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和古希腊改革造就文明不同？法以阶级而定，改革以邦为本

商鞅变法和古希腊改革是中西方古代历史中的重要改革，秦国经过商鞅变法，走上了富国强兵和对外一统六国的道路，古希腊通过梭伦、克里斯提尼和伯利克里改革走上了经济大发展和民主政治的道路。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商鞅变法和古希腊改革最后却促使双方走上了不同的文明道路，古希腊社会孕育了西方民主文明，秦国则孕育了秦朝及之后的各中央王朝，这两场改革如何对欧亚大陆两大文明产生了如此不同的影响呢？

商鞅变法和古希腊改革之所以会产生两大不同文明，主要是因为地理因素、人口多寡和周边环境影响，以及此前文明发展模式的影响。

商鞅变法时期的秦国地处西部边地，交通闭塞，以农业为主，人口在变法之后大幅增加，周边还有其他诸侯虎视眈眈，秦国必须发展起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才能动员起民众有效对抗周边敌国。

古希腊改革时期的希腊山河密布，以商业为主，人口规模小，小国寡民成为固定模式，各城邦之间战争虽然频繁，但经贸联系也很密切。

一、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秦国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将秦国从西北边陲小国发展成了具备一统六国之实力的大国。公元359年，商鞅正式颁布了第一套改革法令，对秦国的基层社会进行了改革。

之后，商鞅又将农业耕种与战功相关联，建立起了一套奖励耕战的激励制度，自此秦人土地的多寡与为国效力的程度和斩杀敌人数量的多少相挂钩，不再是过去的血亲依据了，这毫无疑问激励了普通亲人的战斗热情。

公元350年，商鞅又对政府管理和家庭结构进行了解构和重构，规定民众必须分家析户，以人口少的小家为主，抛弃过去的大家族，这既是为了税收需要，也是为了征兵需要。

在行政管理上，商鞅推行著名的县制，各县由中央管理，以县长官对国君负责，改变了过去地方封君势力过大而威胁国君权力的现象。各县由乡组成，县有县丞和县令，彼此互不统属，职能不同，起着相互牵制的作用。

商鞅变法还有一个典型特征，即严刑峻法，“法”由国家统治阶级制定，任何人都不能触犯法律，国家对个人的审判无论正确与否都需要接受，不可挑战国家之权威，古希腊改革中对法的态度则大为不同。

“法”由四百人会议制定，还要通过公民大会投票表决，在法律执行过程中，还要受到公民和和陪审法庭的监督，立法之严和执法之严可见一斑，这也是日后古希腊和秦国走向不同文明的重要原因。

二、古希腊改革

古希腊改革以斯巴达的来库古改革和雅典的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及伯利克里改革最具有代表性，其他的希腊城邦大多复制了斯巴达和雅典的改革，也有一些创造力很强的城邦会进行自我改革，但影响力明显弱于斯巴达和雅典的改革。

此外，希波战争之后，雅典的民主政体积极向外输出，成为整个希腊世界最受欢迎的民主政体。

古希腊改革是以城邦为基础的，摩根索·汉森认为希腊城邦是“一城一邦”的模式，具体来说，就是一个城市为主，周边地区带有数量不等的农村或城镇。由于希腊世界主要由城邦构成，而城邦又具有这种典型的“一城一邦”特色，所以小国寡民的直接民主适合希腊社会。

古希腊改革便是将直接民主落到实处，尤其是伯利克里的改革，规定所有人都可以担任除重要官职以外的一切官职，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民主。

古希腊改革还规定了权力制约制度的形成。不论是斯巴达的来库古改革，雅典的梭伦改革还是克利斯提尼改革及伯利克里改革等都强调了权力制约。在斯巴达社会，制约权力的主体是贵族议事会，议事会对双王的权力进行了制约。

在雅典社会，公民大会和陪审团对城邦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权力进行了制约，克利斯提尼改革时期制定的、独具特色的“陶片放逐法”成为平民监督贵族的工具。

此外，古希腊的雅典经过改革后，城邦各个部门的独立性很强，彼此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共同对民众负责，李鹏的《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及其精神意蕴》论述了雅典城邦机构之间的独立关系，“（雅典）所有行政机构彼此之间一般没有隶属关系，各机构内部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这一独立制度在东方社会是不可想象，秦国之后的秦朝设立的三公九卿制度就是隶属关系的集大成者。

