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玉器文化：东礼如何三线西传④北线-石峁玉器

在上一篇《东礼如何三线西传③北线：陶寺遗址玉器》中，我们说了陶寺玉器的玉料被证实还有别的玉料路径。那么，它是一样怎样的路径呢？为什么石峁遗址的系统性挖掘可以证明新的玉料路径呢？

距今约5000年前，满天星斗般的文明火花向黄河中游聚合，文化碰撞，社会变革，华夏文明在这里绽放。从4300年前开始，黄河中游晋陕大峡谷两岸，河汾之东，陶寺人夯土建都；陕北高原，石峁人砌石筑城。双城隔河遥望，南北呼应，并峙数百年……

一、石峁遗址玉器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秃尾河北侧山峁上，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端的黄河西岸，毛乌素沙漠东南缘。碳十四系列测年及考古学系列证据表明，石峁城址初建于公元前2300年前后，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面积约425万平方米，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被誉为“石破天惊”的重要的考古发现。在2012年、2019年两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76年1月，戴应新先生根据线索发现了石峁遗址。在随后的5年中，文物部门对该遗址进行过初步发掘，发现127件玉器。

2011年7月至9月，在陕西省文物局的积极推动下，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三家单位联合组成石峁考古队对遗址开展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重点复查，首次运用数字化技术对遗址残存城墙的走向进行测绘，采集了DOM正射影像、建立起DEM数字地面模型，同时采用“系统抽样”的采集方法收集遗物。通过城墙走向和陶片的分布密度对遗址面积重新进行了测算，确认了石峁遗址是以“皇城台”为中心、内城和外城以石砌城垣为周界的一座罕见大型石头城，城垣结构清晰，城门、墩台、马面、角台等附属城防设施形制完备、保存良好，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

图1：石峁遗址皇城台+内城+外城示意图

2013年以来，考古人员继续对石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对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考古揭示出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重结构构成的宏伟建筑，城门、墩台、马面、角台等形制完备的防御体系。陶器、玉器、骨器、铜器、石雕、壁画和纴木等大量珍贵遗物更是勾勒出中国北方史前石城文化系统的文明状态，表明这个时期这一区域已步入早期国家的发展阶段。

作为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最大的城址，石峁遗址以其宏大的建筑规模、复杂的城防设施、众多的精美玉器、农牧交错的地理区位以及其处于临界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关键时间节点等因素，从确认其规模及城址结构开始，学者们就试图从各个角度进行解读。先秦史学者沈长云教授从古代文献及历史地理角度纵横捭阖、旁征博引，提出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上古早期的黄帝部族，居于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以游猎为主，以沙地农业为辅，农业产品仅占食物来源的三分之一。随着全球气候的转暖，沙地肥力耗尽，黄帝部族逐渐转向游牧为主，游猎为辅，于是从内蒙古草原的东部，逐渐西扩到内蒙古草原的中西部，直抵黄河中游的河套地区和黄河上游的河湟地区，居于甘肃、陕西伏羲部族的北面。随着时间推移其社会形态逐渐复杂化过程，黄帝部族在石峁最终形成了具有国家形态的高级聚落中心。

石峁文化区域内出土的玉器数量极其巨大，超过中原地区出土玉器的总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馆藏和民间收藏的石峁文化玉器约有4000件，流散海外的约有2000件。

石峁玉器主要出土于石砌门址周边、大型土坑墓、祭坛及祭祀坑等遗址中；玉器形制多样，有牙璋、圭、斧、钺、戚、戈、刀、璧、璜及艺术雕刻等；色彩绚丽，有黑、青黄、红、深绿、碧绿、紫、灰、白等颜色；玉质温润缜密，光泽灿烂，晶莹可爱。形制。它融合吸收了多种文化因素，是同期中国玉器的最高水平。

但是石峁文化玉器的形制与纹样却极度缺乏原创性，也没有自身演变过程，大多仿制红山、良渚、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因此有了石峁玉器大都为石峁黄帝部族南下西扩之战利品的说法。

图2：石峁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像（陕西历史博物馆镇馆之宝）

编号SSY122玉人头像（见图2），双面平雕，是史前发现的罕见人形雕像之一。头束高髻，团脸，鹰勾鼻，半张口，下唇稍长，线刻大眼，耳轮偏后，腮部鼓出，细颈，面颊透钻一圆孔，高4.5厘米。雕刻手法古拙，各部比例虽有失当，但形象传神，酷似今日陕北壮年男子相貌，尤表现出他的健美与憨厚。

