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信仰落地！仪式感玩到极致的《1921》，我愿称之为年度最强！

由黄建新和郑大圣联合执导的《1921》，算是年度最让人期待的电影之一。片中的先辈们为理想相聚在一起，并兑现了自己关于理想的承诺，最终带领中国走向富强，不负最初的梦想。看完《1921》，我很骄傲我是中国人！

从点映的效果来看，《1921》的口碑持续攀升更是全体主创赤子之心的证明，他们延续先辈的理想和热血，把高尚的情感融入到了电影的价值中，这是理想在电影人心中的传承。

首先，《1921》是一部完成度极其彻底的电影。《1921》不仅突破了传统的叙述框架，强烈的观赏性和精良的制作班底也完成了对主旋律电影题材的超越。

其次，从表现手法来看《1921》以小切口来步步为营，最终彰显宏大叙事，第五代导演的强大基本功在这部电影中一览无余。

“好看”成为了《1921》的关键词，《1921》以豪迈的气概，实现了主旋律作品和年轻人的“双向奔赴”，让原本的宏大叙事完成了艺术层面的建构，以切身经历告诉我们如何弘扬中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一、多线的叙事技巧

我们可以从历史层面探究《1921》叙事的触发条件。1871年巴黎公社的建立，让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以革命形式点燃了整个欧洲；沙俄十月革命的成功，更宣告了布尔什维克于政治层面的可行性。

因为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成功，在进入中国后，更成为了当时中国进步青年的重要思想指引。

理论武装头脑体现在电影的诸多细节中。如李达剪去长发，以圆寸来彰显革命意志；在低吟《国际歌》时的泪流满面，革命之赤诚感人肺腑；黄轩在扮演李达时情感的自然流露，与王会悟的真挚爱情，于革命中更显浪漫。

此外，电影以多线叙述的模式，让民主和革命思潮在当时国人的信仰中形成了巧妙的串联。何叔衡和毛润之湖南的身先行，形成上海之外的又一个极其重要的共产主义宣传基地。

李达等人利用上海特殊的地缘特性、大都会和万国租界的城市地理优势，共产主义于小范围群体内生根发芽。

包括思想触手足以伸入课堂、书本以及工人阶层群体间，工人的权益胜利的背后，正是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先进性的思想指引。

上海与巴黎于城市气质上形成了精神上的互文。上海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巴黎的留学生则以共产主义为圭臬，信仰进一步抹消了地缘上的差距。

此外，《1921》的多线叙事进一步消磨了地理距离的概念，行动上的前后呼应、话语上的价值联动附着于电影的时间构架当中。

而且，《1921》以蒙太奇手法完成艺术拼接后，电影时空距离感被大幅度消除，上海、长沙、北京、巴黎只是地缘上的名词，而人与人精神的一致性得到了快速拉近，形成了独属于中国式的浪漫主义。

二、主旋律的历史感抒写

当我们以主旋律视角来看《1921》时，显然无法忽略多元内涵阐释的可能性；而丰富历史感的融入，在保证了电影超时空的观赏性之外，更增添了电影厚度、赋予了电影多重延展的可能性。

《1921》是关于一个时代的“横切面”，情节中包含了丰富的现代史物料以及特定年代的器物、建筑和话语方式等，1:1还原建党原址建筑群，“细节控”的匠人精神令我们钦佩。

主创团队在对电影的布景搭建时，尽可能尊重特定地域下的细节。包括对上世纪20年代上海城市的展现，也加入了生活的具体细节，而曹郁优秀的摄影功底更增添了画面动感的韵律。

如大姐开腔时一口纯正的吴侬软语，以及李达新婚燕尔居住的浓汤阁楼、孩童抽打陀螺时的生活感等，仿佛让我们身临其境。

在这样的都市环境中进行人物书写和行为书写，不仅完成了人物和场景的自然融入，也体现了黄建新导演和郑大圣导演出色的基本功。

此外，《1921》开启了时间细节还原，真实感更触发了精神和信仰的可感可知，弄堂内的会议、租界内的明争暗斗以及海派都市文明之于共产主义滋养等。

人物的真实感自然融入历史感当中，一代人的精气神与上海的城市史完成了对话，让电影形成了内在和外在的统一。

三、主旋律的多元化表达

惊喜的是，电影除了凸显一副副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庞之外，人物动作多元化的叙述，完成了特殊年代的人物群像书写，这在秘密会议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或许看到一幕幕年轻的脸庞聚集时，我们会同样动容哽咽！他们曾和我们一样年轻，他们为了理想事业，甘愿放下生死，伟大更根植于他们的心中。

此外，《1921》的多元化也体现在人物塑造的多元性上，陈独秀可以热血、邓恩铭可以赤诚，这同样消除了观众之于人物脸谱化的认知。

再比如长沙学堂内，萧子升和毛润之同样年轻气盛，二人在意见上各执一词。王仁君的青年毛润之，气宇宣扬、豪迈的气质更随着细节得到了发散。

两位年轻人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探究，以及萧子升的独到救国理念，形成了良好的空间张力，并构建了与观众多重对话的可能。

还有在广州，陈独秀为了教育经费拜见孙中山先生时，他的肢体和性情更大大延展了原本的性格，陈坤成功完成了其性格特色的快速塑造，给观众强烈的冲击感。

其实在背后，更是陈独秀本身之于中国教育和中国未来的关切，构成了他高尚人格的底色。

最终，《1921》的个性人物和群像人物构成了人格意义上的呼应，虽然他们性情各异，但是之于信仰的赤诚、之于家国的责任心，是毋庸置疑的。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在家国前途命运面前轻个人生死的品质，更凸显了那个年代独有的悲壮感。他们为信仰牺牲时，精神感召力凸显了人格的伟大。

此外，《1921》的多元化不仅在于人物和信仰层面，叙事技巧的丰富性还增添了电影技法的“高级感”。

“中共一大”筹备前期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被《1921》通过多个侧面进行了有效的烘托。而正反两派势力于都市的明暗角逐，大大增添了电影的可看度。

电影细节呈现上，尽可能让细节进行填充，紧张度在快速剪辑中完成了饱和。而租界巡捕和日本特务的介入，形成了正反两派相持的微妙局面。

共产党人与各方势力的斗智斗勇，增添了组织构建成功的难度系数。然而，事件阻力融入进《1921》的叙事技巧中，构成了事件应有的一部分。

类谍战的类型化表达以及面部特写，先辈之于革命的忠诚和不屈，进一步增添了我们之于角色的共情力。

深夜会议中，人物身份、阶层和地位的消弭，更印证了信仰本身强大的精神力，从留学生到新青年、从学者到政府官员，因理念的一致，完成人物精神上的共通。

有人永远是少年，永远有人是少年，高尚的信仰必然会孕育出强大的生命力，当年轻毛润之于上海十里洋场上狂奔之时，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