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孩子不要“丈夫”，法国女性终于夺回生育权

“我们的家庭一直存在。”

经过9年的等待，22个月的反复讨论，6月29日，法国终于通过了向所有女性开放的医疗辅助生育（PMA）法案。也就是说，不要与异性的性生活，不要“丈夫”这个角色，法国女人同样可以有自己的孩子和家。

这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将允许单身女性和女同性恋在法国合法接受PMA手术，通过精子捐赠、体外受精等方式生育。在此之前，只有异性恋夫妇才享有这项权利。单身女性和女同性恋有足够的经济支撑，才能选择比利时、丹麦、西班牙等允许女性独立接受精子捐赠的国家进行手术。

在法国，PMA开放给异性伴侣、单身女性和女同性恋伴侣，惠及所有女性。图片：FRANCE24

“很大的突破，”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街头采访中一位女士说，“我认为每个女人都有权利生孩子，现在科技水平允许这样做，这是件好事。”

18岁的马修则向《世界报》表示，像他一样通过PMA出生的孩子同样也是被寄予期待的“爱的果实”。他认为，在PMA法案惠及所有女性之前，他的母亲们为了生育他付出太多，“比任何父母都努力一千倍”。

生物伦理法还规定，辅助生殖所生的孩子将有权知道他们父母的身份。目前PMA还不对跨性别者开放，并且代孕仍然被禁止，这是一条红线。

“难产九年的法案”

2012年，准备总统大选的奥朗德表示会推动改革，支持面向所有女性的PMA法案。但他当选后并没有兑现承诺。

2013年，奥朗德通过了法国同性婚姻法案，但PMA仍然仅限于异性恋伴侣。

据BFMTV报道，当时奥朗德解释说：“这部分（PMA）不在正文中，而是提交给了国家伦理委员会，委员会将在年底发表意见。”同时他承诺，届时他一定会尊重国家伦理委员会的意见。

那一年国家伦理委员会并没有做出任何评论。当时大部分法国人确实不接受这项变革，OpinionWay的民意调查显示，63%的法国人不赞成将PMA开放给女同性恋。

于是奥朗德政府不仅没有扩大PMA范围，反而发布了一条新通告：法国妇科医生如果建议女同性恋或单身女性出国接受PMA手术，或是在这个过程中陪同她们，就将面临长达五年的监禁和高达75000欧元的罚款。

2013年法国骄傲游行，游行人群的横幅上写着“支持向所有女性开放PMA，反对性别歧视和女同性恋恐惧症”。图片：AFP

三年后形势出现了反转。2013年同性婚姻合法化后，人们对同性伴侣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根据2016年的民意调查数据，已经有54%的法国人同意向女同性恋开放PMA手术。但奥朗德政府只是废除了威胁妇科医生的那条通告，没有做出其它改变。

这让许多权益组织指责政府既虚伪又缺乏改革的雄心。2016年的骄傲游行中，人们举起横幅：“被埋葬的PMA、受歧视的LGBTI......努力化为无形，又遭政府背叛，面对这一切，让我们继续战斗。”

到2017年，法案仍未通过，但关于扩大PMA的辩论再次重新启动。总统大选期间，马克龙吸取了奥朗德的教训，他没有做出竞选承诺，而是宣称自己“赞成向单身女性和女同性恋伴侣开放PMA”。

2017 年 9 月，马克龙政府提出了目标，计划在2018年为所有女性提供辅助生殖，“可能会修订生物伦理法”。

然而，受到参议院的反对声音和疫情的阻碍，改革一再推迟。2021年6月29日国民议会终于通过全面PMA时，许多人已经失去了成为母亲的机会。

9年前，34岁的汉娜听到奥朗德的竞选承诺，心中曾经产生过无限希望。白白等待许多年后，她决心出国接受PMA手术，于是开始了精疲力尽的跨国奔波。

她告诉法国《世界报》：“每当接到诊所电话，我都马上奔向机场，找旅馆订房间。手术醒来后，自己独自一人待在手术室里。”五年里，她经历了六次失败，一次移植后流产，无数次的怀疑和焦虑。

2017年，巴黎骄傲游行中的PMA支持者。图片：AFP

现在她等到了PMA的全面开放，却再也没有机会做母亲，她已经超过了43岁的年龄限制。

对于将女性和家庭权益作为政治斗法的筹码，法国女权主义者、LGBTI活动家爱丽丝·科芬批评道：“人们一直在推迟这项改革，严重伤害了那些想要生育的女性的人生。将她们的命运与政治决策挂钩，这是非常暴力的事情。这是对女性身体的伤害，是缺乏政治勇气的表现。”