有专家认为，这个形象就是传说中的一目国人。据《山海经》中提到，海外有一个一目国，一只眼睛长在脸面正中，或是头戴独目面罩，在崇拜模仿某种现象而进行的巫术打扮。

玉牙璋是经典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一类大型礼制性质玉器，有学者认为它是中原统治集团用于统治支配周边地区的瑞圭或玄圭，是权威的象征。石峁出土牙璋为黄河中上游地区时代最早的实物。进入青铜时代，牙璋在二里头、三星堆等遗址都有出现，后逐渐向南扩散，在广东、福建、香港，其至越南均有出土。

图3：石峁遗址出土的玉璋

编号SSY18、SSY25玉璋（见图3），墨玉质，油黑如漆，惟刃口薄处色较浅呈深茶色。器表有水蚀斑垢。形似铲，首部岐出如两个齿牙相对，或内凹成月牙状，刃在里侧。体扁平而长，柄作方形前方正中透穿一孔，末端一边往往斜行。柄体连接处向两侧突出体外，有的还附有齿状侧饰。璋刃口稍浑圆，仅比其外侧的扉棱薄些，没有开刃，由知璋牙的刃只有某种象征性意义而无实用价值。

图4：石峁遗址出土的玉圭

石峁遗址玉圭出土了十余件，分别由青玉、墨玉、黄玉、绿玉和鸡骨白玉磨成，方首或两角略圆成弧形，有吴大澂《古玉图考》所谓的镇圭和琬圭。编号SSY29号圭（见图4）斜刃薄锐，体干特长呈亚腰形，而且不大对称，乃牙璋所改制。缘璋齿牙薄脆易折，而玉珍贵，故主人将其体干与柄部的界线磨去，改制成圭而赋予新的意义，另派了礼器的用场。

石峁玉器中有一定数量的玉钺，原来发表的文章中称之为玉铲的玉器，基本上都可以归入玉钺的范畴。此外，还有一些玉器，如一部分称为切刀、镰刀、刀形玉片的玉器，有可能也是玉钺。石峁玉钺的基本形制为平面近长方形，可以分为两型：A型的器身较长，长宽比为2∶1左右；B型则为短体钺，长宽比为1∶1左右（见图5）。背部正中均有孔，有的为双孔，刃部多数较直，或微外弧。这两种形制的玉石钺是黄河流域龙山时代最为流行的款式，黄河中游的陶寺文化和下游的经典龙山文化都有较多发现。

图5：石峁遗址出土的玉钺

图6：石峁遗址出土的青玉牙璧（民间收藏）

青玉牙璧（见图6），直径12.2厘米。青玉质，呈白、绿、黑三种颜色。扁平圆形，中穿孔，单面钻孔，孔周琢磨平滑。肉边有三个齿状突出，各齿间有三条不等的边，边缘磨成刃状。整件玉器打磨光滑，玉质温润。

图7：石峁遗址出土的白玉牙璧（民间收藏）

白玉牙璧（见图7），直径15.8厘米。白玉质，褐色沁。扁平近似椭圆形，中穿孔，单面钻孔。肉部较厚至缘渐薄，有裂缝一条，缘凹凸呈椭圆形，有不规则齿牙。玉质莹润，沁色自然，造型独特。

白玉玉璧（见图8），直径10.6厘米。白玉质，褐色斑，稍沁。扁平圆形，中穿孔。好小于肉，单面钻。器薄如纸，肉部一面完全是仅用开片平整，可看到开片留下的刀痕，不曾琢磨。另一面琢磨光滑。整体光素古朴，玉质润泽。

图8：石峁遗址出土的白玉玉璧（民间收藏）

图9：石峁遗址出土的碧玉玉璧（民间收藏）

碧玉玉璧（见图9），直径15.3厘米。碧玉玉质，隐见褐色斑。扁平圆形，中穿孔。好小于肉，单面钻孔。器薄如纸，肉部可看到开片痕迹。有小裂缝及一小豁口。此件玉璧整体琢磨光滑，玉质润泽，能看出石峁玉器精准和高超的制玉技术。

