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爵电影论坛科幻电影分论坛：如何产生独具中国特色的科幻电影？

6月17日下午，第二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举行科幻电影分论坛。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长、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副教授王红卫 ，《疯狂的外星人》编剧、《被光抓走的人》导演董闰年，科幻作家韩松，开心麻花影业董事长、《独行月球》总制片人刘洪涛等多位行业大咖和专家参与。共同讨论科幻电影本土化创新和技术实践，如何产生独具中国特色的科幻电影等问题。

我们将论坛的讨论精简整理如下，供关注科幻电影的朋友们了解。

01｜中国科幻电影环境的变化

主持人：据说《流浪地球2》已经筹备开机了，您（王红卫）作为监制和文学策划重度参与。从《流浪地球1》到《流浪地球2》的过程中，整个市场环境以及创作科幻电影的条件各方面，您觉得有哪些变化？

王红卫：整体创作氛围不一样。《流浪地球1》的时候，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更多凭的是热情。现在《流浪地球2》已经在青岛投入下一个阶段的工作，相对来讲有比较清晰的思路和目标去做，这是不一样的。

王红卫

另外，经过《流浪地球1》整个制作过程，《流浪地球2》整体上各个环节、各个工作部门是比较有条不紊、有的放矢的。仅从这一个项目和团队，可以看到一个重量级科幻电影，让团队迅速成熟，不仅仅是从重工业意义上的技术，更重要的是软件，甚至思维里面去调整和接近世界电影制作的高水准。

主持人：董润年老师，您参与了《疯狂的外星人》的编剧，自己导演的作品《被光抓走的人》在2019年底上映，从这两部作品到现在，您在科幻电影上有没有一些新的创作工作，以及对整个市场环境各方面有什么感受？

董润年：我后面还有科幻电影的创作计划。我个人自我定义的时候，作为科幻迷的身份比作为电影人的身份还要更重要一些，因为从小接触了科幻，对我来说科幻并不简单是一种文艺类型，至少是一种思维方式，看待世界的方式。

包括我看很多现实生活中的现象的时候，有时下意识会用科幻的角度想，如果我们用科幻的方式把它推到极致，会发生什么样的状态。

我接触到的有更多团队在进行科幻创作，但可能形式跟大家想象的未必完全一样。大家一提到科幻，更多是想到《流浪地球》一样的太空，《疯狂的外星人》一样的外星人，但其实我们现在整个生活已经很科幻了，包括今天早上来之前，我还看了神州十二号的发射。

其实我觉得，科幻这个词有时未必特别准确的概括了我们的定义。可能英文更准确的表明了，我们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一种创作，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创作者在进行科幻创作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

现在科技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怎么用这种思维来贴近现在观众正常的生活，其实已经是接近用科技创作的理念了。

主持人：开心麻花最新的作品《独行月球》，刘总是总制片人，喜剧跟科幻怎么结合？您可以谈一下这个项目从研发到整个拍摄制作的过程。

刘洪涛：我们是一家喜剧公司，每天想的就是怎么创新，把我们比较擅长的喜剧风格做一些突破或者升级。2017年底我们导演张吃鱼接触到一个素材，后来我们看了一下，都觉得挺好。

刘洪涛

从17年底一直在做剧本创作，18年底剧本一稿出来。19年初《流浪地球》出来，我们当时感觉特别震撼。同时我们也为观众的反映特别开心，到2020年春节我们剧本就算成型了。

最困难的是去年春节后，我们公司主要的收入是演出，演出全停掉了，所以我们讨论现金流断了之后，这个项目是不是往前走？同时我们另外一个项目也花了很多钱，那时候对我们是特别大的考验，但是我们还是往前走了，经过一年筹备，去年12月开机，今年4月杀青。前期拍摄用了150多天，正在做后期。

02｜要不要做本土化结合

主持人：董润年老师，在面临比如说国外流行文化的影响，本土科技的发展，以及一些类型融合的时候，您会怎么处理这些问题？

董润年：我刚才观察，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下面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在拿着手机，不管是在拍照，还是在查看别的信息。

其实我们现实生活比我们想象的已经更加科幻化了，我们一直在讨论赛博朋克，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赛博朋克化了。我们拿着手机，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跟世界的一个出口，我们已经是跟手机紧密联系的电子生化人。

