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古代官场：清官比贪官有时更招人恨？

人们对清官的信仰，在古代的法律文化中是极具代表性的一大特色。千百年来，人们对清官不断的期盼和赞美，并将他们的事迹广泛传唱，使得这种信仰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包拯、海瑞等著名清官的名字，就连街头巷尾的三尺孩童也都耳濡目染。

这种清官文化作为反映社会上广大普通民众心理的一面镜子，从宋元时期开始，一些小说、杂剧之类的清官文学开始出现并大量流行；就算是到了今天，在我们平时津津乐道的一些电视剧中，仍有大量的清官戏来延续这一传统。

在古代，普通的老百姓为他们所崇敬的“青天大老爷”立庙祭拜，使得他们在去世之后得以享用祭祀，香火绵延千年而不绝。这种现象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清官本身的可贵品质--清廉、正直、公正无私、体恤民情等等，还从另外一面反映出了一个隐含的可悲问题：贪官也与此同时层出不穷，像是砍不尽的野草一般不断地冒出来。

普通的平民老百姓，大多数人只想安稳度日，但却因为这些贪官而使得他们大多数时候都处于一种底层弱势地位。这个时候他们便渴望有人能勇敢地站出来，与贪官们斗上一斗，替自己做主，还大众一个朗朗青天。

由此看来，清官事迹是民众心理需求的集中反映，代表了古代社会里生存地位弱势的老百姓的心声，接近于一种画饼充饥式的心理补偿。

在老百姓的心中，清官可谓是一个完美的人，身上没有任何的瑕疵，接近于完人。然而，如果翻阅古人留下的笔墨，却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对于士大夫阶层来说，他们对清官的评价，确实不能让群众们满意，有时甚至大相径庭，让人错愕非常。

晚清小说家刘鹗在他的著作《老残游记》中，对这种现象有过相对比较直观的描述，他说：“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刘鹗为了佐证这一论断，在书中他塑造了两个清官，他们一个叫玉贤，另外一个叫刚弼，虽然他们两个平时都自命清廉，但是却有着极大的缺点，那便是同时又刚愎自用、滥用私刑，甚至是草菅人命，并且在他们身上发生了许多让人惋惜的冤假错案。

刘鹗认为，清官的问题在于他们首先使自己处于道德的绝对优势上，让他们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无愧于天地和社会的规则，对自己的行为有一种盲目的执着与自信，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只顾及一点而不顾其他，意即现在所说的“非黑即白”。因此，刘鹗觉得，清官们的这种心态，有时固然是古代官员们所必须持有的素养，但同时也会对国计民生无甚补益，甚至有时反而会使得事情往无法收拾的地步发展，出现诸如文中所说的冤假错案的现象。

对于古代的那些士大夫们，他们对包拯这个普通民众心中的青天大老爷的看法，与老百姓所普遍持有的尊重不同，他们更多的是会认为，包拯这类的清官他们的修养节操固然是使人敬佩，但他们在处理政事时，往往会有种盲目的自信，往往会凭借着道德制高点的支撑而一意孤行。

比如在宋朝时，与包拯处于同一时代的欧阳修，就对包拯的在弹劾罢免两位大臣后又替代了他们职位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觉得这样可能会带坏朝廷的风气，甚至会使“言事之臣，倾人以觊得，相习而成风”。

虽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历史上的包拯是抱着无私的心去做这件事，包拯也向欧阳修表明自己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欧阳修却始终对包拯的这一行为持否定和怀疑的看法，他认为包拯这样的避嫌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人的心是藏在身体内，别人是看不到的，但是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却是清楚地显现在世人面前，现在包拯的行为就是试图用自己别人看不到的内心，来对已经做出的行为（即前面所说的弹劾罢免后又替代了别人的职位）进行解释，这无疑很难使人信服。“夫心者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见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犹手探其物，口云不欲，人谁信之。此臣所谓嫌疑之不可避也。”

