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感觉古代男子都喜欢娶十三四岁的小女孩为妻？

古代人们的实际结婚年龄为男子十五、六岁，女子十三、四岁。早婚的风俗如此盛行，从根本上来说是当时统治阶级政治和经济的需要，而当时的历史阶段里，早婚是把“双刃剑”，有好也有坏！

既然古代早婚是世人皆知的，那么古人早婚到什么程度？早婚的原因和危害又是怎样的？为什么古代男子会“辣手摧花”，娶还在花季的少女呢？通过以下内容，你就会清楚这其中的种种缘由。

• 01：先来看看各个朝代的早婚情况

1、汉代

汉代早婚现象非常普遍，王室贵族与民间百姓都提倡早婚。

西汉时文帝十四岁与窦氏结婚，武帝和元帝的成婚年龄是十六岁。诸侯王的婚龄也大致在十五岁左右。如朱虚侯刘章的成婚年龄是十五岁，决太子刘据也是在十五岁娶史良娣的。

西汉的文帝

东汉中后期的皇帝大半是幼年、少年时期继承皇位，所以他们成婚立后的年龄也都很小。比如和帝十四岁、安帝十九岁、顺帝十四岁、桓帝十六岁、灵帝十四岁、献帝也在十多岁结婚。

班昭

除了皇室贵族的存在早婚现象，民间的一般官吏和平民百姓的婚龄也都比较小。比如“女圣人”班昭，据她自己在《女诫》中说，她十四岁就嫁给了曹世叔。琢郡平民女子妄人在十四岁就出嫁。

汉代的某些乐府民歌，也反映了当时早婚的现象。例如《羽林郎》中的酒家女子胡姬，十四岁就有了丈夫。

2、魏晋时期

魏晋时期早婚现象与汉代基本上是一样的。史载，曹王生于中平四年冬，他与甄氏结婚是在建安八年。据此，曹王结婚时年龄当不足十六岁。

年幼的周不疑

荆州名士周不疑娶曹操女儿时，也才十七岁。刘禅在黄初二年结婚，而他生于建安十一年，推算起来，他的成婚年龄为十五岁。诸葛瞻则是在十七岁时结婚的。在《晋书·烈女传》中，严宪和尤怜都是十三岁出嫁的。

3、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人们婚嫁的实际年龄很早，而政府规定的适婚年龄也较早。

根据《南史》各帝王后妃本传统计，南朝梁太宗简皇后王氏在八岁的时候出嫁，齐高帝刘皇后、陈世祖沈皇后、陈后主贵妃张贵华都是十岁的时候出嫁，宋前废帝何皇后十二岁出嫁，宋明帝王皇后十三岁出嫁，梁高祖丁贵妃十四岁出嫁，德皇后都氏十五岁出嫁，这些人的婚龄最大的十五，最小的八岁，平均婚龄为十二岁。

4、北朝时期

北朝也是推崇早婚的，北魏道武帝十三岁就生了明元帝。在文成帝以前，诸王年十五便赐妻别居，以后更低。

北魏以降，早婚之风愈演愈烈。北齐后主征集妇女，并以不从处死家长相威胁，强迫人们早婚。北周武帝在建德三年下诏说：“自今以后男年十五，女十三以上，所在军民须依时嫁娶”，婚龄越来越降低。

北周武帝

5、隋朝时期

隋朝统一后，民间休养生息，生产有了发展，人口也有了增加。因此，唐初法定婚龄有了回升：男二十而娶，女十五而嫁。

然而皇宫内仍有早婚现象，太宗长孙皇后十三岁即入侍宫中。武则天皇后的外孙女薛氏，结婚时仅十一岁。民间也在效仿，以晚婚为耻。

武则天

唐边塞诗人李顽的《古意》诗说：“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欧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十五岁小小的年纪，就成了婚后的妇女。

李白《长干行》中的那位商人妇，对郎君述说：“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十四岁的小姑娘情窦未开，即成人妻。

