年的刘氏皇族，在那些元朝功臣功臣眼中却不见得多么高贵，因为功臣们多数立下了汗马功劳，不会仅仅因为出身而对刘氏皇族另眼相看。开国功臣集团亲身跟随刘邦一起打天下，不是坐在功劳簿上承袭先人的功荫，他们属于创业者，而不是守成者。

这批跟随刘邦创业的“军功贵族”集团在汉初历史上地位尊崇，他们身居朝廷要职，对西汉历史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布衣卿相”布满朝廷，使得西汉初年的历史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历史面貌。

在通过武装力量重新建立起社会秩序之后，作为幵国元勒们的军功贵族集团，在论功行赏的时代背景之下，成为左右汉初政治生活的决定性力量之一，

即使贵为皇帝，也需充分尊重和照顾军功贵族集团的利益。

皇权和军功贵族的特权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关系，皇帝尊重军功贵族的利益，军功贵族集团则积极维护皇帝的权威。皇帝如何处理皇室与异姓王、同姓王、功臣侯之间的关系是汉初政治生活的主要问题之一，如何进行权力分配和秩序整合，实现权力格局的平衡，成为主政者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刘邦集团选择了郡国并行的体制，中央直接控制区实行郡县制，其余地方进行了分封，封为王国、侯国。异姓王国势力很大，很多异姓王都是在楚汉相争的环境下封立的，异姓诸王多是与刘邦一起参与楚汉相争的人物。

在面临着共同的敌人一一项羽集团时他们能够相互合作，

而随着形势的变化，项羽集团被消灭了，这些昔日的盟友自然会受到刘邦集团的猜忌和怀疑，冲突很快就爆发了。

通过政治谋略和军事斗争，异姓王国集团除了吴苗的长沙国，很快都被刘邦集团灭掉了。消灭的异姓王国潜在的安全威胁之后，为了有效维护刘氏皇族天下产业的安全，刘邦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为诸侯王，将原先的异姓王国分割封建为同姓的诸侯王国。

刘邦集团统一了天下，失序的社会得以重建，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统治时代，这不仅仅是最高统治家族成员和上层统治人物的变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社会下层成员建立起的统一帝国。社会下层人物自下而上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起统一的国家，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出现。

刘邦和功臣集团选择郡国并行体制，通过诸侯王、王子侯的封立，刘氏皇族得以逐步建构起来，由一个平民家族逐渐发展演化为天潢贵胄家族，依附于皇权而生存、发展。

这种皇族建构模式与先秦时代传承的贵族模式不同，有着明显的人为建构因素，受皇权的影响非常明显。刘氏皇族由平民家族转化而来，带有很强的平民特性，这既影响了刘氏皇族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代社会历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