董润年

我觉得作为创作者，应该重视这些现实。我们对于科幻的认知也应该更新了，不能老认为科幻就是那种大片、太空、所谓数百年后的高科技。我们如果真实展现生活的话，已经有很多科幻元素在里面了。

在我们很多创作中，甚至有意无意的回避这个。比如现在很多爱情片仍然不去涉及互联网和社交软件对我们的生活，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创作者对科幻的认知要更新，你会发现生活中无处不科幻。中国发展特别快，我们把很多时代挤压在了短短的几十年里，这本身就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科幻场景，这其实是创作者特别应该挖掘的东西。我觉得把这些真正看清楚、想清楚，然后表现出来，对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是特别好的支持。

主持人：王红卫老师怎么看，创作者会受到原来很多外国流行文化的影响，然后还要结合本土的文化特质、技术发展的特点，来处理这些关系。

王红卫：我陪伴了中国电影商业化的十几年。其实从一开始所有这批成功的电影人都非常清醒的意识到，本土化对于商业电影在中国蓬勃发展，是一个前提，不是一个要素。

科幻电影是双方面的舶来品，一个作为类型电影，一个是作为科幻本身。我觉得本土化是更重要的，它也应当先成为一个前提。就是去想中国人怎么去讲好中国的科幻故事，千万不要去找一个国外成功的科幻电影的模式，然后想怎么把它国产化，怎么把它杂糅进一些中国的元素去做。

主持人：大家都会聊到很多本土化的话题，有时候会聊到一些元素的结合，比如说科幻+武侠，您怎么看，什么是比较好的本土化的方式？

王红卫：我认为好的本土化的方式，还是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文化特质、情感出发。我不认为用既有的概念硬把它捏到一块是好的做法，这是一个特别偷懒的方式，听着很聪明，其实连鸡贼都谈不上。

科幻电影跟其他电影非常不同，还是科在前。哪怕做非常荒诞的科幻电影，它的科字还是你永远绕不开的存在。

比如说科幻武侠，你去贩卖概念，去忽悠别人还可以，但是你真把它作为一个创作的方向，我觉得挺危险的。还是要更深入去想实实在在的中国人的故事是什么，之后再去想和科幻怎么能够发生关系。

03｜那些拍科幻的青年导演

主持人：近年来电影行业短片创作的热度越来越高，最近著名科幻作家王晋康老师有一个系列的科幻短片，王红卫老师也重点参与了。王老师您怎么看待青年导演用短片这种方式入手做科幻电影，您参与刚才这个系列短片的整个过程中，有哪些更好的方式可以探讨？

王红卫：其实我过程中的感受有点浓缩式的，一下会有十几个青年导演、十几个科幻项目，你去看到它的开发、筹备、拍摄，再到后期的过程。所以它其实有点我们现在青年导演+科幻电影这两个概念的一个缩影，问题依然是问题。

平时我在接触其他的科幻电影和青年导演项目的时候感受到的问题，依然是我这次去做短片时候的问题。比如说对科学、对科幻，对如何把一个文学文本转化为电影文本，如何有一个非常清醒的意识说中国观众目前对这个类型的接受度、理解度、他真正想看的东西是什么，对这些是不是有清晰的概念，这些方面都还存在问题。

对于所有要做科幻电影的青年导演来讲，可能你本身就缺乏一部电影长片的经验，你马上要面对的其实是一个新的类型、新的市场，没有前辈和先例可循。甚至连模仿都不知道模仿谁，你最多模仿一些国外的电影，而且你自己又是新的电影，所以确实是困难。

但是同时也会有优势的地方，因为这次他们挑选的导演都是年轻的一批，基本上是85后。基本上80前的导演去做科幻是很困难的，我认识的第一个号称自己是科幻迷的电影人就是老董（董润年），比他大的没有说从小是看科幻书长大的。

这次短片基本上是85后，包括90后的导演，我跟他们沟通这方面的常识性的东西，确确实实比以前代际的导演要顺畅，可能他们包括95后导演出现的时候，这些问题会迎刃而解。

主持人：开心麻花是比较独立的体系，从舞台剧进入到银幕上的喜剧，而且张吃鱼导演也是喜剧导演。在拍科幻电影的人才上，您接下来会有什么计划吗？

刘洪涛：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说。

第一，现在技术发展特别快，最近元宇宙、数字人这些概念出来，是不是未来的虚拟世界跟现实世界的连接会非常便捷？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这半年一直在想这个事。

