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评价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

　　洪仁可以是一个思想家、辩论家，却不是一个实干家。他前期的革命性不够，后期却无比坚定、至死不悔，很有革命风骨和男儿气概。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太平天国其实只是一个军事集团，缺乏完整的政治体系，算不上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独立政权。但中学历史教材，为了突出这场运动的正义性，总是不遗余力地颂扬和讴歌其所颁布的土地改革方案《天朝田亩制度》和施政方针《资政新篇》。

　　这其中的《资政新篇》就出自洪仁之手。

　　该书对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思想和社会风俗等各方面改革均有论述，被认为是具有发展资本主义主张的政治纲领，在当时的中国算是相当先进的思想。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读了《资政新篇》，虽然口头上没有说什么，却在日记中坦白：“观此一书，则贼中无人不为。”

　　留洋归来的容闳这样评价《资政新篇》：“干王居外久，见识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

　　洪仁也因此被称为“鸦片战争后第一位提出变法维新”的人。

　　《资政新篇》之外，洪仁还著《颁新政喧谕》、《克敌诱惑论》和《兵要四则》等作品。

　　从这一点上说，称洪仁为思想家并不为过。

　　但作为一个革命者、政治人物，光有思想是不够了，还必须拥有实干精神。

　　可惜的是，洪仁缺的就是这个。

　　我们简单看一看洪仁的革命经历：

　　洪仁比洪秀全小九岁，号称是洪秀全的族弟，但血缘关系是很疏很远的，他俩往上数，要数上五辈，才有共同的先祖。也就是说，他们俩的亲缘关系刚好出了“五服”。

　　洪仁爱读书，却和洪秀全一样，累试不第。

　　在洪秀全痴迷上了宣传基督教义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并开始“拜上帝”时，洪仁就和冯云山最先成为了拜上帝的信徒。

　　洪秀全和冯云山到外地宣传教义、吸收教徒。洪仁畏难怕苦，没有跟随，只在家乡给乡亲讲解一些“崇拜独立真神皇上帝”、“拜上帝不拜邪神”的教义。

　　洪秀全、冯云山毁掉了孔子的牌位，不容于乡里，被迫远走广西。

　　洪仁知道广西土地贫瘠、民风剽悍，就以“家人反对”为由，没有同行。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冬洪秀全回到了乡里，说要到广州、香港等地寻访外国教士受洗入教、指点迷津。洪仁认为到这些“花花世界”是开阔自己眼界的机会，就欣然相陪，找到了广州美国浸礼会教士罗孝全处“研究圣经”，请求受洗礼。

　　不过，罗孝全觉得洪秀全是有意曲解教义，入教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属于居心叵测，拒绝给其施洗。

　　哥俩悻悻而回，和冯云山在花县密谋起义大计。

　　道光二十九年五月(1849年6月)洪秀全和冯云山同往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准备举事。期间，洪秀全两次往返两广间，洪仁都没有追随。

