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难忘的“王牧师”，抚养毛主席两个孩子四年，并护送至苏联

1960年6月，时隔二十五年之后，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回访中国，见证这片神奇的土地。

10月1日，毛主席邀请斯诺登上天安门，一起参加了热闹非凡的国庆典礼。

面对大洋彼岸远道而来的“客人”，毛主席很是高兴，神采奕奕地与斯诺畅谈了九个多小时，两人追忆往昔，都不由感慨万千。

期间，斯诺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请求，说想要见一见当年送他前往延安的“王牧师”。

毛主席听后大为困惑，因为他不知道斯诺所说的“王牧师”是谁。

几天之后，周恩来向有关人士问及了“王牧师”，迅速查明了“王牧师”的具体情况，经过很大一番周折，才知道“王牧师”就是董健吾。

毛主席会见斯诺

1891年正月初五，董健吾出生在上海青浦一户姓董家的人家，祖父董守志曾在几个地方当过县太爷，颇有几分学识和名望。

祖母沈氏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娘家靠经营沙船业发了大财，在整个上海滩都很有名气。

因此，董健吾幼时家境不错，从小也天资聪颖，一直在教会学校里读书，并在十八岁时考进了著名的圣约翰大学。

当时的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对董健吾尤为赏识，但凡家里设宴款待同行和学生，董健吾都是座上客。

同时，卜舫济也想将董健吾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再三劝他去神学院进修。因此董健吾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又去念了两年神学，成了一名正式的牧师。

后来，董健吾先后去扬州、西安等地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里转了一圈后，回到上海成了卜舫济身边的助手。

即使如此，但中国人似乎天生就有“世上不会有救世主，只能靠自己”的倔强基因。

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风暴同样席卷了圣约翰大学，那些平时很少关心政治的教会学生也闹起了罢课。

卜舫济决定让学校放假，将学生们“赶出”学校，同时还把同学们布置得“遇难烈士”的横幅撤下，更是将中国国旗也扯了下来。

这一举动引起了全校师生的愤怒情绪，他们一起将学校里悬挂的美国国旗撕成了碎片，并全体签名“永不回校”的誓约。

那个带头的人正是卜舫济的助手，自己极为赏识的学生董健吾！

离开圣约翰之后，董健吾顺利在圣彼德堂当了一名牧师，由于可以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拉丁语，很受基督教徒们的敬爱。

北伐战争开始后，董健吾怎么也无法在教堂里平静下来，总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奔赴前线，参与到轰轰烈烈的革命队伍中去。

有一天，原圣约翰大学的同学浦化人来访，相约董健吾一起前往有“基督将军”之称的冯玉祥部队里去布道。

此时的浦化人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正以宗教牧师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面对老同学的盛情相邀，董健吾并没多想，当即同意与浦化人一道去了郑州冯玉祥部队。

当时在冯部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颇多，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就是著名的共产党人，由于自己信奉宗教，冯玉祥对牧师董健吾的到来非常高兴。

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后，冯玉祥就指定董健吾为自己的秘书，同时还要董健吾教自己的夫人和孩子学习英语，后来，又让董健吾当了秘书处主任。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开始大肆杀害共产党人，对此，冯玉祥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最后采取了“礼送共产党出境”的策略。

当时，董健吾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也被排在“礼送之列”，勒令限期出境。

这让董健吾很是懊恼，在旅馆里收拾行李时，对着浦化人一通抱怨：“人家都把我当作共产党，不晓得共产党还不要我呢？！”

浦化人认为时机成熟，认真地望了他一眼，故意逗他：“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说笑话，难道你还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是认真的，只要共产党要我，我还真愿意加入，这个问题我早就想过了，咱们中国只有靠共产党才能拯救。”董健吾一本正经地说道。

第2天傍晚，浦发人又跑到董健吾屋里，一进门就和他去逛大街，一直逛了好几个圈，突然看到刘伯坚笑眯眯地站在他们面前。

此时的刘伯坚已经化好妆，马上要离开郑州。就在中国革命最艰难时刻，董健吾在浦化人和刘伯坚的介绍下，坚定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11月，董建武回到了上海，继续在圣彼德堂当牧师，并与在互济会工作的王弼接上了关系。

