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屈原，司马迁和班固的看法褒贬不一

自晚清以来，史学界对于“屈原是否真有其人”，一直论说不休。其中最核心的质疑论据，是现存的先秦诸子著作中，皆找不到与屈原相关的记载。今人所知屈原行迹，全部来自司马迁《史记》中的“屈原贾生列传”，且该列传还存在被后人改动的迹象（内中有些史实发生于司马迁去世后）。

屈原是否实真实存在难有定论。但司马迁特意为不见于先秦诸子著作的屈原郑重做传，却意味着他不但认同屈原其人，还与屈原的行迹产生了价值观层面的共鸣。列传中将这种共鸣表述得非常清楚：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敢于“直谏”者，才是真爱楚国者；或者说，最勇敢的批评者，才是最深沉的爱国者。然而楚怀王并不如此认为，这既是屈原的悲剧，也是楚国的悲剧。列传终了，司马迁在“太史公曰”里感慨道：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乌赋，同死生，轻去就，又奭然自失矣。”

司马迁说，自己读了屈原的文字，又去长沙凭吊他的自沉之处，在脑海中一遍遍重构屈原的形象，且一度生出一种责备：以屈原的才能，游宦诸侯获取富贵实现抱负不是难事，何必执着于怀王时代的楚国。但后来终于能够理解：屈原这样的人，追求的从来就不是生死与去就这类东西。所谓“奭然”，便是全然消散再无窒碍。

作传者与传主，在这里发生着千折百转的心魂共鸣。

类似的共鸣，也见于西汉末年的扬雄。西汉知识分子经历过“天下户口减半”的汉武帝之乱，高度反对忠于一家一姓。汉宣帝时代的名儒盖宽饶便曾在给皇帝的上书中直斥“圣道陵迟”，警告汉宣帝若不行仁政“天命”必将转移至别家。扬雄的思想也大体如此，所以他说，自己喜欢《离骚》，欣赏屈原的人格，却不能同意他的自杀。

在《反离骚》一文中，扬雄说：屈原选择在楚国这一棵树上吊死，实在是不值得。楚国不肯重用你，不原倾听你的逆耳忠言，将你的批评当成罪行，那你就该向孔夫子学习，学习像他那样离开乌七八糟的鲁国，去到更广阔的天地实现自己的价值。何苦执着于楚国，何必执着于将自己的性命交给湘水的浪涛！

扬雄这些话，看起来像是在批评屈原，实质上却是在为屈原鸣不平，觉得怀王时代的楚国，配不上屈原这位勇敢的批评者。扬雄不愿像司马迁那般最终“奭然”，是因为西汉帝国的乱象已耗尽了他全部的热爱——后来新莽代汉时，扬雄便毫无思想障碍。

到了东汉，屈原却从正面历史人物，坠落成了负面历史人物。

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汉书》的编纂者班固站出来，写了一篇《离骚序》。文章公然称，前人说屈原可以与日月争光云云，实在“似过其真”，名不副实。真实的屈原，乃是一个不忠不义的小人：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清絜狂狷景行之士。”

大意是：像屈原那样，为了显露自己的才华、炫耀自己的名声，常年与那些危害国家的小人相争，打口水官司，自然会遭遇谗言。他还一再责备楚怀王，骂怀王身边的人都是佞臣，最后闹了个沉江自杀的结局。实在算不上什么光明正大品性高洁的好人。

班固写作此文时已入中年。由光武帝发起，其子汉明帝、其孙汉章帝继之的思想管控工程正如火如荼在进行。对历史人物的梳理，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汉明帝便曾亲口说过，他对司马迁这类人是很不满的。

皇帝的不满集中于两点：（1）司马迁写成《史记》扬名后世，却在书中说了许多汉武帝的坏话；（2）司马迁借贾谊之口将秦帝国的灭亡说成“仁义不施”，这等于不愿将汉帝国的诞生说成君权神授，不承认刘家人的天下是天意的选择。明帝告诉班固，司马迁这类人“非谊士也”，不是什么好人；真正的“谊士”代表是司马相如，此人虽然不得志，但从不发怨言，从来不批评皇帝，直到临终还在给汉武帝“颂述功德”。总之，司马相如实可谓“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是最典型的忠臣榜样，比司马迁那些人强多了。

作为东汉初年思想管控工程的深度参与者（“三纲五常”便正式成型于班固负责整理的《白虎通义》），班固想必已将汉明帝的这些话牢牢记在了心里——既然司马迁不是好东西，那么，被司马迁高度赞颂、与司马迁发生着强烈心魂共鸣的屈原，自然也不能是好东西。于是，便有了将屈原打成负面历史人物的《离骚序》。

也许，班固已经忘了，大约二十岁那年，他曾写文章给以骠骑将军身份在朝辅政的东平王刘苍，说“屈子之篇，万世归善”，希望刘苍能够善待那些勇敢的批评者，让天底下再无“汨罗之恨”。当然，更大的可能是他没有忘，只是“法宪颇峻”的时代已然来临，他只能强迫中年时代的自己，背叛青年时代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