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澜：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必须走出自己的路

　　全文长 6500 字，阅读大约需要 9分钟

　　叶澜，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教育学会原副会长，中国“新基础教育”研究与“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创始人。

　　近日，叶澜教授接受《解放周末》记者专访，畅谈了从事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初心与目标，还分享了“新基础教育”研究中的许多值得纪念的故事。她说，基础教育只要坚持改革，并积极践行，便可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路。一起来看访谈实录！

　　教育改革，是当代世界之潮，也是中国教育面临的重大问题。作为教育大国，我们能否走出自己的教育改革之路，形成当代中国自己的理论和经验？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叶澜是中国“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创始人，从事“新基础教育”研究和实践长达20多年。她说：“基础教育只要坚持改革，并积极践行，便可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路。”

　　我们要有自己的理论，而且还要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解放周末》：您是一位教育学理论研究者，怎么会去中小学搞教育改革，而且一去就是20多年？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您的初心是什么？

　　叶澜：我是学教育学的，1962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毕业留校后，再也没离开过这个专业。我相信学校教育改革需要教育理论的指导。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教育逐渐走向常态，我在教育学系承担“教育概论”这门课的教学。当时，尚未有作为教科书的《教育概论》著作，我就一边上课，一边研究，自编教材。

　　“教育概论”是教育学系的基础课，它要阐述一系列教育基本理论问题，这促使我对教育学作深度思考。正是在研究和教学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系列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教育和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当时有一种比较主流的观点叫“三因素论”，即把影响人身心发展的因素归结为遗传、社会环境与学校教育三个方面。但是，我觉得这个观点有缺陷，其中缺少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发展主体本身。于是，我提出了新的“二层次三因素论”，认为影响人发展的可能性因素包括先天因素、后天因素和环境因素，而且这些因素随着人的发展过程呈现动态变化。但可能性因素要成为个人的真实发展，必须通过发展主体的自主选择与实践。

　　1986年，我以此为主题的一篇论文（《论影响人类发展的诸因素及其与发展主体的动态关系》）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投稿时我还只是一个讲师，这个理论和当时的其他理论都不一样。

　　《解放周末》：这是一个有突破性的教育学理论吗？

　　叶澜：是的。论文发表后，引起了学界关注，我还因它获得了生平第一个学术类一等奖，那是中国教育学会开展的第一次10年优秀论文奖评选。

　　作为教育学研究者，我一直把中国教育学的发展看作自己的应尽之职，这个意识非常强烈。

　　《解放周末》：您的目标或理想是什么？

　　叶澜：我曾经在一篇回顾中国教育学20世纪百年发展的论文（《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的审视》）中指出：中国教育学存在两大“依赖”问题。第一是依赖国外。翻译介绍国外的教育思想成了教育理论更新的捷径。第二是依赖其他学科。教育学可与很多学科产生交叉，比如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法学等等，结果往往导致教育学成了其他学科的应用领地，而自身的理论却得不到发展。我觉得这两个“依赖”如果不改变，中国教育学是没有希望的。

　　我个性有点犟，有人说教育基本理论没有什么用，甚至称教育学没有基本理论，因为国外没有。我不认同这种观点。我认为基本理论恰恰是教育学的内核，必须加强研究。

　　2001年初，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一期上发表了题为《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一文。文中提出：“进入了21世纪的中国，不能没有自己原创的教育理论。”

　　在我看来，原创的教育理论，应该不依赖、搬运国外的教育理论。首先，它研究的问题是中国的，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国情的教育问题。其次，它引用的材料、研究的资料是中国的。最后，形成理论的主体应该是中国学者。我们要有自己的理论，而且还要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这其实是我一直以来的学术志向。

　　我不希望只有一两个孩子冒尖，而是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成为学习的主人，成为课堂的主人

　　《解放周末》：这样一个非常宏大的学术志向，它怎么落地呢？

　　叶澜：我写了那篇“二层次三因素”的论文后，就一直想弄清楚：孩子的自我意识到底在学校教育实践中能不能得到培养？自我意识觉醒以后，孩子会不会变得不一样？后来我亲历的两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

