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那场高考有多重要？为降低入学门槛，邓小平的建议影响至今

　　1977年9月，我国教育部召开了专门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目的是为了恢复已经停办10年的高考，同时也为了降低高等教育的入学门槛。而且按照当时的会议要求，招生对象放宽到了工人、农民、以及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复员回来的军人，当然也包括应届的高中毕业生。

　　不过，现实与理想之间，总有关键的临门一脚。

　　1977年8月4日到8日，会议进行到关键时期，由邓小平组织召开教育科学工作专项座谈会，会上本来遵循16字方针：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这简短的16个字，没有经历过那个特殊的时代，真的感受不出其中细微的差距。

　　借王树人先生的真实经历来诉说那段高考究竟有多重要？

　　1968年9月，我高中毕业了，然而命运的安排，让我不得不感叹，生不逢时，当时正处于特殊的时期，全国高考，都已经被暂停了，无奈之下，我只能回到家，在黄土地上挥洒汗水，当时并非我对农业劳动有偏见，而是感觉辜负了自己多年的刻苦学习与父母与老师的辛苦栽培。

　　我当时是不幸的，与此同时，我又是幸运的，我在家干了三年农活后，终于在1971年4月，有幸报考了省内的一所师范学校，一年后我便毕业了，不过依旧相当于高中学历，也顺利参加了工作，是当地的一所中学。

　　本以为我这一辈子就这样过了，然而1977年10月22日的一个电话，却让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从1972年5月份开始参加工作，至今已过去5年之久，一直以来，始终都因为没有参加高考，心里有一道过去的坎儿，今天这个机会就摆在我的面前，我却犹豫了，其实那段时间，即便是没接到这个电话，我也已经从电视和报纸上得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那个电话其实是我当年参加工作之前同班同学打来的，当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我留在镇上母校教书，他回到乡下教书，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他比我要激动的，直接辞了职，已经率先报考了。

　　其实我内心的顾虑并不是没有道理，毕竟参加工作这么久，也有了一个稳定的家庭，何必再要折腾呢？我反而劝说他道：“我们都结婚生子了，命中注定就要当一辈子中学老师了！”

　　听我这么说，他反而激动了：“你难道忘了咱们在师范学校的誓言吗？当时你还告诉我，没上大学是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毕竟高中生都是咱们教出来的，难道你就甘心错过这次机会，放弃去大城市一展才华的机会吗？”

　　我心里明明知道，他说的这些话戳中了我内心的痛处，但是我还不好反驳，于是便敷衍着回答：“我同父亲、妻子再商量商量。”

　　毕竟我也是成家有家室的人了，有必要告诉妻子，或许也有人不理解，为什么要同父亲商量呢？其实父亲当年，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我甚至还因此埋怨过父亲：

　　当天晚上，我就把想要辞职报考大学的想法，告诉了同在担任中学教师的妻子，他依旧不假思索说出来那句话：“我供你上大学！”

　　其实这句话，在当年我们订婚的时候，她就已经对我说过了，我俩是1969年订的婚，当时我还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而她已经是一名中学教师了，尽管我们是经过别人介绍认识，但我们之间，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沟通障碍，自然她也知道，我内心对于当年没有参加高考，一直是耿耿于怀的。

　　所以当然对于她所说的话，其实我早有预料，只不过没有那么肯定罢了，然而第2天一早，父亲的话，才让我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第2天一大早，我就将昨晚想要辞职考大学的想法，原原本本转述给了父亲，当时父亲大小也算是个官，而我也是第1次见父亲这么纠结，他沉思良久才告诉我：“你当年没有上大学，是因为我！”

　　听到父亲这句话，我突然疑惑了：“1970年10月工农兵大学生试点招生的时候，难道不是因为我在被推荐到公社的时候被刷了吗？”

　　这里关于工农兵大学生，有必要简单普及一下：

　　自从1966年取消全国高考开始，确实在1970年大学开始了重新招生，但是当时上大学也并不容易，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除了要自己报名之外，还要经过复杂的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而这是专门针对工农兵大学生的。

　　说白了，能够经过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并不多，按照数据统计，在1977年恢复高考前夕，从1970年开始，整整7年的时间里，基于推荐制，正式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总共才94万人，而这94万人当中，不仅包括当时上山下乡的老知青，还包括各种高干子弟以及基层干部，与今天公平公正的高考制度，有着天壤之别。