没有“爸爸”的家庭是怎样的？

在国民议会正式通过医学辅助生育措施（PMA）法案前，法国《世界报》访问了一些通过PMA出生的人。

12岁的女孩伊登介绍道：“我的家里有我、我的小妹妹罗斯、我们的两个母亲、叫花生和奇扎的两只猫，还有一只小乌龟。”伊登一家现在住在法国图卢兹附近，她的母亲在比利时接受了PMA手术生下她。

像伊登这样的家庭有很多，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 (Insee) 的数据，截至2018年，约有3.1万名儿童生活在同性伴侣家庭中。除了收养以外，人们还可以通过PMA和代孕拥有自己的孩子，但是在法国，代孕是非法的，PMA也一直仅限于解决异性夫妇的不孕不育问题，因此只能选择在国外合法的地方进行。

具体有多少家庭或个人通过国外的PMA拥有自己的孩子，目前官方没有确切答案。但《十字架报》透露，法国每年至少有2400名单身女性或女同性恋伴侣前往比利时、西班牙寻求辅助生殖。手术费用在400到11000欧元之间，不包括旅行和住宿费用。

截至2018年欧洲国家对PMA的规定：法国、意大利等浅蓝色标注国家只开放给异性恋夫妇，西班牙、英国国等深蓝色国家向单身女性和女同性恋开放，波兰等绿色国家向单身女性开放，奥地利向女同性恋开放。图片：AFP

“在学校，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个烦恼。除了有一次，一个男孩告诉我，没有爸爸是不正常的”，伊登回忆道，“可是有了爸爸，我也只是做和两个妈妈在一起做的事情。生活不会改变。”

9岁的小女孩巴尔吉斯指出：“你需要一个男人来生孩子，但你不一定需要一个父亲来组建家庭。”她出生在丹麦，现在生活在法国布雷斯特。

她补充说：“有两个母亲没有任何区别，我有一个和其他人一样的家庭。嗯，或许不是很像其他人，但它仍然是一个正常的家庭。”

事实上，在儿童世界里，对非传统家庭的恐惧情绪出现得很少。大多数孩子好奇的是两个母亲如何生孩子。

9岁的朱丽叶就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她和三胞胎妹妹都是通过PMA孕育出的孩子。朱丽叶往往会这样解释：“一位医生从捐赠者那里取出‘种子’，然后放入妈妈的子宫中。我出生时，我的另一个妈妈收养了我。”

在PMA法案通过之前，根据法国法律规定，同性家庭中非生物学父母的一方需要走收养程序才能成为另一方孩子的父母，这要花费很多时间。

而这些非传统模式家庭出身的孩子更关心的是平时的一些“小问题”。朱丽叶说：“有时候老师会忘记不应在家长信上写‘女士，先生’。”她的一个妈妈补充道：“但总的来说，老师们在逐渐适应。”

不过更早的那些PMA出生的孩子就没那么幸运。26岁的安娜丽斯回忆起她童年的尴尬时刻，当时她必须要在表单上填写“父亲的职业”。

安娜丽斯说：“那个时候，许多官方文件档案的设计并不会考虑到我们的情况。也就是说，我和我的非生物学母亲没有任何联系。我们的家庭被隐形了，就好像我们是二等公民一样。这是一种非常暴力的象征。”

安娜丽斯生活的转折点发生在初中，她母亲们的同性恋身份不得不成为一个秘密。

“对5岁的小朋友来说，你有两个妈妈很酷。当你的同学们到了年纪，开始学习并内化社会禁忌和社会规范时，这就难了。”她分析道。

21岁的科利亚有同样的感觉，这位巴黎长大的哲学系大学生回忆说：“鉴于初中里普遍存在的恐同症，我不敢谈论我的家庭。我很惭愧，向其他人介绍不是生我的母亲时，我总是说，她是我的阿姨或者家里亲近的朋友。”

这种情况到高中和大学后有所改善。经历了这些后，现在，她会为自己“女同性恋家庭的彩虹孩子”身份而自豪。

2021年巴黎骄傲游行中一个儿童举起标语“为我们的妈妈们骄傲”。图片：AFP

家不只有一种形态

事实上，开放PMA的讨论被推迟了9年，并非是奥朗德或马克龙个人的责任。自30年代发现体外受精可能性开始，八十年来，由天主教会领导的保守派和基督教团体一直反对生育领域的所有科学进步，特别是当传统家庭结构受到冲击时。

