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地图在印制时,并非一个模子,人们总喜欢以自己为中心,去理解外物。故而打开西方的世界地图,会发现欧洲处于世界的中心位置,这种表面上的偏见,从深层的体现,便是殖民,而罗伯特院士认为,欧洲的殖民早有先兆,早在中世纪盛期的欧洲内陆,殖民便以战争、移民、文化、信仰等多种形式,促进着欧洲的欧洲化。
人类想要获得粮食,便需要拥有能够种植作物的土地;想要得到心理安慰,便需要能够举行祭祀的祭坛;想要获得足够的财富,便需要能够承载财富的躯壳。正如以宗教文化为依托的教化殖民,需要依托于边疆的扩张。
近代欧洲在全球的殖民史,构成了世界地图上大部分国家的“血泪史”,究其根源,可以是工业革命的先进性,也可能是欧洲大陆骨子里的殖民主义。“前因”是从表现形式上认定的浅显理由,如同大部分人认为令狐冲厉害,是他学了孤独九剑、易筋经等武功,而否认了他的性格、心性。所以,当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罗伯特·巴特利特,携带《欧洲的创生:950-1350年的征服、殖民与文化变迁》入世,便以“后因”获得了世人认可,荣获1994年的沃尔夫森历史奖。
罗伯特运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行文方式,以大量的实证与事例,分边疆扩张与文化殖民两个核心,论证“欧洲骨子里的殖民性”,从而由此推论出一个“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样的观点:欧洲自身是由内部的殖民而产生,那么它成为殖民者的原因不言而喻。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奴才做了主人,是绝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尽管这样的论证有些牵强,但至少为世人提供了一个审视欧洲的全新的角度。
《欧洲的创生》截取中世纪盛期的欧洲历史,分类别阐述了950—1350年欧洲和地中海的征服活动、殖民化与相关文化的变迁。本书的主题,不单单局限于由征服与迁徙引起的“移动的边界”,更着重于殖民主义入侵之后的文化入侵。这种文化、宗教、政治、军事等领域的同质化,组成了“欧洲创生”的根本。
一、移动的边界
扩张起源于贵族,财富与权势在新的地区更容易获得。西欧的贵族随着十字军东征,在新征服的土地上获得地产,成为领主,开始积聚财富。而法兰西的骑士与显贵,在十字军中停留的时间更长,大半部分的征服活动,都有他们的身影。长期参与征服,会有一个弊端:获封的领地会较为分散,在这一点上,德意志人做得更好。在中世纪盛期,德意志人主要向东欧扩张,规模比较大、持续时间长、空间更集中,从而影响力也更深远。在边界移动时,法兰西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无处不在”,而德意志的影响则是“扎推发展”。
十字军东征并不是征服的全部,英格兰殖民、西班牙再征服、地中海东部等地的扩张,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那是什么促使了这样一次边界扩张呢?它既没有特定的领导者,也没有特别强的目的性——类似建立新王国之类。
通常的解释是,一部分贵族在本土,没有多余的土地可供分封,而恰巧在征服的路上,战功可以兑换领主权和领地。拥有自己的地盘,是这部分贵族对“寿终正寝”的依托,一旦获封,整个家族及扈从都会追随而至,在全新的领地中,发展经济和文化。或许这也可以理解为自由的一种,戎马一生,获封自主,有点“自治县”的味道。
另一种扩张的理由比较合理,以家族为依托的贵族,本土发展达到了瓶颈,需要在外部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们所图谋者甚大,通常会建立属于自己家族的王朝。作者对比了同时期的意大利和法兰西,他们的政体和国情,在同阶段大体一致,而唯独法兰西选择了扩张,唯一可供解释的理由,则是法兰西的土地不够分封。
扩张一旦开始,很难立刻停止。正如《指环王》中,魔戒所代表的欲望与贪念,是会传染的。城堡与骑士团,是那个时期扩张的象征。从欧洲大陆内部发起的扩张,完全自发,骑士团带领着自己的随从,在边界线上找寻着一个个将会属于自己的“别人的土地”。重骑兵是完成征服(侵略)的保证,而法律、信仰、习俗等,是摆在“新领主”眼前的紧迫问题。
二、欧洲的创生
伴随着战争与迁徙,“新殖民地”在语言、法律、信仰和习俗等领域,开始潜移默化地被“征服者(殖民者)”影响。一人数骑想要做到这些,是不切实际的,于是教会与商人加入其中,与领主一道完成征服地的社会改造。
封地首先面临的变化是语言。以领主为首的统治者,带来了远方的语言,为了交流方便(服从统治),原住民需要学习并掌握一门“强加的外语”。事实上,原住民在种族问题不存在时,只需要考虑语言的变化,反之,则会面临灭顶之灾。这些灾难,从征服(入侵)完成时,原来的贵族早就领略过了。
其次,教会在领土扩张中,总是扮演着“无孔不入”的角色。“宗教崇拜的散播与土地开垦的散播齐头并进。”遵守新领主带来的信仰与法律,成为原住民不得不做的选择。法律所携带的社会底线,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触碰,但必不可缺。而教会主张的信仰,在殖民地肆无忌惮地蔓延,改造着原住民的思想,也为领主推行“复制而来的政体”提供了便利。
最后,殖民商人的参与,让原住民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新的技术与远方的材料涌入当地,一方面促进了封地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剧了原住民与入侵者的矛盾。随着殖民商人的进驻,以人口为核心的殖民城镇开始出现,区别于领主所在的封地统治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的殖民城镇,为领地提供了更活跃的因素,也是领地再次发展的前提。
虽然作者美其名曰“欧洲的创生”,但其侵略的本质不容忽视,欧洲的边界,在铁骑踏过之后,开始移动,而后续的社会改造,让原住民经受了一场“侵略同化”之旅。所以,综观书中提到的400年,对照近代出现的欧美入侵,似乎“侵略、当老大”是欧洲人骨子里的属性。
移动的边界,欧洲的创生,历史总是出奇的相似,但书写时永远不容许失败者发声。
罗伯特·巴特利特,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对400年的历史分门别类,从征服、殖民,再到文化变革(同化),逻辑性很强,例证充分,是典型的论文式历史著作。即使抛开中世纪盛期的欧洲历史不谈,也能从字里行间找出他的行文线路。鲜少出现的评论性文字,似乎是一种遗憾,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他的书中,行文结构及章节间的联系,早已露出了他的真实想法。在史料堆砌的文字中,结论早已诉诸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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