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父亲的烦恼——鲁迅书信日记里的亲子记录

　　一、“没有法子，自己养的”

　　1929年9月27日，鲁迅在日记上写下了显得很平常的一句：“晨八时广平生一男。”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关于儿子出生就记了这一句，之后接着记的几句则是给人寄信收信的事等寥寥几句。

　　只活了56岁的鲁迅，此时48岁有了孩子可谓“晚年得子”，这样一件家庭大事，可他在日记上没有透露出丝毫情感波动，没有表达欣喜之类的感情，令人觉得实在太内敛太冷静，似乎还有点冷漠。这样一位善于捕捉刻画人物的小说家，这样一位可以就一条新闻可以大发议论的作家，对自己孩子的出生却没有什么文字描述，难道是他对孩子出生不以为然，或隐隐有所烦恼吗？

　　可见鲁迅对孩子出生后做了很多打算，也许此时鲁迅还没想到未来养儿的不易。

　　和很多男人一样，生儿子的前一天晚上鲁迅也是在待产的医院度过的，日记写道：“二十六日……下午送广平入福民医院。夜在医院。”许广平难产，生孩子经历了二十几个小时，鲁迅一度被医生询问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鲁迅迅速回应“留大人”，所幸最后母子都保住了。

　　于是，接下来十四天他一直往返于医院和家里，直到10月10日下午同三弟周建人等一起将许广平和海婴母子接回家。这一天郁达夫还带了“一小瓶”“佳酿酒”来看望，而不是带母婴用品等礼物来的，也许是串门误撞的。而接下来两天就有日本友人送来“孩子涎挂”和毛毯以及为孩子画像之类的，又过几天请照相师给孩子照相。

　　关于孩子的名字“海婴”的来历，鲁迅在1931年3月给李秉中的信中提到：“以其为生于上海之婴孩，故名之曰海婴”。1934年底鲁迅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提到“我的孩子叫海婴，但他大起来，自己要改的，他的爸爸，就连姓都改掉了。”然而就是这个海婴，作为文坛明星的“星二代”一出生没到两个月就被人“骂”了，1930年2月在鲁迅致韦素园的信上说“他生后不满两月之内，就被“文学家”在报上骂了两三回，但他却不受影响，颇健壮。”指的就是1929年12月2日北平《新晨报副刊》有一位署名为“常工”的人发表了一篇《桥畔偶笔》，就海婴的出生揶揄和挖苦鲁迅。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则又说：“生后只半岁，而南北报章，加以嘲骂者已六、七次了。”鲁迅在文坛上树敌甚多，因此他觉得是自己“罪孽深重，祸延孩子”。看来那时做名人的后代已经很不容易了。

　　接着过了一周，鲁迅又带孩子到医院检查身体，发现有点“小感冒”。海婴从小体弱，出生后就小毛病不断。此后直到1936年底去世，鲁迅几乎每个月都要跑医院和药房，甚至每个月要跑多次。开始是领孩子去上海福民医院，以后又不断去日本人平井博士家里给孩子看病，后来还经常带孩子去日本人开的石井医院及篠崎医院、须藤医院等医院去诊病，须藤先生还常常来家里给孩子诊病，从感冒发烧到痢疾等等各种儿童常见病不一而足，甚至还领孩子去过齿科医院。鲁迅常常还要跑到仁济堂买药。给孩子买蚊帐、肚兜、玩具以及领孩子去洗浴理发之类的琐事，也都要鲁迅身体力行去张罗，做父亲真不容易，尤其还是五十岁左右的婴幼儿之父。

　　鲁迅少年时代总为父亲的病而奔走于中药店，而当晚年得子时又总带孩子奔走于西医医院，这也真是难为了这位大作家。总跑医院，难免被猜疑。1934年3月，天津的《大公报》误报鲁迅得了脑炎，鲁迅还无可奈何地戏作一绝回应：“横眉岂夺娥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

　　二、“以敌人视之”

　　1932年10月鲁迅写过一首著名的《自嘲》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其中“横眉冷对千夫指”是说鲁迅自己写对外写文章不断与各方论敌开战，而“俯首甘为孺子牛”则是指鲁迅自己在家里低头垂手忙乎着照顾孩子。当然，诗句被无限引申为更广阔的涵义，成为怒对敌人、爱施民众的象征。

　　事实上，鲁迅对抚养孩子确实是尽职尽责的，但也是牢骚不断的。

　　1932年6月，在致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上，鲁迅说：“我为这孩子颇忙，如果对父母能够这样，就可上二十五孝了。”1935年3月在致萧军的信上鲁迅说：“我对别人就从来没有这样屈服过。如果我对父母能够这样，那就是一个孝子，可上“二十五孝”的了。”

　　鲁迅对中国传统的“孝子”观念是批评的，在他离生儿子十年之前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我们现在如何做父亲》（收入文集《坟》），在文中他就认为是旧的家庭父子关系早已崩溃，“拼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认为“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提出要解放对孩子的束缚，不要让子孙“都做无谓的牺牲”。鲁迅认为对孩子不要存图回报的想法，但是要尊重他们的天性，对他们的成长负责，“还须教这新生命去发展”。