　　第一件事情是20世纪80年代，普陀区中朱学区的教育改革非常成功，该学区处于老旧棚户区内，原来教育质量很差，10年间发展成了一个学习、学风都优异的学区。我和陈桂生老师带了几个研究生去调查，这次调查使我大开眼界。

　　比如，怎么提高整个学区的学习成绩？学区领导的突破口是：先抓最差的外语。他们把学区里几位外语老师送出去培训，然后由他们承担整个学区的外语教学。这样，外语成绩一下子就上去了。外语学好了，老师和孩子们有了信心，再要求语文、数学老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成绩也上去了。他们把薄弱点当成突破点，这就是实践智慧。

　　这次学区调查让我体会到，如果我们不到实践中去，不到第一线去，就抓不到这些“活鱼”。由此，我更坚信教育实践能滋养和激发教育理论的生长。

　　《解放周末》：这个调查经历了多长时间？

　　叶澜：大约两年。调查结束后，我们把调查报告汇总起来出了一本书，题目叫做《走出低谷》。

　　第二件事情是1990年，参与调查的时任普陀区洵阳路小学校长刘荷华突然来找我。她对我说：叶老师，我们不仅要走出低谷，还要登上高峰。她希望我们继续到学校去进行指导。我想，这正是一个检验我的教育学理论的好机会。于是，我向市教委申报了“基础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能力发展”这个研究课题，并很快开始了基于学校的研究。

　　这个试验开展得并不顺利，最后坚持做的只有一位三年级的班主任周老师，他是一位语文老师，幸好他坚持了下来。

　　《解放周末》：您对这个试验是怎么预想的？具体又是怎么操作的？

　　叶澜：我们当时没有经验，但是有一个基本原则——老师必须放手，让更多孩子积极参与课堂教学。一开始，我给周老师计算上课时间，基本情况是：一堂40分钟的语文课，有35分钟都是老师在讲，有几个学生偶尔举手发言。我对他说，你要让每个孩子在课堂上有他自己学习的时间，哪怕让他们自己读两遍书也好。他们学了以后，你再提问，让他们回答或者进行小组讨论。

　　研究中还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试验开始第一周，有一天，我找来了班里的几个小干部，让他们自己组织一次班会。我说不能找老师商量，要求只有一个，就是班里所有同学都要参与活动。下午，我们几个坐在教室后边，班会活动开始了。那天正好是教师节，一开始他们组织有才艺特长的同学表演唱歌、跳舞，直到还剩最后5分钟时，主持人说我们每个同学都要送周老师一句话作为教师节礼物。同学们立即挨个站起来表达对老师的祝福。我一下子兴奋了，没想到小学三年级学生能够自己想出办法来，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下周我们再去的时候，周老师告诉我，学生们要求以后的班会课都由他们自己来上。我很惊喜：孩子们真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啊！后来，他们不但承包了班会活动，还把班级工作全都包揽了。

　　我还给周老师出了一个主意：让那些语文学得特别好的同学，有一个特殊“待遇”——可到图书馆去上语文课。一个星期5节语文课，3节在课堂上，2节去图书馆自由学。这些孩子非常开心，语文学习更加出色了。

　　《解放周末》：这些做法，现在听起来也很有超前意识。

　　叶澜：当时我只有一个主导思想，要让孩子积极地投入，要开展互动，要真正发挥孩子的潜力，达到让学生主动学习的目的。

　　研究后期，我再给周老师算上课时间，他一堂课最多讲20分钟，其他时间给了学生。3年后，他们班的平均考试成绩达到全年级第一。而且，全班成绩的曲线分布和别的班级不一样，其他班级有几个尖子生分数特别高，但试验班级是整体水准提高了，大部分都在七八十分以上，还有一批尖子生。

　　这个结果让我特别满意，我不希望只有一两个孩子冒尖，而是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成为学习的主人，成为课堂的主人。试验让我确信：教育基本理论对于教育实践是有意义的，教师是可以改变的，孩子们的自我意识是可以在教育中唤醒的，人的自我发展能力是可以不断提升的。

　　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老中医，一个一个搭脉，只有把老师的脉搏搭清楚，方可开出“药方”