6、唐、宋、明、清朝

唐朝中期，政府明确恢复了早婚的规定。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玄宗“救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安史之乱后，婚姻受到战乱的影响，人们的实际婚龄大都推迟。

宋代律令规定的婚龄，基本沿袭唐开元之制。但是，司马光《书仪》却把婚龄定为男十六以上，女十四以上。朱熹《家礼》所载与此一致，并成为明清两朝制定法令的依据。

朱熹的《家礼》

事实上，人们并没有按这个规定嫁娶，一般比这规定还早。明代庶民的嫁娶年龄，一依朱熹《家礼》。

清朝因袭明朝旧制，而在满族，早婚的现象一直很严重，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说：“满洲之早婚，在全国可居第一，男女十三四岁即结婚。至二十岁以上方结婚者，俱为贫人”。

小结：所以纵观历史上各个朝代，都在提倡早婚，由此可见，古人早婚是非常普遍的，对他们来说也是很正常的。

那么为什么古代会如此盛行早婚呢？

• 02：古代流行早婚的原因

1、人口问题是导致中国古代早婚盛行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原因

从历史上看，大凡在每个朝代建立之初，由于战争频仍、政治混乱和自然灾害诸因素的影响，人口都大量减少。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及《六国表》所载，自秦孝公至始皇十三年，破六国兵，斩首达一百数十万，屠城十三次，其中五次即屠杀九十万人，加以秦统治者横征暴敛，摇役繁苛，百姓多流离失所。

西汉初，承兵资与饥冻之后，“大城名都，人口散亡，户口可得而数，才十二三”，面临着人口锐减、劳动力匮乏的局面。

长安城

在那个时候，为筑长安城，征发京师附近六百里内的男女服役，总数竟不足十五万。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中国史上人口统计》估计汉初全国只剩下六百万人。

秦王朝统一中国时全国人口约二千万，现在只剩下三分之一左右了。西汉统治者为了医治战争创伤和发展生产，采取了鼓励生殖，实行早婚的政策，并严格规定与限制了结婚年龄。

《前汉书》

《前汉书.惠帝纪》载，惠帝六年诏令规定：“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者五算。“算”是汉代的人口税，每人每年应交纳一百二十钱叫作一算。按规定女子到了十五岁还不嫁人，就要交纳五倍的税。在如此规定之下，女子便普遍早婚并且早育。

因此到汉平帝元始二年，全国人口陡增为六千万口。人口比汉初增加了八、九倍，是西汉时最高的人口数。至东汉桓帝永寿二年，仍有人口五千万。

战乱的东汉末年

但经过东汉末到三国初的战乱，曹魏景元四年灭蜀后，全国只有人口七百万，这个数字仅为东汉水寿口数的15%。“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正是当时户口锐减的真实写照。

人口的锐减给封建统治带来了严重困难。为此晋武帝在泰始九年下诏规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长吏配之”，采用行政措施强制推行早婚政策。

由于实行早婚，数年之后，到太康元年就增加到一千六百多万人。七年内人口增加一倍多不太可能，但由于实行早婚政策，使人口猛增，的确是事实。

从上述史实中可以看出，在人口满足不了国家对赋税、劳役、兵役之需时，统治者便竭力鼓励、强制早婚，提高出生率。

到了兴盛时期，往往是人口过剩、土地占有集中、政治腐败加之自然灾害，社会的大动乱便追踪而来。于是又出现兵焚和饥荒对人口的摧残破坏，使人口大幅度减少。

所以中国古代的人口就是以大量增殖和大量毁灭而达到人口、土地相互要求上的自然平衡。在人口不足的情形下，历代统治者纷纷实行鼓励早婚、早育多育政策，也就不奇怪了。

2、封建社会中小规模经营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早婚成为普遍现象

封建社会的绝大多数时段，自耕农的小土地占有和地主将所有土地分块出租给农民耕种，始终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形式。

自耕农

小农从事再生产的能力相当脆弱，正如马克思所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

对于中国古代农民来说，要想扩大再生产规模，可以循行的途径只有两条：一是追加生产资料，添置生产工具和更新生产技术；二是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来从事再生产。