　　应该说鲁迅初入文坛时所写的文章，在观念上不仅在当时是比较新颖和前卫的，即使到今天与很多人的陈旧亲子关系的老观念相比也仍不过时。

　　对孩子的日常照顾显得无比琐碎，事必躬亲到接近“孝子”的程度，让大作家满怀感慨和自我揶揄的味道，对孩子也充满了无可奈何。

　　首先，孩子的吵闹让鲁迅不胜其烦：

　　在给朋友特别是给母亲的信中经常提到孩子的吵闹，鲁迅显得有点喋喋不休，也看出他的无奈。

　　其次，孩子长大了些不仅吵闹顽皮，还学会了“惹事”：

　　此外，鲁迅的写作和社会交往深受孩子之扰，令他非常头疼：

　　当然，鲁迅更多是为艰难时世中的孩子的教育和成长而担忧，“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生今之世，而多孩忧子，诚为累坠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轻，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

　　三、“没有较好的学校”

　　为了讨得安静，为了孩子的教育成长，鲁迅考虑给孩子找幼稚园，1933年7月在给母亲的信中，鲁迅说：

　　“有时要撒野……许多人都说他太聪明，还欠木一点，男想这大约因为常与大人在一起，没有小朋友之故，耳濡目染，知道的事就多起来，所以一到秋凉，想送他到幼稚园去了。”

　　为了找个好的幼稚园和小学校也多费周折，终于找了一家，可是不是太满意：

　　关在家里，孩子还是太吵闹，为了获得难得的清静，就又送到幼稚园，看看把一个新手爸爸折磨成什么样了：

　　但是，鲁迅对幼稚园还是不满意：

　　1934年4月在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说：

　　“正路君已开始绘画了吗？真有趣。但作父母的当然也得练习一下，否则他提问时就尴尬了。我们的孩子虽不绘画，但要我们讲解画册，这也是件很为难的任务。”

　　1935年1月鲁迅在给萧军、萧红信上提到，他在元旦新年后的三天，译了六千字的童话，鲁迅说，“想不用难字，话也比较的容易懂，不料竟比做古文还难，每天弄到半夜”。

　　正因为有了孩子，孩子渐渐长大了，才诱使鲁迅对译介儿童文学作品，而且他能够充分考虑到儿童的特点去认真斟酌遣词造句。

　　鲁迅可能是怕自己孩子还会被恶意的论敌伤及，所以写关于儿童的文章总是另用笔名。1934年8月在《新语林》半月刊上署名“孺牛”发表了另一篇文章《从孩子的照相说起》（收入文集《且介亭杂文》），在文章中，鲁迅讲到“九一八”事件后孩子海婴被同胞误认为日本孩子，骂了好几回，还挨过一次打，虽然打得并不重。

　　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是很难分辨的。但鲁迅很诧异的是中国同胞却有一种错误的速断法：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而令鲁迅也感到奇怪的是，他曾给孩子在日本的照相馆照过相，满脸顽皮，也确实像日本孩子。后来又在中国的照相馆照了一张，类似的衣服，可面貌却显得很拘谨，驯良，确实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孩子。

　　四、“爸爸可以吃么？”

　　虽然孩子的吵闹以及教育问题，都让鲁迅非常操心。但是，孩子也给她带来了很多乐趣。因为孩子的出生，鲁迅的晚年生活还是显得很温馨幸福和完整。

　　鲁迅母亲包括被鲁迅称为母亲送给他的“礼物”的原配朱安，对许广平生下的孩子都非常喜欢。鲁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孩子照相，寄相片给母亲，这既可以看作是鲁迅在尽孝道，也可能是让母亲能够从心里彻底接纳与他同居没有正式婚姻关系的许广平，同时，也能看出鲁迅对儿子出生的喜悦和无比喜爱。

　　不仅是给母亲寄孩子的相片，鲁迅还给朋友寄自己孩子的相片，比如1932年3月给李秉中的信里还附赠了孩子的相片，在信上说：

　　“照相久未照，惟有周岁时由我手抱而照者一张在此，日内当寄上，俟较温暖，拟照新片，尔时当续奉也。”

　　朋友们也给孩子送玩具礼物，鲁迅为此还很感慨：

　　看来作为爸爸鲁迅对海婴的品质还是很肯定的。

　　孩子的有趣和快乐能够吸引人的好感，在给母亲和友人的书信上，鲁迅也常常“晒娃”，讲了很多的孩子趣言趣事，能够让人看出作为父亲分享孩子的快乐来：

　　鲁迅在文坛上冷目如电，显得非常固执和偏激，正如他倔强竖立的头发一样，让人觉得是惹不起文坛“刺头”。然而孩子的出生，让鲁迅忙起来的同时，让他对教育和儿童成长都有所思考，更重要的是还让他的性格柔化了很多，让人看出硬汉的柔情来。1932年12月鲁迅写过一首《答客诮》，诗中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也许就是他的内心自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