　　通俗易懂的解释，就是看似复杂严苛的大学入学考试，真正考验的并不是学习能力，而是家庭关系和走后门的能力，尽管当时推荐制度设立的初衷并非如此，但是在实施过程中， 弊端很明显。

　　工农兵大学生，即便是经过层层筛选，靠关系走到最后一步，顺利毕业，比起正常的本科生，他们享受的其实是大专生的待遇，甚至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一度给许多人心里留下阴影，这即便如此，这样的机会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求之不得的。

　　没错，当年我是有机会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的，只不过当时我在被推荐到公社的时候就被刷了下来，要不是父亲今天告诉我，或许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我当时要不是为了争一口气，你现在已经上大学了......”

　　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当年没有上大学，也并非完全是因为没有机会参加高考，由于我父亲当时担任的，是公社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尽管他也算是农民出身，但是在当时多少还是有点用的，当时公社确实有推荐的机会，为了弥补我没能如愿参加高考的念想，加之当时我也符合条件，就被父亲推荐了上去。

　　好巧不巧，当时在公社改革委员会中，恰好有同志与我父亲有矛盾，即便是我有我父亲推荐，但是那位同志还是公报私仇，是坚决反对的，尽管最后推荐我上大学通过了，但是当时的父亲却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既然大家推荐我儿子去上大学，那就证明我的孩子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今天这个大学，我儿子还就不上了！”

　　农村都有一句老话：不争馒头争口气！

　　即便是当时这口气是争回来了，但是没多久父亲就后悔了，就因为自己一时冲动，让我失去了当工农兵大学生的机会，如果当年我知道父亲这样做，或许也会和父亲一时置气，但是时隔多年，同样的机会摆在面前，父亲的态度，显然对于此刻的我极为重要。

　　尽管心结解开了，但是面对这次难得的恢复高考的机会，父亲依旧没有同意，他语重心长对我说道：“只怪你生不逢时，现在都已经30多岁的人了，有了家庭，还考什么大学？而且现在工作做得也不错，就安心当老师吧。真要有上大学的命，当年就已经上了！”

　　后来再也没有过多的意外，彻底断了念想，我也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之中，不过呢，多年以后，事情又有了新的进展。

　　还记得之前提到的那位同学吗？他就在1977年高考恢复之后顺利参加了考试，没有麻烦的推荐制度，可以自由报考，他顺利考上了大学，与我不一样的是，他在毕业后，留在大城市当了一名中文系主任，也算是圆了考大学的梦。

　　你要问我当年后悔吗？

　　其实直到今天，我仍旧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后悔！”

　　原因也很简单：我的经历，不过是那个时代无数人的缩影，怨不得时代，怨不了父亲，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我以积极的态度拥抱生活，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开启了新的生活方式。

　　1977年的那场高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举两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

　　张艺谋导演，1950年4月出生于陕西西安，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顺利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1986年主演第1部电影时，就已经获得影帝称号，第2年就化身导演，拍出来至今都让很多人难以忘怀的经典《红高粱》，从刚开始的摄影师到后来的演员再到导演，获得国内外大奖无数，而这一切的起点，都要从1977年那场高考说起。

　　画家罗中立，以一幅深入人心的油画《父亲》，成功印刻在无数国人心中，作为曾经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在1993年成为教授，现如今还担任着中国当代艺术院院长，享受国家特殊待遇，各种称号头衔数不胜数，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罗中立呢？自然是源自1977年的那场高考。

　　其实，1977年那场高考，改变的不仅仅是无数个人的命运，更是整个国家乃至民族的命运。

　　时间再次回到1977年8月4日至8日，尽管已经做出了恢复高考的决定，但是存在弊端的推荐制度并没有完全废除。

　　根据当时的原教育部部长，何东昌先生回忆，当年召开教育工作会议，还专门邀请了30多人，其中包括我国的著名科学家，以及部分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就是为了让教育改革能够深化彻底，真正做到切实有效。

　　座谈会的前两天，并没有掀起多大浪花，直到第3天正式进入高潮，当时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何东昌先生提到：“现在的大学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进了大学，文化水平还停留在小学阶段，这一问题值得深思！”