没多久，董健吾的牧师身份被陈赓看中，亲自跑到教堂找到董健吾，说服他加入了中央特科，从此开始了“潜伏”之路。

此后，上海圣彼德堂也成为了党中央一个极其秘密的联络据点，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等人都曾在这里开会。

董健吾主要负责搞情报工作，而党的一些机密文件和刊物，就存在教堂圣坛的木板底下。

随后的“白鑫叛变案”中，董健吾的任务是把范争波所住的霞飞路和合坊4弄43号，其周围的地形、进退路线都摸清楚，然后绘制成地图交给陈赓，协助中央特科把叛徒铲除。

1930年2月的一天，董健吾在圣彼得堂刚刚布道完，陈赓和王弼就一起找到了他，并交给董健吾一个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让董健吾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搞一个“幼稚园”，专门那些留在上海的革命烈士子女。

董健吾答应了下来，但当时党的经费拮据，需要自己筹借，最后董健吾只能一边对教友们发起募捐，一边跑回老家把祖上留给他几十亩田产全部卖掉。

直到3月底，董健吾东挪西借后，才勉强办起了“大同幼稚园”，为了掩人耳目，特意邀请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了匾额。

幼稚园的工作人员除了部分教友之外，大多数都是地下党人，比如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前妻）、谭筱影等人，而董健吾的妻子郑兰芳负责行政事务工作。

“大同幼稚园”里面收养的小孩除了部分教友的孩子，大多数都是烈士的子女和党的领导人的子女。

彭湃、蔡和森、恽代英、杨殷等人的孩子都在其中。后来毛泽民也把毛泽东的三个孩子从湖南送到了幼稚园。

因此，当时上海极度险恶的环境下，大同幼稚园的孩子身份都是绝对保密的，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后果都不堪设想。

但是随着此后顾顺章的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前所未有的大肆破坏，大同幼稚园幸好有于右任的“招牌”，仍然可以艰难地维持，但也受到特务们的严密监视。

此时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毛岸龙由于年纪尚幼，抵抗力差，感染了一种名为“噤口痢”的传染病，虽然大家立即把他送到广慈医院就诊，但是经医生极力抢救，最终还是不幸离开了人世。

租借当局也开始在国民党的怂恿下，派巡捕房前来大同幼稚园核查资金来源，以及所有职员的履历和孩子们的父母情况。

董健吾与顾顺章相识，也不能公开露面去调解，最终党组织经过商议决定，立即解散大同幼稚园，并护送孩子们安全转移。

根据地下党组织和负责人欧阳新的安排，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由董健吾带回自己家中抚养，负责所有生活起居、安全保护等一切事宜。

此时的董健吾也失去了牧师身份，缺少经济收入来源，为了毛岸英兄弟俩的安全，一旦发现有什么危险，还要立即搬家撤离，这样一来，导致家里生活异常的困顿。

而毛岸英兄弟俩的湖南口音很重，为了安全也不便外出念书，只能由董健吾的几个儿女念了书回来教他们，就这样一起共同生活长达4年之久。

晚年的毛岸青曾回忆了这段生活，感慨地说：“当时的日子确实处于极端困苦的境地，吃得不好，穿的也是旧衣服，盖的是破棉絮，但是并不妨碍与董伯伯一家人结下深厚的友情。”

1936年，宋庆龄突然捎来口信，要董健吾前去家中会晤。

由于董健吾和宋子文是圣约翰大学同学，因此和宋庆龄的关系也很好，一直保持着联络。

两人见面后，宋庆龄就从取出一封密封的信交给董健吾，要他送到到陕北瓦窑堡，最好能够把信当面交给毛泽东或者周恩来。

原来当时日寇越来越猖狂，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迫于形势，蒋介石企图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的问题。