三、商鞅变法和古希腊改革产生不同文明的原因

1.地理位置因素

地理因素在古希腊社会和秦国走向不同文明的历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秦国地处西北边陲之地，远离中原地区的六国，土地资源也不如中原的齐国和南方的楚国，所以农业发展的难度要远远大于中原国家。

同时，秦国民风剽悍，在改革之前，地方百姓独立性很强，只知当地贵族而不知国君，这些对于秦国的继续发展十分不利，更别说强大和开启新的文明发展道路。因此，商鞅必须对这些不利因素进行改革。

古希腊社会走上自由民主道路而非中央集权制度的因素中也有地理因素，山河密布的地理环境将古希腊社会隔成了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城邦，独立的城邦为民主政治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

商业的盛行使民众经常往来于地中海而较少受到城邦的束缚，这就逐渐培养出了个人主义精神，将这种个人主义精神应用到城邦中就促成了自由城邦的形成，民主且崇尚个人自由的城邦民主制度得以顺利建立。

2.人口多寡因素

人口多寡也影响了秦国和古希腊社会的文明发展方向。秦国的人口相较于同时代的中原六国来说，算是比较少的，但相较于古希腊社会来说，又是比较多的。

受中国古代社会安土重迁思想的影响，变法之前的秦国常常以一大家族为基本社会单位，一个家族一般有几十个人，共同生活在一起，而且一个富裕的人可能会娶几个妻子，无疑会促进人口增加。秦国人口的增加激励国君采用中央集权制度管理国家，所以很难出现民主制度。

古希腊社会的城邦人口较少，而且一旦人口过多，例如古风时代，古希腊人就会向海外殖民，建立新的城邦，将母邦的人口移居到新建立的子邦。由此，每个城邦的人口数量都不会太多，因而适宜直接民主制度的实行。

3.周边政治环境因素

秦国的周边政治环境十分严峻，北方的匈奴和东部的六国都是竞争对手。地理环境闭塞也为秦国带来了有利条件，即文明开化程度低，所以容易团结起来，不像中原六国的读书人较多，尚清谈，频繁对国家政策进行抨击，动摇民众对国君的支持度。

秦国民风淳朴，一旦国君与地主阶级联合起来，就很容易动员民众参与到国家军队建设中。商鞅实行“军功爵制”，规定禁止私斗，有军功者以军功为证授爵和土地，这就有效利用了秦人民风剽悍的有利条件。

古希腊社会的周边政治环境在亚历山大马其顿帝国兴起之前基本比较安全，唯一对希腊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波斯帝国，但波斯帝国的重心并不在希腊世界而在其东部地区，希腊的地理位置已经是整个波斯帝国的西部边缘地带了，而且波斯的入侵还被当时团结的希腊人击退了。

因此，古希腊周边的政治环境比较安全，再加上海外贸易的发展，所以古希腊人的精神轻松愉悦，并没有秦国人那样的紧张感。

总结

商鞅变法和古希腊改革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一次变革，虽然有其重要意义，但还谈不上造就了不同的文明，欧亚大陆两侧不同的文明发展模式源于各自所处的不同地区、面对的不同环境，以及不同的发展需要等因素共同推动的。

这两种重要的变革只是在中西方走向不同文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此之前，古希腊社会已经习惯了小国寡民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模式，商鞅变法之前的秦国也采取了王室为中心的政治统治模式。

希腊城邦建立之时就已经逐渐形成了城邦认同和制度自信，直接民主也已经成为定制，就像梭伦改革之后，庇西特拉图的政治并没有彻底摧毁雅典的民主政体，原因就在于雅典和希腊社会早已形成了民主传统，梭伦改革只不过是将这一民主传统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僭主

商鞅变法亦是如此，他推动了过去所盛行的那种专制思想得以合法化，这也是商鞅立木取信的原因，因为过去的那一套未经认证的政治模式不能得到民众认可和信任。

参考文献

常攀登、张秋萍：《小议商鞅变法的历史意义及其局限性》

姚晓玫：《社会改革对雅典之成为古希腊文明中心的影响》

李鹏：《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及其精神意蕴》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

色诺芬：《经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