　　何东昌校长的这番话，可谓是一针见血，说出了当时在场的众多教授的心声，只不过当时很多人想到了，但没有勇气说出来，同时也低估了邓公拨乱反正的决心，其实当时公认的高校招生制度：“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确实是存在问题的，尤其是基层推荐和领导批准，造成了走关系的乱象丛生，也是当时直接造成大学新生却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问题根源。

　　正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会场中一位年轻人突然举起了手，向邓小平同志提出请求：“我觉得应该将16字方针改为：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温元凯

　　当时在场的众人都愣住了，毕竟当时发言的年轻人，名叫温元凯，1977年8月参加会议的时候，他才仅仅31岁，是中国科技大学的一名助教而已，当时接到参加会议的通知时，他都差点吓坏了，到了会场参加会议的那一天，尽管当时到场的有33位代表，但是温元凯发现，唯有自己是30出头的小伙子，其他都是40岁以上的国内著名教授，比如当时北大校长周培源教授，复旦大学苏步青教授，中科院副院长童第周教授......唯有他是一名小小的助理。

　　温元凯当时的积极发言，确实引起了邓小平同志的重视，而且在听完他提出的新16字方针之后，突然说道：“温元凯，你的16字方针，至少采纳3/4！”

　　究竟是哪3/4？当时在场的人，面面相觑之时，邓小平同志马上说道：“领导批准要去掉。”

　　即使仔细对比，我们就发现，温元凯提出的新16字方针，改变了之前的基层推荐，而在邓小平同志的进一步改变之下，也去掉了出现问题比较多的领导批准环节，最后以“自愿报考、严格考试、择优录取”为准！

　　不过当时马上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因为当时举行会议的时候，已经是当年的8月份，尽管当时已经确定了恢复高考，但是为了不影响高考进度，所以很快教育部就下达了相关文件，不过由于这份文件都是之前签署通过的，里面沿用的仍然是旧的16字方针，相当于真正的改革并没有落到实处。

　　本以为这件事就此尘埃落定，新政策只能明年实施，但是邓小平同志本着为恢复高考后第1届考生负责的态度，立马决定，将已经下达的文件追回来，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废除群众推荐制度，毕竟国家需要人才，只有好的人才培养制度，才是一个国家乃至民族，真正强大的不竭动力。

　　尽管当年很多人都认为，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但就是因为邓小平同志的当机立断，也正式改变了1977年众多考生的命运。

　　其实一个新制度的建立，远比旧制度的废除要容易得多，尽管当时已经通过了新的高考方针，而且恢复高考的消息也已经不胫而走了，但是为了彻底深化教育改革，1977年8月13日，又再一次进行了高校招生的专项工作会议，整整44天，才最终完善了诸多制度上的缺陷。

　　时间很紧迫，但是当年参加高考的学子们，却一刻也不敢松懈，即便是当时8月份恢复高考的众多制度都没有完全敲定，考生们其实也已经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复习生涯，直到当年10月5日，教育部才正式通过了新的高校招生制度，放宽了招生标准，不论是工人农民还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应届毕业生，只要是符合报考条件，均可以参加。

　　1977年高考，最终在11月份正式开启，当年报考的考生共计570万人，考生年龄范围从13岁到37岁都有，涵盖范围相当之广，没有预料到当时报考的人数居然有这么多，很快就出现了新的问题，印刷考卷用的纸出现了短缺，无奈之下，紧急调用了特殊用途的纸张，才让这570万考生，都能顺利参加高考。

　　当年的570万考生中，两个月后只有27万考生，也就是说将近5%的人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比起2020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1,071万，录取人数高达967.45万，录取率接近90%，确实两者有着天壤之别，但是不可否认，1977年迈出的那看似微不足道的一小步，却是今天上千万考生都能够公平公正参加高考的重要保障。

　　不可否认，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代人的命运，接近40年的岁月里，改变了70后，改变了80后，改变了90后乃至于00后，从改革开放开始再到深化教育改革，完成高考制度的根本性变化，邓小平的建议影响至今，功不可没。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相信很多人对于这句话所包含的情感深有体会，从千年以前，我国就已经开始了领先世界的科举制度，一直以来以选贤用能，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准则，将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依旧生生不息，尽管在此过程中，也由于制度的系统性缺陷，造成了一些不可逆转的危机，但是一次次的教育深化改革，也让原本不适合现代社会的科举制度，逐渐演变成能够被我们现代人所接受的高考制度。

　　了解了这段充满辛酸曲折的高考历史，你还会相信那些无知的“读书无用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