于是，他就非常秘密的派出几路人马，试图与共产党进行秘密接触，其中一路便是宋子文，而他自然知道自家二姐与共产党有接触，最后就把信交给了宋庆龄。

因此，董健吾是老熟人，又有牧师的身份，宋家姐弟觉得把任务交给他比较适合。

从宋庆龄严肃的表情来看，董健吾立即明白了这个任务的重要性，立即与她反复研究了几套不同的送信路线，最后决定取道西安进入瓦窑堡。

两天后，董健吾将密信缝在自己的丝棉背心里，挂着“特派专员”的头衔就上路了。

当时的西安是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的驻区，董健吾到了西安后，住进了自己的老同学钟可托的家里。

但当时恰好是隆冬季节，大雪纷飞，交通受阻，此时国民党对陕北苏区严密封锁，四处都有哨卡，根本无法成行。

转眼就过去了一个多月，虽然有老同学的热情款待，但董健吾却感到度日如年。

钟可托是西安禁烟督办，虽然与张学良接触不多，但对于张学良“联合抗日”的心思也算有些了解，就把这事也告诉了董健吾。

经过再三考虑，董健吾最后还是决定向张学良的请求帮助，以便迅速进入红区。

张学良向南京方面确认了董健吾的“特派员”身份，经过董健吾的详细解释，终于同意派人护送董健吾去延安（当时延安也有张学良部队控制）。

为此，张学良还修书一封，由董健吾转交给毛泽东，经过六天的艰难跋涉后，董健吾才终于到达了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到达陕北的时候，董健吾并没有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因为两位领导人此时正指挥部队前线作战。

董健吾最后把密信交给了秦邦宪（博古），简单介绍了目前上海的地下党的工作情况，还顺便谈到了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如今仍在上海他的家里。

当天晚上，信的内容和董健吾所说的一切，均通过电台转告了正在前线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几天以后，秦邦宪将一封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写的信，递给董健吾，托他转交给宋庆龄，还有三枚刻有镰刀铁锤图案的银币和一套苏区出的纸币让他一并转送。

临走时，前来送行的林伯渠突然凑到董健吾的耳边，轻声说道：“周副主席让我告诉你，如果有机会，就将毛主席的两个孩子送到苏联去。”

董健吾望了他一眼，立即点点头，表示自己记住了。

随后，他又一路风尘仆仆回到了西安，并把毛主席和周恩来写给张学良回信，马上交给了张学良。

张学良接过信，看完之后，不由哈哈大笑，对董健吾调侃道：“董先生此去一路辛苦了，我还以为以后你不回来了呢。”

“那怎么会呢！我这不回来了嘛。”董健吾随声附和回答道。

接着，他对张学良详细地讲述了这一次瓦窑堡之行的所见所闻，同时转达了中共领导人对于张学良的问候。

当晚，张学良设家宴亲自款待董建武，两人边喝边聊，当听说董健吾曾在上海经营过古玩生意时，立即兴致勃勃的让赵四小姐拿出一些珍藏的古董，让董健吾鉴赏一下。

毕竟自己是行家，董健吾也不客气，看着赵四小姐捧出来的一堆瓷瓶瓷罐，经过仔细辨认后，竟然找出了好些都是赝品。

张学良反而对董健吾的“专业”极为赞赏，聊天时，有些懊恼地说原来收藏有有一套永乐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的青花瓷，可惜后来供客人观赏时，不小心失手摔坏了。

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董健吾见到张学良一副痛心的样子，就暗暗记下了他的话。

趁着还会停留几天，第二天他就跑到西安古玩市场，找到一位曾与自己生意往来的商家，买下来一套明代宣德年间景德镇官窑烧制的二十四件套镀釉彩瓷，并把它送给了赵四小姐。

这一套彩瓷非常珍贵精美，赵四小姐收到后简直爱不释手，张学良也非常喜欢，想要重金酬谢董健吾。

可是，董健吾言称前来西安，承蒙少帅多加照顾，才顺利完成此行任务，小小薄礼只表达谢意罢了。

张学良见他坚持不收，只好问董健吾：“莫非董先生还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尽管开口，只要我张某人能够办到的！”

董健吾思索片刻，刚想开口推辞，突然想起了周恩来的嘱托，心想张学良交际甚广，或许能帮上忙也说不准。

于是，董健吾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对张学良说道：“那就先谢谢张将军的美意了，最近确实有件事不好处理，在上海家里有三个小孩，一个是我的儿子，另两个是朋友的儿子·····”