　　《解放周末》：正式开展“新基础教育”研究是在哪一年？

　　叶澜：是在1994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我通过学习领悟到：一个大时代来临了，它将完全改变中国教育的未来。教育以前只是传授知识或是培养能力，现在应该转到提升人的自我意识、培养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上来。

　　外高桥保税区有一所新建的小学，想用新的教育理念来办学。我们一拍即合，“新基础教育”研究就这样开始了。

　　起初也是从一个班级开始，每个星期四，我们都到学校去，用整整一天时间听课、评课、座谈，我们称之为“相约星期四”。每学期的期中和期末，还会举行阶段总结，校长、老师和我们一起参加。

　　我们在外高桥保税区小学进行了第一个5年的探索性研究。这个班毕业时的学习成绩在全校遥遥领先。而且，学生们的组织能力非常强。家长也非常满意，他们强烈要求这个班级不要散，一起到一个中学去上学。后来，还真的有一所中学接收了这个班的大部分学生。

　　《解放周末》：小学的班级几乎整体升入初中，这件事真是闻所未闻。

　　叶澜：这是“新基础教育”的第一个试验基地，也是“新基础教育”的第一阶段。

　　5年后，机缘巧合，我们和闵行区教育局合作，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新基础教育”发展性研究。1年后，江苏常州、山东、广州、福建、海南等地也有学校加入进来。我们变得非常忙，全国各地到处跑，轮流去不同的学校听课、开座谈会，还要做理论研究。这是“新基础教育”的第二阶段，就是抓学校、抓教师团队、抓教育研究。

　　到第三阶段，我们选了上海闵行区和江苏常州市共10所学校作为核心学校，研究怎样建设新型学校，实现学校的整体转型。

　　我认为合作研究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自愿原则。做科研怎么能强迫？学校、校长、老师只要愿意改变，愿意改革，我们就一起来做。

　　《解放周末》：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最难的是什么？

　　叶澜：就学校改革本身而言，最难的是改变老师原来的观念。其实我觉得，老师也是“受害者”，他们长期被一种框架、习惯所绑架。这个框架是什么？40分钟一堂课，你要设计好怎么讲，然后准时、完整地把课讲完，你就基本上是一个好老师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老师必须不让孩子“打岔”。为什么老师上课时总是点几个学得好的孩子回答问题？因为这些孩子回答的都是老师希望的答案。在课堂上，大部分学生只是观众而已。

　　我听过无数次课，最大的感受就是改革前的课堂太沉闷了，学生们面容呆板者居多，只有在下课10分钟时，我才能感受到他们的活力。学校是“大活人”最多的地方，为什么课堂会如此毫无生气？！1997年，我发表了《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一文，引起了较大反响。这篇文章是我从心底里“吼”出来的！我认为老师完全可以改变课堂教学方式，课堂应该是有滋有味的，是生动的，是在生长的，是一种生命力如大海浪潮般涌动的活的状态。

　　一开始，我向老师指出课堂教学的问题，他们不太服气或明白。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老中医，一个一个搭脉，只有把老师的脉搏搭清楚，方可开出“药方”。这个方子不一定药到病除，但是往往能打破他们习惯的框框，生出豁然开朗之感。

　　有的老师说，“新基础教育”太难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固定的模式。我对他们说，上课是没有模式的，只有基本的原则和指导思想。到底怎么上课？这不是我决定的，也不是你老师决定的，你想要把课上得“有滋有味”，就要重心下降，放手让每个学生参与。只有这样，孩子们对教材的理解才能真实地反映出来，他们会呈现很多你没有发现的东西，他们会带给你很多意料之外的惊喜。而我们，也在与老师们的共同研究中产生惊喜和顿悟。

　　后来，我们把“新基础教育”的理想目标归纳为“四把四还”：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把班级还给学生，让班级充满成长气息；把创造还给教师，让教育充满智慧挑战；把精神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师生，让学校充满勃勃生机。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娘胎”是中国，而非外国，它对教育问题的本质有一个中国式的表达

　　《解放周末》：2004年，您向学界宣称：为创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而努力。您为什么要创建这个教育学派？