法国之外，欧盟中有10个国家允许单身女性和女同性恋伴侣通过PMA生育，欧盟之外英国、挪威也有类似法律。法国的邻国比利时从1983年起就已经批准所有女性接受辅助生殖技术。在许多法国人看来，他们已经落后太多了。

妇产科医生弗朗索瓦·奥利文斯在《世界报》上发文指出，虽然大部分同胞保持开放的态度，但关键问题是，当权者仍然保守。

法国参议院平均年龄为 61 岁，只有30%的女性，奥利文斯认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参议院对PMA这类问题表现得漫不经心。今年2月，生物伦理法曾被推回会议桌，参议院通过了部分内容，却驳回了扩大PMA受益者范围的条文。

在民间，参议院的保守派得到“全民示威（La Manif Pour Tous）”反PMA组织的大力支持。“全民示威”由宗教团体和极右人士组成，从2012年开始经常在大城市发动示威游行，抵制同性婚姻和PMA的开放。但他们不仅是和平抗议，袭击同性恋酒吧、向支持PMA的公众人物发送死亡威胁、污名化单亲家庭，“全民示威”因为其极端暴力而闻名。

2021年1月，反PMA的激进保守组织“全民示威”在巴黎发起示威，参与者装扮成法国象征“玛丽安娜”在国民议会前面点燃烟火。图片：AFP

这些议院内外反对者的主张出于同一个逻辑——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只能靠“爸爸妈妈”，因此PMA用于异性恋夫妇是一种弥补自然缺陷的手段，但当只服务于女性时，这就成了“反自然”，不可接受。

奥利文斯反驳道：“没有任何科学研究证实过这种强制性观点，所有关于由单身女性或女同性恋伴侣孕育和抚养的孩子的科学研究表明，儿童与在异性恋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没有区别。”

法国当局曾就法案向数十位医学专家、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儿童专家征求了意见，他们也表示，这些孩子既没有发育迟缓，也没有更多的情绪障碍或心理痛苦，更没有显示出异于普通人群的性取向比例。

但社会保守观念对非传统家庭的伤害并没有停止。

2013年的同性法案及其相关辩论就是一个例子。对于那些早年间通过PMA出生的孩子们来说，这是段“噩梦般的日子”。

如果说在那之前，他们还可以认为自己是“隐形的”，这次，全国每个人都在对于他们家庭合法性发表自己的看法。安娜丽斯表示自己“第一次发现同性恋恐惧症以如此暴力的方式表达出来”。

最终通过的法案中，孩子们的非生物学母亲被定义为“社会母亲”或“第二母亲”。这种法律上的歧视让他们恼火而无力。

科利亚出生在双国籍家庭，她会称呼家长为“德国妈妈”和“法国妈妈”。她说：“我数不清有多少次别人问我‘真正的’母亲是谁。我没有‘假’妈妈，她们都是我的妈妈。”

对于马修来说，“家庭首先是爱、回忆的代名词——我大部分快乐的回忆都与我的母亲和姐姐有关，并且带给我强烈的安全感”。

他自认是在“非常平静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然而，家庭情况及社会环境对他提出了一个隐性的要求：要完美。必须学习出色、在社会上取得成功，否则人们将指责“这就是两个女同性恋养出来的孩子”。

“我刚发现自己是同性恋的时候，有点害怕别人说这是因为我的妈妈们是。不过我已经公开讲过了，这很荒谬，我爱男人不是因为我有两个同性恋妈妈，而是因为这是我的天性。”

2021年1月法国昂热，反PMA的激进保守组织“全民示威”举行抗议期间，支持PMA的人也在街上拉起了旗帜。图片：AFP

这次生物伦理法还有另一大改变，年满18岁的人可以向卫生部下属的委员会提交申请，得知生物学父亲的信息。但他们并不能建立法律上的亲子关系。

马修正好18岁了，不过他从来没有想过给自己“找父亲”。“我感谢他的捐赠”，他说，“但从情感的角度看，他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重要的人。”

毕竟在PMA出生的孩子们看来，生物伦理法的改变强调了他们家庭的合法性，但也只是一个象征性问题而已。“我们的家庭一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