但是，农民的困难之处在于培养一个劳动力的投资。他们既担心子女生长成人太晚，难以在劳动生产中发挥作用；更忧虑由于晚婚而少生子女影响再生产。所以，为了降低培养劳动力的费用，使他们尽早投入生产，十分自然地选择了早婚道路。

3、早婚是维系宗法制度的需要

关于中国古代婚姻的目的，《礼记·昏义》说得很清楚:“婚姻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以婚姻为手段来祭祀宗庙，壮大本家族的势力，是中国古代先民所特别看重的。

在奴隶社会，奴隶主阶级把宗族利益看得至高无上。为了早育多育，以确保宗族的昌盛和政权的巩固，奴隶主贵族便把早婚作为一项婚姻关系的重要原则。

到了封建社会，“世卿世禄”制度被封建官僚制度所取代，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而是在新的条件下演变成一套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成为封建政治的基础。

在封建宗法制度之下，人们都把人丁兴旺看作一个宗法家庭繁荣昌盛的标志，这一点不论皇亲国戚，还是平民百姓都有同样的心理。

汉武帝铜像

汉武帝婚后，久未得子，这就成了武帝早年的一块心病。及至得子，武帝欣喜若狂，举办了规模十分宏大的庆祝活动。

在民间，桓谭把“子孙众多”列入“五福”之中。汉代文物中也多留有这种观念的痕迹。如汉镜铭中有“宜子孙”之语，洗铭文和释铭文中也有“子孙昌益”的辞语。

汉代以降，社会上更盛行着一种以累世同居、子孙满堂为荣的家庭宗法观念。东晋王羲之在写给谢万的信中说道:“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鱼目前”，充分反映了其陶醉于拥子抱孙的大家族中的心态。

北魏人杨椿，“兄弟皆有孙，唯椿有曾孙，年十五、六矣，椿常欲为之早娶，望见玄孙”，这反映了其对数世同居大家族的追求。

张公艺画像

唐时张公艺九世同居，为当时义门之最。还有超过张氏者，《新唐书·陈兢传》载，陈氏“十三世同居，长幼七百口，不蓄仆妾，上下姻睦，人无间言。每食，必群坐广堂，未成人者别为一席。”宋代江州陈氏族人达三千七百余口，池州方纲八世同居，家属七百口，居室六百区。

这种大家族的建立，自然要依靠早婚，这从上述杨椿的例子可以看出。杨椿四世同居，其曾孙十五、六岁左右。杨椿死时七十七岁，这在当时当算高龄。即使这般高龄，如果要实现五世同堂，其曾孙也须把婚龄提前到十五、六岁。

中国古代七十多岁的寿命毕竟较少，但数世同堂的百口之家却不鲜见，这主要的应当是通过早婚来实现的。

• 03：早婚这把“双刃剑”有什么影响

1、降低了人的身体素质，提高了婴幼儿的死亡率，会引发恶性循环，对家庭和国家不利

现代科学研究业已证明，男女双方必须在身体发育完全，生理成熟时方可结婚。倘若发育未成熟即结婚，必会妨碍双方的生长发育，增加疾病，以致过早死亡。

在古代，由于普遍实行早婚，人们的寿命是相当低的。以皇帝而言，从秦始皇到溥仪的中国近三百个封建帝王，平均寿命仅三十六七岁。为什么这些能享尽天下洪福，得到天下最好的待遇的帝王如此短命呢？除去与生活放纵等因素有关外，早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早婚不仅给男女双方的身心健康带来了不良影响，而且还大大提高了婴幼儿的死亡率。

汉宣帝剧照

汉宣帝认为要想降低人口死亡率，就必须反对早婚，推行晚婚，使做父母者本身发育成熟而且健康，那么所生子女也必定健壮，并能够得到好的抚养。

清代著名学者梁启超也认为，早婚有“害于传种”。他指出，早婚早育只能产生柔弱的下一代，对民族的繁衍很不利。这是因为做父母的本人身体尚未发育成熟，又怎么能够生出优质的后代来呢。