同时，他似乎还不过瘾，又很有针对性地对包拯所持有的道德优越感作了抨击，认为他这种做法并不值得提倡，对朝野风气的影响也不一定正面：“夫有所不取之谓廉，有所不为之谓耻。近臣举动，人所仪法。使拯于此时有所不取而不为，可以风天下以廉耻之节。”

与包拯相比，另一位著名的大清官海瑞，在士大夫这个阶层的口碑以及所招致的批评与猜疑，甚至要比包拯还要多，几乎到了为他们所不能容忍的地步。

我们如果理性地纵观海瑞的一生，毫无疑问，这是个为人正直且耿介清廉的官员，他自号“刚峰”，自己的所作所为也大都刚劲强烈，宁折不弯，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时时事事都以天下为己任。然而，他的一生命运多舛，他的几次为官的经历，也大都是以悲催收场。当然，这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天下皆浊我独清”的这种处世原则。

明朝万历皇帝对他的评价是，处理政事恐怕不是海瑞所擅长的，但是如果他的言行用来鼓励民风，也不是没有用处：“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这个评断，从表面来说，似乎像是一个表扬和鼓励，但是从深层次来看，则更像是一种批评与否定。万历皇帝虽然很相信海瑞的廉洁奉公，但他认为，耿介忠臣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道德风化的表率作用，在国计民生上无法有所作为。

在《施公案》中所塑造的主人公施仕纶，是与包拯、海瑞一样被民间称为“青天大老爷”的好清官。然而，在有人推荐他当湖南按察使的时候，作为清朝当时的统治者康熙帝却说，我虽然知道施仕纶是个清正廉明的好官，但是他遇到事情的时候容易偏执，如果百姓与士子发生讼案，他肯定会偏袒百姓，如果士子与豪绅富商发生讼案，他又会偏袒士子，作为官员处理事务，要让自己处于公平中正的地位，放才能不偏不倚，这样偏执的话我又岂能放心让他去做这个按察使的职位，如果让他管理钱粮之类的事，说不定更适合一点：“朕深知仕官廉，但遇事偏执，民与诸生讼，彼必袒民；诸生与缙绅讼，彼必袒诸生。处事惟求得中，岂偏执？如世纶者，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耳。”最终改授其为湖南布政使。

由此看来，士大夫对于清官的看法是与普通百姓截然不同的。他们更多是认为，清官在做事时，往往遵循一个“刻”字，这其中包括处事严苛，凡事偏执，不近人情等等之类，这都使得他们难以与清官相处。比如，海瑞就主张严峻刑法，并大加推崇明太祖朱元璋的一些残酷刑法，这当然会使得那些士大夫或是贪官们极为震恐，并因此对这种与他们格格不入的人群大加毁斥。然而，与此同时，这些清官嫉恶如仇，与贪官豪绅形同水火的区别，却也正是老百姓们喜欢他们的原因所在。

普通民众和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评价不一，耐人寻味。同时，对清官自己来说，他们也有很多不解与困惑，他们大多时候都会不容于官场，仕途也往往会潦倒不堪，最后不仅那些贪官对他们妄加诽谤，就连名臣仕林也对他们褒贬不一，这对古代视声名甚至重于生命的他们来说，不亚于一个世纪难题。

那么，这种现象真的是“天下皆浊我独清”使然吗？

清代名臣王辉祖在自己的著述《学治臆说》中，根据自己为官数十年的经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指出了其中的根源所在：“清”与“贪”相比，也只是“术”的一种运用，类似于战国时期各国变法时，“术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有问题，相反，有时这种道德上的洁癖与偏激的个性反而会不容于当世。

更多的，如果想从根本上让清官越来越多，贪官越来越少，要实行的是“法治”而不是“术治”，将官场清明寄希望于个人的品德修养，而不去谈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去规范古代官员的行为，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需要的是通过完善而严格的“法治”，推动社会的前进。那个时候，百姓不再需要清官来获取安全感，而贪官也不会再有容身之地。