我们无法想象，这些真的进入现实以后它影响在哪儿，很可能会出现一些工具。现在大家都说能不能做互动式影视，但是很可能观众更感兴趣的是自创。未来如果出现很多工具的话，比如现在几岁的小朋友用工具来创作动画片，将来会不会出现大量的观众自创的电影？

还有很多娱乐方式在消解电影的消费时间，所以电影在未来是非常困难的，会面临特别大的压力，我们真的要掌握最新的技术，然后怎么能够做出好作品。

第二，从内容上来说，我觉得艺术的本质到最后还是对人性的认识，满足人性的需求。它刺激的就是多巴胺、内啡肽，所以未必一定是电影、一定是美术、一定是音乐，它可以是任何东西，只要大家有幸福感、有愉悦感、有快乐开心，这个东西就是好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抓住人性的需求，对人性有特别深刻的认识，这个东西就是好作品。所以我们虽然是一家喜剧公司，其实在根上我们是希望对人性有认识。

04｜科幻电影新方向的探索

主持人：韩松老师，刚才刘总谈到元宇宙、虚拟现实，包括大家谈到赛博朋克，关于科幻文本本身好象又展开了很多维度，您从自己的创作和观察，怎么看待现在科幻文本创作的状态？

韩松（中国知名科幻作家）：科幻文本创作非常好，我们现在评奖都评不过来，非常多的奖。科幻电影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类型，大家都说它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副产品。我觉得电影根本上是艺术，我是个科幻电影迷，看过好多科幻电影，我觉得大量拍的不是科幻不行，是电影本身不行。

韩松

《星球大战》很多都是伪科学，但是它确实是一部非常好的科幻电影，秘密在什么地方？还有刚才说的小成本科幻电影，艺术是很个人的东西，而且跟科学结合在一起，它的难度就在这个地方。

科幻从文本来看，是一个最具有颠覆性、挑战性的。经常是挑战既有的认识和世界观。这个既使在小说创作中也很难达到，意味着在文化的深处，要产生一个非常新的东西。

主持人：近两年出现的科幻电影，王老师觉得有一些新的方向探索吗？

王红卫：我特别赞成韩松老师说的后面那一点，如果说我们的科幻电影有什么特别致命的，可能是从我们基因里带来的东西，去挑战那些我们可能相信了很久的东西。而这些可能是最伟大的科幻电影需要具备的本质性的东西，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它只是一个商业范围内的、流行文化范围内的科幻。

05｜科学和技术的价值

主持人：在项目过程中，跟科学专家进行相关话题探讨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过程，持续多长时间，有没有一些分歧，如何解决？

王红卫：我觉得《流浪地球》之所以，起码不算失败，在科学上有一些基本常识，还能够符合学术界的要求，一个是有科学顾问这样的角色存在，还有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创作团队，尤其是前期的创作团队，一定要有基本的常识和概念。

比如我们写着写着，我说我们得算算，一个发动机的周长是多少，占地是多少？在北美大陆，包括把海都占用，按大刘写的一万个地球发动机，是不是排得下？结果是挺惊人的，你用基本常识算一下，会发现排得非常密，就会出现挺奇怪的感觉。

如果说往海里建地球发动机的话，它有很多困难。就是这些思维习惯，包括我们每一个往下推论、验证这里应该怎么写，那里应该怎么写的时候，其实都需要基本的科学技术、包括历史的常识撑着。而这个在做常规电影剧本的时候，可能就不会那么凸显。

在其他一些团队，可能还是挺大体量的科幻电影创作团队中，没有遇到过。所以这是科幻电影创作的问题。我经历过的团队里面，对于科幻，对于科学知识，包括科学史这些真是没概念，所以说这个工作太困难了，那是很恐怖的经历。你刚才提到所谓的科学顾问，科学顾问在我这里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整天奋战在一线的创作团队里面，他的科学基础是不是足够。

主持人：刘总，据说《独行月球》的时候专门找过科学家咨询，这个过程您分享一下，以及跟喜剧电影创作有什么不同？

刘洪涛：科学家在电影剧组里面做顾问是一定要有的。我从务虚跟务实两个角度说。务虚就是中国电影观众其实是现实主义审美，他会从现实逻辑和科学逻辑来看电影。如果电影在这个方面有一些BUG，就不可信，不可信就不会共情。另外从创作者来说，出于对人类命运、对宇宙命运的关切，如果我们的创作纯粹是像王（红卫）老师说的没有科学素养的瞎想，那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而且违背我们初心，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科学顾问。

