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人性的考验，疫情让世界更加团结，1+1＞2

心理学家指出，与大多数重大变革一样，新冠疫情能激发人性中的至善与至恶。但究竟是善是恶？有哪些依据？

初看之下，疫情似乎使人们更加团结。2020年3月，当时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展现出全国上下团结抗疫的美好图景，这似乎是疫情肆虐的同时意外带来的积极效应。在意大利全民居家隔离期间，无数例子表明，人们不仅有更多时间陪伴身边的人，而且彼此之间也更加友善。这种集体观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歌剧明星在阳台上为邻居表演；人们每晚为医护人员唱诵赞歌（这一现象几乎传遍欧洲）；人们自发以各种方式互帮互助，支援有需要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件好事，之后，在全球各地封城抗疫期间，个人互助、社会团结的事迹不断涌现，引人瞩目。点点滴滴的善意、慷慨付出和无私奉献似乎成为各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团结合作、社群主义、舍己为公、关爱他人等观念成为主流价值观。相反，凸显个人权力、名气和声望的现象遭人厌弃，“富豪名流”的受关注度也随着疫情的蔓延而逐渐消退。某评论家指出，新冠疫情能迅速“消除崇拜名人之风”，而崇拜名人正是我们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他表示：“当整个社会停摆、经济发展停滞、死亡人数攀升，每个人的未来仿佛凝固在拥挤的公寓或富丽堂皇的豪宅里，阶层流动的梦想就此消散。两个阶层之间的差异从未如此明显。”[插图]种种现象不仅激起评论家的深思，也促使公众反思，新冠疫情是否激发了我们人性中至善的一面，从而引发对更深层意义的探索？人们会思考诸多问题，例如：经过疫情的磨砺，我们每个人和整个世界会变得更好吗？价值观会随之变化吗？我们是否会更乐于培养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关系？简而言之，我们会更乐于助人、同情他人吗？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虽然飓风、地震等自然灾害会让人们紧密团结，但大流行病恰恰相反，会让人们离心离德。原因可能在于，突发自然灾害虽然猛烈，但通常持续时间较短，人们齐心合力，往往能速战速决，快速恢复。相比之下，大流行病持续时间长，人们出于对死亡的原始恐惧，在疫情迟迟不散的过程中，容易对他人产生不信任感。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大流行病最重要的后果是带来极高的不确定性，进而使人心生焦虑。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疫情是否会卷土重来？我们爱的人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能保住工作吗？这一切毫无保障，会让我们心神不安，深受困扰。寻求确定性是人的天性，因此我们需要“认知闭合”，会竭尽所能消除妨碍我们机能“正常”运转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大流行病蔓延之际，人们面临的风险颇为复杂，难以掌握，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充满未知。因此，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更有可能节衣缩食，而非像在突发自然灾害或其他灾害时那样照顾他人的需求，这一点与媒体普遍宣传的情形相反。反过来，这也成为人们产生羞耻感的深层根源，这种情绪正是决定疫情期间人们心态和反应的关键。羞耻感是一种令人不适的负面道德情绪，混合了后悔、自责，以及对自己做了“不正确”的事所产生的模糊的“不光彩”感。无数以历史上流行病为背景的小说等文学著作都描述和分析了羞耻感，导致人们产生羞耻感的行为可能非常极端和骇人，例如父母抛弃孩子。短篇小说集《十日谈》讲述了1348年意大利佛罗伦萨暴发黑死病时，一群男女在乡村别墅避难的故事。在这本书的开头，作者薄伽丘写道：“许多孩子被父母抛弃，无人照料，无人问津，自生自灭。”同样，从笛福的《瘟疫年纪事》到曼佐尼的《约婚夫妇》，许多关于流行病的文学作品都讲述了对死亡的恐惧往往会压倒其他一切人类情感。在以上每部作品中，个人迫于形势选择优先保住自己的性命，但随后对自己自私的选择产生了深深的羞耻感。值得庆幸的是，凡事总有例外。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了种种暖心之举，比如，医护人员经常表现出远远超出职责范围的关爱和勇气。但他们似乎只是例外！历史学家约翰·巴里在《大流感》一书中分析了一战末期西班牙流感对美国的影响。他指出，当时卫生工作者急缺志愿者，但流感疫情越严重，人们自愿参与的意愿就越低。这场流感仅在美国的致死人数就达到一战期间美军死亡人数的12倍，但如今我们对1918—1919年这场大流感的了解相当有限，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正是集体羞耻感。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迄今为止关于这一事件的书籍或剧本如此之少。

心理学家称，认知闭合往往伴随着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人们倾向于选择简单的解决方案，这很容易滋生阴谋论，也为谣言、假新闻、不实消息和其他有害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在认知闭合中，人们会去寻求领导力、权威性和明确性，因此（在社区内和领导人之间）信任谁、不信任谁，变成了至关重要的选择。在压力下，人们倾向于上下齐心，团结在宗族或群体周围，与同伴拧成一股绳，而不是躲在这种集体背后。自然而然，人们对周围人更加依赖，似乎变得像婴儿或体弱多病的人一样弱势、脆弱，对亲近的人也更加依恋，开始重新对我们所爱的家人和朋友燃起更强烈的感激之情。然而，这也会促使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宗教和种族情绪越发强烈，继而带来令人不安的负面效果。最终，这些问题集结起来，让整个社会表现出至恶的一面。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汗·帕穆克在新作《瘟疫之夜》（定于2020年年底出版）中表示，当疫情来袭，人们总是会散布谣言和虚假信息，认为病毒是外国人恶意传进来的。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人们的做法与以往疫情暴发时一样，即开始寻找替罪羊。这也是为什么“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在有关疫情的记载中，总能看到无法控制的意外暴力事件、传闻、恐慌和叛乱”。帕穆克补充道：“有关疫情的历史和文献表明，受难民众所经历的痛苦、对死亡的惧怕、形而上的恐惧和荒诞的感觉越强烈，他们的愤怒和政治不满就越强烈。”

新冠疫情清晰表明，虽然世界各地联系紧密，但国家之间甚至是国家内部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团结。在封禁期间，令人动容的个体团结虽有所显现，但也不乏自私行为。在全球范围内，互帮互助的美德明显缺失，尽管人类学研究表明，人类的与众不同之处恰恰在于能够相互合作，并在此过程中发挥团队优势，促成“1+1＞2”的成果。那么，新冠疫情是会刺激人们自我封闭，还是会激发我们与生俱来的同理心和合作意识，促使我们更加团结？人类在以往几次大流行病中的表现并不乐观，但在此次疫情中，人们的反应有了根本性改变。所有人都意识到若不通力合作，我们将难以应对共同面临的全球挑战。简而言之，若不协力解决生存挑战（包括环境和全球治理急剧恶化等），我们必将走向末路。因此，我们别无他法，只能召唤出我们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本文节选自《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作者：克劳斯.施瓦布，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