　　道光三十年(1850年)，起义在即，洪秀全派江隆昌等人回花县接家人、族人及乡亲前往紫荆山。洪仁作为一个知情者、共谋者，也同样没有动身。

　　甚至在这一年，洪仁还参加科举考试。

　　当然，毫无意外地，又一次落第了。

　　改年，金田起义爆发，洪、冯家族约50人担心祸及自身，抱团在一起，赶往广西。

　　这一次，洪仁赫然身居其间。

　　但他们到达浔州(今桂平县)时，太平军已移营北去，没办法，只好诚惶不安地踏上归途。

　　1852年初，洪秀全在广西永安州稍稍站稳了脚跟，派部下江隆昌回搬去洪、冯家族。

　　江隆昌到了广东，召集洪冯族人在谷岭举事，参加者有200多人，却被当地团练很快剿杀。

　　洪仁未参与起事，却也不敢再在家乡安身，在基督徒的掩护下跑到香港，投奔了瑞典传教士韩山文。

　　洪仁到了香港后，太平天国运动已经戳破了大清朝半边天了。

　　洪仁向韩山文详述洪秀全创拜上帝会及起义经过，由韩山文以英文写成《太平天国起义记》。洪仁则撰写了《洪秀全来历》一文。

　　别小看这件事。因为这个，为太平天国保存了不少珍贵的早期资料，同时，也因为基督教的原因，太平天国运动一度得到了西方广泛的认可和同情。

　　当然，洪仁也得到了一笔不菲的稿费。

　　还有，在韩山文的关照下，洪仁受韩山文洗礼，任伦敦布道会牧师，为西方传教士教授汉文。

　　1854年春，洪仁听说洪秀全在南京定都，改南京为天京，顿时革命热情高涨，以稿费充当路费，搭上了去上海的轮船，豪兴勃发地前往天京。

　　哪料，苏、常一带水陆两路清军稽查甚严，无法通过。

　　为此，洪仁多番求助于外国传教士和小刀会领袖，一直没有结果，最终无功而返。

　　1858年6月，洪仁再次离港前往天京。

　　这次，他的路费是从英国老师詹马士那里争取来的。

　　洪仁对詹马士说，自己去天京，是要“改正洪秀全教义的错误”，使之回归“正统”。

　　对于这套说辞，另一个英国老师理雅各打死也不相信。

　　但英国老师詹马士无法抵抗洪仁那一套套天花乱坠的说辞，不但提供了路费，还承诺照料他留在香港的老婆、孩子。

　　洪仁这次走的是陆路，经广东、江西、湖北、安徽，辗转跋涉，终于在1859年4月22日到达天京。

　　看见洪仁仿佛从天而降，洪秀全乐坏了，拼命宠爱，拼命加封，在20天内就加封了3次，5月11日，更封为“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朝政。

　　对这些封赏，洪仁当仁不让，全盘笑纳。

　　他在诗集《军次实录》里，就写了一首诗，以张良、姜太公自况，并以自己比姜太公年轻30多岁就当上首相而睥睨当世。

　　随后，洪仁写出了足以震惊当世的《资政新篇》。

　　但写好后，却束之高阁，未付诸实施。

　　并且，和族兄洪秀全一样，洪仁也过起了养尊处优的醉生梦死的生活。

　　英国传教士富礼赐曾到天京登门拜访过洪仁，事后写了一篇小短文，载于1861年6月29日的《北华捷报》。

　　富礼赐在记述里这样评价洪仁：我必须承认，他是我所见过的中国人中最开明的一位。他熟悉地理，还懂得机械工程，承认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藏有各种科目的有图版的参考书。他慷慨，极愿做善事。遗憾的是，他懒惰，因而不能不辞劳苦地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他不是军人，经常出征的各王对他常年留在京城非常妒忌。他甚至不得不带兵出征，但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在得到“洋鬼子”在南京提出过分的无礼要求的消息后，就从前线返回。

　　注意，富礼赐并不是太平天国的敌人，他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并且到洪仁的评价也是褒多于贬。

　　但贬损之处却是那么明显：“懒惰，不能不辞劳苦地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

　　还有，富礼赐在离开干王府时再次重述说：“他的志向被他的疏懒抵消了。”

　　所以说，洪仁只是一个思想家，而非实干家。

　　天京失陷后，洪仁先走广德，后至湖州，再入江西，往西上湖北，最后在广昌、石城之交的古岭与清军作了最后一搏，全军溃散。

　　洪仁被执后，表现得比李秀成、石达开还要硬气，在供词(即《洪仁自述》)中表达了决心效法文天祥的忠义之举，要以身殉国，作有《绝命诗》，被洋人译载于《北华捷报》，为：

　　Andnowinpartingonewordmore,

　　Onepleasurablethoughtoutpour。

　　Thoughourkingdom’spassedaway,

　　Itwillliveagainanotherday。

　　上世纪二十年代，简又文先生将之转译为中文，云：

　　临终有一语，言之心欣慰；

　　我国虽消逝，他日必复生。

　　从洪仁的最初表现和最终结局看，他的前期的革命性不够，后期却无比坚定、至死不悔，很有革命风骨和男儿气概。

　　最后补充一点，从哪儿看得出他是个辩论家呢？

　　从他忽悠韩山文、詹马士、富礼赐、罗孝全等西洋传教士的事迹看？

　　不，这些都是小儿科的。

　　单从他被捕后的供词，就知他是一个巧舌如簧、雄辩滔滔的大辩论家。

　　如果说，洪仁单单是斥责满清的邪恶、颂扬太平天国的正义；或者与席宝田、沈葆桢等人大论特论“华夷之辩”，这没什么问题。

　　可笑的是，他竟然在牢中坐辩起洪秀全、李秀成、陈玉成、谭绍兴、林绍璋等人的是非起来。

　　事情的起因是：李秀成于1864年7月19日天京城破时携幼天王洪天贵福突围，他将自己的战马让给幼天王，由前队保护幼天王脱走，自己则因奸人出卖被俘，在狱中挥笔写了几万字自述。曾国藩杀害李秀成后，即以“各处索阅逆供者多”为由，迅速删改复刻，不旬日就印成《李秀成供》一册，分别呈赠军机处和各有关的地方大吏。

　　沈葆桢出于某种动机，将曾国藩送给他的《李秀成供》交给洪仁看，洪仁看了，火气压不住，一蹦三尺高，写出了一大堆签驳意见。

　　洪仁这些意见正确与否，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去查看。

　　我想说的是，洪秀全、李秀成、陈玉成等人都已经死了，而洪仁自己又已经是一介阶下囚，还这样一个劲地疯咬自己以前的上级、同事，难道就不怕清人和后人笑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