从务实角度，我们关于未来的想象，科幻电影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冰山一角，但其实我们要建立整个的世界观。比如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穿什么，戴什么样的帽子，用什么样的茶杯，服装衣料是什么样的，这些东西都做特别周密的设计想象，包括科学家的支持。

举个例子，我们做了几款月球车，一款是小的，一款是大的，小的是要穿宇航服的，大的是不要穿宇航服的。首先这种车的创作制造，不是简单的电影美术道具师能完成的。你要研究这个材料是不是有未来感，然后色彩、承重、动力、电子工业设计等等。一个大的车将近4吨，这个车还能走。这些如果没有科学家的支持，我们根本完不成。

主持人：既然说到了科影融合，2020年8月科幻十条出来的整个过程中，林育智老师和他的工作组在2017年到2020年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为这个政策的出台提供了很多的支持，林老师可以整体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

林育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与影视融合专委会常务副主任、科影融合项目负责人 ）：中国科协也是希望能通过电影，使公众更喜欢科学，提升公民的科学素养。这个项目也得到了国家电影局等相关部委的合作，去年7月23号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协科技传播与影视融合办公室，作为一个协调机构。

林育智

回到科学顾问，其实有五类。

第一类称之为非正式顾问，因为中国的本土情况，有些编剧或制片人有一个IDEA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剧本，我们会给他提供能支撑剧情的科学素材和科学理论，甚至帮他构架一个世界，完成世界观的铺设，给予一定的科学性建议。

第二类我们叫专家顾问。剧本成型之后，针对某一类问题，我们给他找到非常合适的科学家，比如说刘洪涛老师提到的，他们的月球车设计，或者他们在太空有一些场景，我们就给他匹配到了一个刚刚从发射基地回来，送了一颗卫星上去的整个工程师团队。

第三类顾问，我们叫现场顾问。现场顾问需要给演员提供帮助，给道具师提供协作问题，甚至现场被问各种各样的科学问题。但是很多问题其实是超出科学家认知范围的，因为每个科学家都只有在一个小小的范围内他是一个科学家。

最后一类，我们称为跨界科学顾问。这类顾问在好莱坞也非常稀少，但是这些人非常珍贵。这些人必须具备两个特点，一是受过非常专业的科学训练，第二他要有非常完整的在影视圈的工作经验。这群人能自主发现拍摄过程中涉及的所有科学问题，同时他还能够找到科学同行们磋商，最后形成科学意见，最后他能把这些科学性的建议变成影视艺术语言。这一类人非常少，但是在我们专委会46人大家庭里，我们正在努力培养这样的人。

主持人：常洪松常总，您原来做特效，现在工夫影业是做制片，您怎么看做电影的时候，跟科学化的体系的关系？

常洪松（工夫影业合伙人、天工异彩董事长）：本质上电影每次新的发展都是由技术的突破带来的。所以我一直呼吁，导演、编剧、制片要多去技术公司交流，看看技术走到哪里了。有很多新的数字技术能帮助创作者，更好想象他的画面未来会是怎么样的，甚至更节省周期和资源。技术本身是一直在推动跟辅助创意，甚至有时候是可以引导创意往哪里去走的。

主持人：陈楸帆老师是有多重身份的，本身是科幻作家，也做了很多科幻装置艺术展的策展，还有翻译，也参加一些影片作品的改编和创作。科学知识体系在您的多重身份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陈楸帆（科幻作家、编剧、翻译、策展人）：我是一个纯文科生，中文系+艺术专业的，但是我从小对科技更感兴趣，所以这是能打破文理分科导致思维模式比较狭窄的一个契机。

陈楸帆

其实在我创作里面，科学的部分占到非常大的比重，比如说我写一个小行星挖矿的故事，《无债之人》其实只有两万多三万字，但是我需要看50万字的材料，包括一些科学论文。但是当我看完这么多东西，写成小说之后，然后再认识一些真正做这件事的科学家，还是会发现里面有非常多的漏洞，所以这个事情是没有止境的。