说道这里，董健吾望了一眼，见张学良脸上并没有不悦之色，才继续说道：“这三个孩子现在正是求学读书的年纪，但是当前国内局势并不乐观，我担心日寇会借故发难，还不如早点送去国外求学，可惜只有苏联才有亲属，如果张将军可以帮忙送他们到苏联去，鄙人将不胜感激······”

“这个没问题！”没等董健吾说完，张学良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几天之后，董健吾回到了上海，向宋庆龄复命，并转交了中共中央的小礼物，让宋庆龄大为高兴，好好夸赞了他一番。

董健吾也成为国共第二次合作联络最早的一位“密使”。

两个月以后，张学良奉蒋介石命令到南京出席军事会议，特意秘密到上海会见了董健吾，与他一起随行的还有爱国将领李杜。

张学良此行既是前来会见朋友，也是来兑现承诺的，原来李杜近期要前往法国购买一批军火，可以让李杜顺便把三个孩子一起带到法国，然后转到苏联去。

终于，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历经千辛万苦的长途跋涉，在1936年底抵达了苏联。

也是在1936年秋，当时的美国《密勒氏评论报》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上海会见了宋庆龄，提出了想去西北红色区域采访的请求。

宋庆龄与陕北的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后，都认为需要一个西方记者客观公正地报道红区的情况，于是就答应了斯诺。

但是，面对重重封锁的交通线，那派谁去送他比较合适呢？

宋庆龄又想到了董健吾，认为他和张学良建立起来的关系，加上上次送信的经验，应该可以胜任这个送人的重要任务。

董健吾也没推辞，根据宋庆龄的细致安排，拿着半张名片就上路了，并很快在西安通过“名片”暗号联系上了美国记者斯诺。

关于这段经历，其实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有具体的描写，说“王牧师身材高大，可以讲一口流利英语，穿灰色长大褂········”

两人在西安一起住了一个星期左右，谈天说地，很快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随后，董健吾从张学良那里借来了一辆军用卡车，刘鼎（地下党员，时任中共驻张学良处秘密联络员）搞到了通行证，按照计划把斯诺送到了洛川，再过去就是苏区了。

斯诺拿着简单的行李，与两人先后道别，并紧紧拥抱了董健吾，悄声说：“谢谢，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可惜，董健吾回到上海后，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国民党特务不断施压下，负责与董健吾单线联系的潘汉年，最后也被迫去了香港活动。

这让董健吾此后与地下党组织彻底失去了联系，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他与党的关系再没有接上，犹如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荡，失去了栖息地。

1951年，当毛岸青得知了董健吾的儿子董寿琪的地址后，亲自写了一封感谢信，大致内容是：“闻听十四年老友的下落，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又知道你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那就更好了，回想起我们在上海，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蒙董伯伯和你们全家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与岸英至今不能忘怀·······”

直到本文开头的那一幕，斯诺前来中国回访，提出想见“王牧师”，相关部门才逐渐对董健吾的事情重视起来。

1961年2月，一直在上海以推拿行医谋生的董健吾，突然接到了国防部办公厅的通知，让他晚上到锦江酒店对面的小楼去一趟。

董健吾忐忑不安地走进了小楼，心里七上八下，也不知道怎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站在豪华的空荡荡的客厅里，他显得有些无助。

终于，陈赓走了进来，疾步上前伸出双臂紧紧拥抱了董健吾，这位当年与自己一起在隐蔽战线下一起战斗的同志。

陈赓非常感慨：“我这次是中央负责同志的委托来看望你的，一别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从来不上国防部来找我，唉，你过去的事情，决定由中央来承担责任······”

按照中央负责同志的意思，此后，董健吾应聘担任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1970年10月，美国老人斯诺再一次来到中国，又一次地谈到了那位第一个将他送入中国红军的“王牧师”。可惜，此时的董健吾已经在医院病危房里即将熄灭生命之火，两人也再一次错过了相见的时刻。

12月25日，董健吾悄然闭上了眼睛，但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历史也终将会记住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