　　叶澜：“新基础教育”做了这么多年，建立起了教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综合研究体系。它是中国原创的，不是从国外抄来的，它有一大批坚定的合作者。事实上，它已经有了一个教育学派的雏形。2004年，我们正式打出了“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品牌，因为我不想让这个原创的理论和实践被淹没。2006年，《“新基础教育”论》正式出版。

　　20多年一路走来，坎坎坷坷。曾经有一些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退出了“新基础教育”，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身边总有一批又一批学校和老师加入进来。他们跟我一起创业，我不能向他们保证什么好处，他们能够获得的，除了自身的发展外，就是看到孩子们健康成长。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这个学派像一面旗帜，聚拢了我们这些有着共同追求的人。

　　此外，我想通过学派，触发更多教育学者为创建、研究中国自己的教育学派而奋斗。

　　《解放周末》：您为什么给学派起这个名称？

　　叶澜：记得有一次上台发表获奖感言时，我曾经这样说：“在我的教育学研究生涯中，最能打动我的两个字是‘生命’，最让我感到力量的词是‘实践’。”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有这样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教育就是“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教天地人事”：“天地”可以理解为自然科学，也可以理解为广阔的宇宙世界；“人事”指社会科学，包括人类文明的所有财富。“育生命自觉”就是要唤醒人，一个孩子原来不清楚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能做什么，通过教育和引导，让他内在的自我意识觉醒，最终达到生命自觉的状态。一个人有了生命自觉，他才能有精神的内生力，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娘胎”是中国，而非外国，它对教育问题的本质有一个中国式的表达。

　　《解放周末》：怎么理解“对教育问题的本质有一个中国式的表达”这句话？

　　叶澜：中国教育和教育学本应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在当前教育改革的实践中，更要注意分辨国外经验是否是“真经”。即使是“真经”，也不能拿来就套用。比如，有的学校以课程为主导开展教育改革，实行选修、走班制，主张取消班级。走班制等国外早已有之，对此我并不完全赞同。“新基础教育”研究有两个重要抓手，一个是课堂教学，一个是班级建设。自1994年始，我们就推行小岗位制：岗位由学生按需提出，人人有岗；竞争上岗，定期总结；动态轮换，岗位升级。同时还实行小干部轮流制，让每一个人都有锻炼领导能力的机会。我们的试验证明，在班级集体活动中，个人的自我能力得到了很大发展。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教育，既有集体的精神，又培养了个人的能力，这和西方个人本位的教育理念完全不同。

　　不久前，我写的《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一书被翻译成英语出版了。在一定意义上，这可看作中国教育学走向世界的一步。

　　《解放周末》：在“教育焦虑症”越来越普遍的当下，您认为“新基础教育”能够成为一剂解决问题的药方吗？

　　叶澜：我觉得它是一个药方，“真诚”是药引子。这个药方需要那些真诚地愿意改变教育现状的人去做，若无“真诚”为药引，这个药方是没有用的。但无论如何，我和周围的一些老师都在真诚地做着这件事情，我们希望能够带来哪怕是一点改变也好。

　　教育是社会公共事业。应试教育在中国的畸形存在，可比作毒害教育的“新冠肺炎”，这是一个值得引起政府、社会、家长深思的教育大问题。它光靠学校是难以彻底解决的，需要社会各界形成“抗疫”合力。

　　但是就学校而言，我相信，“新基础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学习成绩不会差。因为孩子一旦有了自觉性，能够积极投入教学活动，主动学习，他根本不需要反复做那么多题目。最笨的办法才是题海战术，效率极低。我们的试验学校大多是非重点的草根学校，这些草根学校经改革后，教师的精神状态和教育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潜力被激发了出来。有些原先不知名的学校，甚至还成了家长们择校的对象。

　　20多年的“新基础教育”历程证明：基础教育只要坚持改革，并积极践行，便可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路。

　　（来源：“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微信公号，原载于《解放日报》所属专刊《解放周末》）

　　来源丨《解放周末》

　　编辑丨校长派

　　版权说明丨校长派尊重原创，版权为原作者所有，若侵权，我们会及时声明或删除。

　　我们在一起，可以成为改变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