过去几年我也做了非常多科幻影视项目的世界观顾问，帮非常多的IP项目建立它的世界观体系，这个体系是跨学科的，不光是科学，包括人文方面，比如说语言学。

我非常认同王红卫老师刚才说到的，可能需要崭新思维的一批创作者，80后甚至90后这些新的，不光是导演，方方面面的影视工作者，他们的教育水平，包括科技素养，包括对整个科幻类型的理解，我是非常成熟，而且是跟国际水平接轨的。

在我们提供的这么好的工具、人才队伍、顾问团队的基础上，我非常期待在接下来几年，能够看到更多更符合中国本土的国情、群众审美偏好，同时能够展现我们国家的创新成果的作品，包括能够有一些价值观、哲学性的思考在里面。

因为科幻最核心的其实是哲学思想，如果没有这个，其他都是华而不实的装扮。其实它最后表达的还是对于人本质与这个世界、与宇宙关系的终极思考。如果没有这种思考，其他的就没有那么重要，观众可能看完之后也不会留下太多深刻的东西。

主持人：现在我们进行本土化的技术创新的时候，从科影融合的角度，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工作来推动，林老师可以来分享一下。

林育智：我们科影融合专委会从去年12月成立之后，启动第一项工作，开展了整个电影影视技术和科研力量的融合，我们希望能够深度促进这两个圈子更进一步融合。

刚才提到了科学顾问等等，其实是从内容上给中国的电影产业赋能，这个赋能工作我们希望通过组建一种新型的联合实验室式的工作机制。

目前我们有一个初步的构想，我们这一年来一直在积极推动国家电影技术创新中心，目前还在论证阶段。这个中心我们希望是一个综合了包括天工异彩等等这样的企业，包括中影、华夏这样的影视国家队，包括中科院物理所、中科院数学所、中科院自动化所、中科院计算所等等科研力量，包括上海科技大学，包括北航等等相关实验室，形成一个以打好影视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战略目标的优化配置科研院所、企业、包括内容生产商、发行机构，整条产业链上，我们要围绕整个电影产业链，部署一条创新链。我们要在2035年文化强国目标实现之前，实现中国电影影视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坚战。

主持人：常总，您身兼制片人和特效工作，也是科影融合专委会的委员，现在在整个技术创新的道路上，我们接下来怎么探索一些可操作性更强的、对项目有直接作用的技术呢？

常洪松：我自己的感受，一个是刚刚林育智讲的，真的要把科学界拉到我们行业里面来，在基础软件国产化或者说自主性上，真的拉着国家队来做。

常洪松

第二作为企业本身，在技术端，我们现在很清晰看到未来的智能影像技术会取代现在的数字技术。因为我们自己的内部研究室，现在比如说有几个效果类的突破，到了电影级的换脸换头，然后变老变年轻。

原来的数字技术可能两三百人，一部电影或者一部大网剧要干一年。现在可能一两个人工，采购一些算力，一个月就完成了，而且精度非常高，大银幕上不宣传是看不出来的。

原来我们要画老年妆是非常折腾演员的，现在你随便演，到后期调的时候用智能技术，导演可以自己定义老多少岁，老成什么样子，有多少褶皱。这个感受就非常强烈，我觉得技术的使命是拉低门槛的，影视技术同样如此。未来技术真的可以让任何有想象力的、有才华的创作者，只要有所想，我们基本上可以做到用智能技术给你提供真实级的场景、真实级的道具，马上就可以提供真实级的虚拟演员。

主持人：王红卫老师，您觉得整个电影人在提高科学素养的同时，在本土化的技术探索方面有什么建议？

王红卫：我想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尊重这些背后是无数的，从技术开发人员到最后去落实操作的特效公司，和特效公司里面从总监到技术员这一系列的人。

我觉得第一个，从产业、资本，到每一个项目的制片人、导演，要尊重这么多人的努力。之前有特效公司说过这个问题，大量人才流失，这些人培养了去了游戏，背后是我们很多片子，不管是因为成本问题还是意识问题，一直在压特效的预算。我觉得第一步是尊重，尊重的基础才能够去理解，不仅仅是说作为一个采购方去购买这些技术。

另外，虽然常总刚才说了，技术是让人偷懒的一个方式，这个是从宏观上的说法。而到微观上，我们做每一个项目的时候，创作人员不应当这么快就变懒，这么快产生对技术的依赖。

有这两点基础，我们才能够做到，技术给想象力插上了一个真的能飞的翅膀，但是它不是取代想象力的方式，还是作为艺术家你的天职这块是最更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