梁启超

如果一代代地早婚下去而不加制止，势必造成恶性循环，将会出现“子弱于父”、“孙又弱于我子”的情况，于是“递传递弱，每况愈下”，长此以往，“一家之子弟魅弱，则其家必落；一国之子弟弱，则其国必亡。

他认为早婚的危害，实在危及子孙后代和国家民族的前途，绝不可坐视不管。

2、早婚会加速人口绝对过剩

为了增加人口，封建统治者提倡早婚，鼓励人口增殖。而一旦人口膨胀，与小农经济的承受力发生严重矛盾时，就会造成人为的灾难和社会的动乱。

以清代为例。从康熙初年至道光十四年(1662一1834年)，全国政局稳定，社会生产发展，赋税摇役相应地得到减轻，但由于提倡早婚早育，因而人口猛增。

从康熙初年至乾隆二十九年(1662一1764年)，共历时102年，人口却从几千万猛增至二亿多。从乾隆二十九年至道光十四年(1764一1834年)，前后仅仅相隔七十年，人口竟然增加一倍，突破了四亿大关。

人口高速增长，致使人均占有土地迅速下降。据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一书统计，康熙时为每人五点九八亩，乾隆时为每人四点二五至三点七五亩，嘉庆、道光时为每人二点一九亩。从这一系列递减数字，便可知劳动人民的生活已跌入饥寒交迫的深渊。

咸丰年间，历史地理学家汪士铎鉴于当时“人满为患”，主张实行“男子二十五以内，女子二十以内嫁娶”，指出早婚是加速人口绝对过剩的祸源之一。

他在《汪悔翁乙丙日记》中写道:“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故顺治元年(1664年)一人者，至今(1855年前后)一百二十八人。”而此种情况在一些盛行早婚的地区更为突出，如徽州人口，“二十年即加一倍”。

汪氏强调说，耕地面积不扩大，人口却一代比一代多，势必一代比一代穷，人口过剩之后，“驱人归农，无田可耕；驱人归业，无技许人”，必然要“不为乱不止”。

因此他主张晚婚晚育，控制人口增长，认为一个国家“民不可过少”，然也“万万不容过多”。汪氏的论述发人深省。

3、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早婚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在一些人口锐减的历史时期，社会经济仍能继续向前发展，固然与封建政府的休养生息政策有关，但与统治者积极推行早婚早育政策也是分不开的。

西汉初年，由于战争、饥饿和疫疾的影响，幸存者大约只有六百万人，出现了“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但从文、景时直至武帝初年，内地却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下民咸殖”、“列侯大者之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到汉武帝即位时，全国人口陡增为三千多万。这样，自汉初至此时的七十多年中，人口总增长了五倍。

王莽剧照

百余年后，王莽篡权，接着绿林、赤眉大起义爆发，统治者出兵镇压，兵资战火绵延，生灵涂炭，死伤惨重，至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全国人口仅剩下二千一百万人。

经过东汉前期的恢复，一直到汉顺帝时期，人口总数达到四千九百万。这样，自光武中元二年至顺帝时的七十多年间，人口总增长达两倍多。

由上可知，在西汉前期和东汉前期，人口的增长是很快的，这对于汉代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发挥了一定作用，也会让粮食的年总产量也会相应提高。

东汉前期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西汉前期的荒凉，还是东汉前期的繁荣局面，都与当时的人口增加密切相关，而人口的增加又是与早婚早育分不开的。

当然，应当指出，随着历史的发展，由早婚早育而出现人口急剧增加，其对社会的积极影响，就会逐步走向它的反面。

• 写在最后

总的来说，古代早婚制度的盛行是和当时的国情息息相关的，无论是人口问题还是经济政治问题，早婚在当时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当人口增长得不到控制时，早婚带来的危害也是巨大的。

所以，古代男子娶十三、四岁的女子，是非常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