图10：石峁遗址出土的青玉玉环（民间收藏）

青玉玉环（见图10），直径8.3厘米。青玉质，有玻璃光泽感。扁平环形，中央单面钻孔。肉部中央厚两边渐薄，原残为两段，两端各钻一小孔便于相接，单面钻孔，孔成梯形。后其中一段又残为二，已粘合。此件器物体现了古人珍惜玉石的真实情况。

碧玉玉环（见图11），翠绿色，黑色杂质。直径12.1厘米，厚0.5厘米。扁状圆形，中央单面钻孔。肉部中间厚边缘薄，有较少的黄色沁，肉部有细裂缝一条。玉质细腻，琢磨光滑，沁色自然。收藏于陕西榆林尚古博物馆。

图11：石峁遗址出土的碧玉玉环

图12：石峁遗址出土的玉璜联璧

双璜联璧（见图12），外径10.2厘米，重0.06千克。鸡骨白玉。缘由两块玉璜联成璧。现残为四块，每块玉璜两端穿一至两孔，以便相连，单面钻孔呈斜坡状，上孔较大，下孔较小。神木石峁征集。收藏于陕西榆林上郡博物馆。

图13：石峁遗址出土的碧玉鹰形玉笄

碧玉鹰形玉笄（见图13），碧玉玉质，以弦纹技法和鹰鸟为主题的玉器，主要流行于华东到长江中游地区。这件饰有弦纹的碧玉鹰形玉笄，可能为凌家滩玉器的外来物。现收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藏玉于墙”是石峁文化极为特殊的现象（见图14、图15）。在城墙修建过程中，石峁人将近千块墨玉和碧玉牙璋、玉钺、玉刀、玉铲等嵌入墙体或埋入墙根。这种用玉观念和做法，与其他地区将玉视作祭祀通神礼器的思想不同，有专家认为可能是为一种“贿神”行为，表现了石峁统治者希望城址安稳永固的强烈愿望，其巫术特征大于礼仪特征。

图14：石峁遗址玉藏于墙

根据文献对于“玉门瑶台”等神话的记载，中国古代先民将玉石作为一种神圣物来崇拜，石峁人也不例外。而所谓的玉质建筑，并非真的完全由玉料所砌，而是像这样将玉质器物砌入建筑物之内，构建一种精神屏障。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受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影响，将小部落的圣物砌入城墙之内，作为一种精神寄托。

图15：石峁遗址玉藏于墙

在石峁这一超级聚落的周围还有多个遗址拱卫。天峰坪东遗址和碧村遗址出土典型器物是对石峁文化的重要补充。芦山峁遗址从时间和空间上都是连接陶寺和石峁的中间节点，这里出土的玉琮、石刀、板瓦等文物一目了然地呈现出彼此的联系，使陶寺和石峁两大文明的交流、互动顺理成章，也使人们能够更充分认识、了解陶寺和石峁两大文化主体之间的关系。

和陶寺所在的渭南地区一样，石峁所在的陕北地区至今没有发现玉料产地。那么，这些玉料是从哪里来的呢？在前几篇文章我们做过论述，甘青地区是主要的玉料输入地，贝尔加湖地区和阿尔泰地区则是次要玉料输入地（见图16）。

图16：东礼西传和西玉东输路线图

优质玉料由于其稀有性，成为史前社会的顶级奢侈品。一般只在祭祀坑或高等级墓葬中才能见到。在石峁遗址，不仅墓葬中有玉器随葬，连建城都使用玉器。石峁古城的规模和建城所需劳动力数量足以说明，这里不仅是当时河套地区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甚至有可能是整个北方最显赫的聚落中心和区域政权所在，统治者能够在一个较为广大的地域范围调动和运送玉石，保证玉器的生产和使用，石峁同时充当着史前期东礼西传（影响齐家文化）与西玉东输的枢纽。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曾表示，石峁文化处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正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前夜。石峁遗址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三重城墙，还发现墙体装饰的壁画和在城址修建过程用于祭祀或其他礼仪活动的玉器与头骨遗迹，显示出中国早期文明形成关键阶段的社会复杂化倾向，代表了阶级的形成。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教授认为，石峁遗址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新石器时代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认识。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当时高度文明大都出现在中原地区，北方并未出现城市和大型部落聚集，但石峁遗址则表明当时在北方已经出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城邦。

龙山时代至夏代早期是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过渡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时期，石峁遗址的发现不仅为石峁玉器的年代、文化性质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背景，亦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对进一步理解“古玉器-古文化-古城-古国”框架下的中华早期文明具有重要意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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